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有举证时限制度中，由于没有规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司法实践中产生一定弊端。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其中包含了被称之为“证据失权制度”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该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得部分逾期提出的证据不再具备可采性，而将其排除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之列。因此，举证时限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和防止证据突袭，以保证民事审判的效率和公平。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以下弊端：一方面，在相当部分的案件中，由于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差，尽管无主观上的故意，也会发生逾期提交证据的情况，如果严格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显然这样的情形便会被视为当事人“放弃举证权利”；另一方面，对于对方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证据，如果对本方不利，当事人很显然不会同意予以质证，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必然是相关证据无法进入审理程序，导致法院难以查清案件事实，实体公正的实现会受到巨大挑战，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例如在杜某诉李某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中，原告诉称与被告是雇佣关系，因其拖欠被告工资，致被告将其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私自开走；要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物并赔偿损失36000元。而被告却主张二者系合伙关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在本案中，证人成为判断案件基本事实的关键。开庭审理时，被告提供的证人名单中，有的未带身份证，有的系长途货运司机未能在案件开庭当天赶回。法官未接受逾期举证，判决支持了原告诉求。此案被告申诉至检察院。经法院重新立案再审，调查发现当地类似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十分普遍，5名证人均证实两人系合伙。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由于原有的举证时限制度排除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往往使得“证据失权制度”成为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绊脚石。当法官面对另一方当事人及律师强烈的诘问时，即使有心维护实体公正，也因法律强制性的规定而没有回旋的余地，从而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这样，“证据失权制度”甚至会沦为一方当事人利用的工具。在僵硬的程序规定面前，诉讼能力较弱的当事人的实体公正被拒之门外；他们往往通过向检察院申诉等其它途径仍然奔走不已，“案结事不了”。该条规定本义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但有时却妨碍了更高位阶的公正价值的实现。

　　2013实施的新民诉法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该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本条规定在要求当事人及时提出证据的同时，赋予法官是否采纳逾期提供证据的自由裁量权。在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法官面对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发生冲突的情况，便可依法运用自由裁量权进行价值权衡。

　　国外民诉法举证时限制度中也有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定。如德国民诉法规定，只有在法官认为当事人逾期举证有重大过失，而且会导致延迟诉讼时，才动用证据失权予以制裁；在当事人逾期举证时，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动态地衡量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价值，最终作出决定。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中，逾期提出的证据也不一概而论地视为“失权”，均规定了逾期提出证据的一方可以向法院及对方当事人说明未能及时提出的理由，至于是否失权，由法官自由心证决定。

　　实践中，还曾出现过因为当事人逾期提出鉴定申请，被法官“说服”撤诉后重新起诉的情况。如果仅仅因为一方当事人诉讼能力过弱，导致法官开庭询问时才表达了鉴定申请，就阻却审判的继续进行，同样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在一些时限制度方面，增加规定一定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民诉法中相关程序条款的僵硬性，照顾到案件的实体公正；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合理价值与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