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解释，指根据语法、字义的惯常用法来解释条文的方法。

文理解释，也称“文义解释”，是解释刑法的基本方法。法条由语言文字构成，因此，没有特别的理由，对法条应当根据语言文字的惯常（或普通）用法进行解释。以此为前提，用文理解释得出的条文含义（的结论），被称为普通解释。文理解释既然是按照“最惯常”语言文字规则进行的解释，那么其方法和内容也属于普普通通的解释（普通解释）。因为文理解释根据“语法、字义”解释条文，注重法条字面（形式）意义，所以也被称为形式解释。

可见，文理解释与普通解释、形式解释意思相近，属于根据条文语法、字面最惯常（或最普通）意义的解释方法，只是说话的角度略有不同。

比如，强奸妇女罪的“妇女”包括一切女性，既包括中国妇女也包括外国妇女，既包括成年妇女也包括幼女。这是文理解释，同时也属于按照“语言最惯常用法”进行解释所得出条文内容（按照条文的文理不扩大不缩小）的普通解释，同时也是根据条文的语言文字“字面”（形式意义）作出的形式解释。

①文理解释是刑法解释的基本方法。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基础之一是（公民对自己行为是否犯法的）可预知性。实现这个要求的平台就是“语言文字的惯常用法”，立法者用它表达刑法，司法者、守法者用它理解刑法，借助这个平台实现明确性要求、可预知性价值。所以，文理解释成为刑法解释的基本方法，是制度的选择。

②“没有特别的理由”，应当首先采取文理解释的方法，接受这种普通解释、形式解释的结论。只有在文理解释行不通时，比如明显不符合刑法的目的，与其他条文存在明显冲突等，就需要在文理（惯常的语法和字义）根据之外寻求其他的解释依据，这些解释方法被统称为“论理解释”。

③即使是“有特别的理由”，也不能脱离条文的文理含义。如果脱离条文的文理含义，会彻底背弃明确性要求和可预知性价值，成为类推解释，属于不当的解释。

例：甲利用乙（男，14岁，弱智），以给乙买好吃的东西为由将乙拐卖，得款1万元。乙已满14岁，按文义不是拐卖儿童罪之“儿童”。如果根据乙只有8岁儿童智商认为他是“儿童”，则显然是脱离“儿童”一词的文义，是类推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