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一、概述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1]这一新罪名是由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六）》而来，该《修正案》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修改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07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11号中进一步明确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一新罪名。尔后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正式取消了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罪名，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罪名，该罪名适用时间从2007年11月6日开始。
二、刑法条文
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刑法修正案（六）修改，原条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此款由刑法修正案七增加）
三、构成要件
（一）客体
本罪名在《刑法》分则中处于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因此，从一般客体来说，其犯罪客体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的具体客体，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追索财物的正常活动”，也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查明犯罪证明犯罪的活动”。我认为这两者均不能涵盖本罪的全部具体客体。一方面，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是案件的重要物证，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及赃物去向，并印证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等，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证明犯罪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是司法机关应依法追缴的范围，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在客观上给司法机关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造成了妨害，因此，本罪的客体应当是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
（二）主观方面
要求必须是一种明知,对于本罪的明知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一是明知的内容。应该是明知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只要行为人知道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时，就应当认定其主观上是明知，而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该物品是什么具体的犯罪所得，是如何所得，该物品具体是什么物品，有何价值等。二是明知的程度。行为人明知的程度必须达到知道是他人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而不能是一般违法所得。因而如果行为人只是知道该物品是他人违法所得，那么侵犯的将不再是司法秩序而是行政秩序，自然不应当构成本罪。
对 “明知”的理解。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前提条件。是否“明知”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证明“明知”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然而犯罪嫌疑人口供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其证明力随着口供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犯罪嫌疑人受趋利避害思维的影响，往往拒不供认其对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明知”。有的即使在侦查阶段作了“明知”的供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嫌疑人在知道自己的供述将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是否对自己的行为定罪量刑时，为了逃避刑罚，犯罪嫌疑人往往会推翻原来所作的“明知”供述。特别是在一对一交易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会矢口否认，极力否认自己是“明知”的，给认定犯罪造成很大困难。因此，正确界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成为打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关键。在司法实践中，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作“明知”供述，而又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其“明知”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对其是否“明知”采取推定的办法。由于这种推定是办案人员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形成的一种内心确信，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掌握，外延不宜过大。第一，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明知”的案件不适用推定。推定必须是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心态的前提下进行，如果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矢口否认，但有其他证据证实“明知”，则不必采用推定的方法。比如卖赃者（不少于2人）供述已告知犯罪嫌疑人赃物来源，或者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亲眼目睹了盗窃或抢劫赃物的过程。第二，在犯罪嫌疑人否认“明知”，但是其上游犯罪的卖赃者（只有1人）称已告知赃物的不法来源，也就是在证明“明知”的问题上，证据出现一对一的情况下，应该结合其他客观事实加以佐证。
司法实践中，如果在交易过程买卖双方都心照不宣，犯罪嫌疑人矢口否认，又没有卖赃者已告知收赃人赃物来源的供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
1、如果犯罪对象为机动车，那么直接依据《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司法解释关于明知的法律推定。
2、如果犯罪对象为机动车以外的普通财物，则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来判断犯罪嫌疑人对赃物不法来源“明知”的认识程度：一是看赃物交易的时间、地点，如夜间收购、路边收购 ，对“明知”认识的程度就大于白天收购、市场收购；二是看赃物的品种、质量，如果赃物属于刚在市场发行的新产品，则不法来源的可能性就大，因为合法的所有者不会轻易卖掉，除非抢劫或盗窃所得赃物；三是看交易的价格，是否显著低于市场价值，根据经验，一般卖赃者所得赃款仅仅是赃物鉴定价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四是看有无正当的交易手续，卖赃者是否急于脱手；五是看赃物与卖方身份、体貌的匹配性以及卖主对赃物的了解程度，等等。然后分别列出可证明“明知”的基础事实和可反驳“明知”的基础事实进行分析比较，再结合人们一般的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判断哪一方的事实和理由更为充分可信，最后推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的结论。
（三）客观方面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本罪客观方面包括“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窝藏，是指为犯罪分子提供藏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处所，有隐匿、保管的主观故意。转移，是指将犯罪分子搬动、运输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窝藏和转移均要求其犯罪程度达到足以影响司法机关正常的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活动的程度，如在一个房间内的转移赃物行为不能构成本罪的客观行为。收购，主要是针对1992年两高有关司法解释中所说的“低价购进、高价卖出”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针对以收购废品为名大量收购赃物的行为，是指有偿购入，然后再高价出卖的情况。要注意区别“收购”与“收买”的区别，收买是指买赃自用，其主观上是一种贪图便宜的心理，而不是故意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代为销售，是指受犯罪分子委托，帮助其销售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对于本罪的兜底条款“以其他方法”，则应当根据其主观故意及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司法秩序来进行判断，其核心标准在于掩饰和隐瞒两种效果。掩饰是通过改变物体的外部形状的方式达到与原赃物相区别，而避免被司法追缴的目的；隐瞒则是通过隐匿、谎称等方式，在不改变外部形状的情况下，使犯罪所得及收益及于一种不为人知的地点，避免被司法机关追缴。只要采取这两类方法，达到了妨害司法活动的程度，则是本罪的客观行为。
（四）本罪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是从理论上讲，本罪主体不包括上游犯罪实施人，即产生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实施人，而是帮助犯罪份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其他人。如果是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则属于在犯罪后对赃物的处理行为，在刑法理论上叫后续行为，为此前上游犯罪行为所吸收，不另行处罚。法人能够成为本罪的主体。
四、相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
第312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6月29日）
第十九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11号（2007年5月11日施行）
第一条 明知是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买卖、介绍买卖、典当、拍卖、抵押或者用其抵债的；
（二）拆解、拼装或者组装的；
（三）修改发动机号、车辆识别代号的；
（四）更改车身颜色或者车辆外形的；
（五）提供或者出售机动车来历凭证、整车合格证、号牌以及有关机动车的其他证明和凭证的；
（六）提供或者出售伪造、变造的机动车来历凭证、整车合格证、号牌以及有关机动车的其他证明和凭证的。
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涉及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五辆以上或者价值总额达到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2007年11月6日）
（九）“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刑法修正案（六）》第十九条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修改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关于本罪罪名，有观点认为可以保留过去已经习惯的罪名，即窝藏赃物罪、销售赃物罪等，再增加一个“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经研究认为，根据刑法的修改，本罪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对象都已经扩大了，应对原有罪名进行相应的修改，“窝赃”、“销赃”都是“掩饰、隐瞒”的手段，因此规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相应取消“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罪名。

认定
作为犯罪手段的“掩饰、隐瞒”行为之间是否存在选择关系
原罪名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是典型的选择性罪名,四种行为方式能够明确区分,选择适用不存在问题。修改后的罪名将本罪的犯罪手段扩大到所有的其他掩饰、隐瞒的行为，将犯罪对象由犯罪所得扩大到所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名表述也相应变更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这两种犯罪对象显然是存在选择关系的，应予区分；那掩饰、隐瞒这两种犯罪手段是否也存在选择关系呢？实践中作法不一，同一案件同一被告人所犯的罪名，可能是“掩饰犯罪所得”罪，也可能是“隐瞒犯罪所得”罪，又或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不仅司法工作人员不知所措，当事人更是云里雾里。笔者认为，两者应不存在选择关系。理由如下：
第一，所谓选择关系，是指各个选择性要素的涵义要有显著的区别，不能属于同义词或者近义词，外延不存在包容、交叉或重合。“掩饰、隐瞒”是对本罪行为要件若干表现形式的高度抽象，不具有可分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掩饰”的意思是遮盖修饰使看不出真相，“隐瞒”的意思是掩盖真相不让人知道，原罪表述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行为均可包含在其中。从语义理解，二者是一对近义词，生活实践中也都混同使用。有学者认为，可从犯罪客观方面加以区分 “掩饰、隐瞒”：如“掩饰”一般是指对犯罪所得通过一定手段、积极主动地伪装而遮掩其赃物的实质表现，而“隐瞒”却没有上述行为，仅对明知是犯罪所得不予公开。但司法实践中赃物种类繁多，各种掩饰、隐瞒赃物犯罪的行为也会非常繁杂，不胜枚举,这种区分显然是人为地将两个同义词硬性拆分，不符合常人对两个词语的理解，且有可能会把一部分行为排斥在本罪外。
第二，从立法目的来看，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对《刑法修正案（六）的理解与适用》，可以得知修改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扩大适用范围，是为了适应打击洗钱犯罪的需要。立法时主要考虑到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对洗钱罪虽然进行了一些扩大，但根据国际公约的要求，对于掩饰、隐瞒所有犯罪所得的财物及其收益的行为都应作为犯罪处理，在法律上应当明确。可见，对刑法原第三百一十二条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进行修正的目标价值之一，在于拓展本罪的行为要件，将具有遮盖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性质的行为纳入归责范围，与洗钱罪联动截断犯罪经济利益的流动路线。从这一目的出发，“掩饰、隐瞒”只能并列使用，不能进行选择。
行为方式是否包含“不作为”的掩饰、隐瞒行为
原罪名“窝藏、转移、收购、销售”，明显都是积极的行为，新罪名规定的行为方式除了上述四类行为，还规定了采取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那么，行为人知情不报、单纯的获益是不是一种“掩饰、隐瞒”的行为？例如，某甲碰巧看到了某乙盗窃财物的全过程，某乙叫某甲不要举报、并承诺会给其一定的好处费；某甲果真三缄其口，事后也从某乙处得到了承诺的好处费， 某甲的行为可否认定为构成本罪呢？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上的不作为是指以身体的消极举动不实施有义务、有能力、有条件实施的某种积极行为的情况，可见，不作为犯罪构成的前提是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义务。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积极举报犯罪虽为国家所提倡，但并不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或法定职责，举报犯罪涉及的仅仅是道德规范问题，法律无法对其进行约束。因此，某甲收受他人好处为他人盗窃保密，不应属于法律追究的范围。但笔者认为，认定某甲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并不在于其单纯的知情不报，即知道某乙实施犯罪而不向公安机关报告，而是在明知某乙实施了盗窃行为并因此项犯罪行为而获得现实的或潜在的所得或收益，仍获取其提供的好处，也就是说，由于某甲在保密的时候即已明知会因此获得某种利益，并最终实际获取了这种利益，从这一层面上，其行为仍应是一种“掩饰、隐瞒”行为。因此，在特定情况下，行为人看似的不作为行为也可能构成本罪。
本罪成立是否必须以本犯成立为前提？即对“犯罪所得”的犯罪应如何理解？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成立本罪需要有能够产生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犯罪。司法实践中一般理解赃物犯罪的“犯罪所得”是指构成犯罪所得,或犯罪即遂所得,即本犯的成立是赃物犯罪成立的前提。
本罪修改后，有人将“犯罪所得”的犯罪作扩大解释，认为犯罪所得不仅包含构成犯罪所得，也包含违法所得，理由是：一是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不适应。若以构成犯罪或犯罪既遂所得来理解“犯罪所得”中的犯罪，根据某省的立案标准规定，盗窃罪的立案数额为2000元，职务侵占罪的立案数额为10000元。如果行为人收购他人盗窃价值2000的财物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收购他人职务侵占价值8000元的财物反而不构成犯罪；还有司法实践中还常常有行为人多次或为多人窝藏、转移、收购、销售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赃物案件，虽然他人行为本身都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违法行为，但行为人处理赃物的行为却因累计计算，已达到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程度，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显而易见。但如果“犯罪所得”以“构成犯罪所得”甚至是“犯罪既遂所得”来认定，则上述行为无法被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有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二是与《刑法修正案六》对该条款的修正目的不一致。赃物是证实和揭露犯罪的重要证据，而赃物犯罪则是将这一重要证据隐藏起来或处理出去，客观上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创造有利条件。为了加大对赃物犯罪的打击力度，《刑法修正案六》对原条文作了修改，而执法者如果将“犯罪所得”理解为“构成犯罪的所得”，那么执法后果则与此背道而驰。三是与刑罚体系的完整性不协调。“使法律之间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现行刑罚体系对非法持有、买卖诸如假币、毒品、 *** 、弹药等违禁品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而将其他种类的违禁品划定为本罪的对象。如果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了此类违禁品，却要以这些违禁品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既遂所得来认定，显属不当，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刑罚体系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