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死缓限制减刑指导性案例答记者问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三批指导性案例，其中指导案例12号李飞故意杀人案系为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理解与把握提供指导。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理解该指导性案例和死缓限制减刑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
记者：这次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李飞故意杀人案有什么指导意义？
负责人：该指导性案例旨在为正确理解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修正后的刑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死缓限制减刑制度提供指导。发布这一案例，着眼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死刑政策，体现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罪犯，又有效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更好地做到罚当其罪，实现刑罚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以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保障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体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体现了死缓刑罚的严厉性，有利于更好发挥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死缓限制减刑的立法完善，大大延长了部分严重犯罪的死缓犯的实际服刑期，使之被长期监禁，出狱后的人身危险性相应大大降低。通过长期监禁和教育改造，不仅可以有效预防罪犯本人重新犯罪，而且强化了人们对死缓严厉性的认识，有利于警示潜在的犯罪分子悬崖勒马，减少严重犯罪发生。
二是有利于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彰显尊重和保障死刑被告人的生命权，从而避免死刑立即执行带来的副作用，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三是有利于化解被害方的死刑立即执行诉求。过去由于死缓犯平均服刑十六七年，有的服刑十四五年便可获释，被害人亲属出于罚不当罪的认识或担心自身安全或受“杀人偿命”传统观念支配，往往对本可判处死缓的罪犯也强烈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被害人亲属提出，如果对被告人长期监禁，则可以接受死缓判决结果。现在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较之死缓不限制减刑，有助于减缓“杀人偿命”传统观念，对严格、正确适用刑法的误解、抵触，更易让被害人亲属接受，从而缓和被害人亲属与被告人及其亲属之间的尖锐对立情绪，有效化解被害方的报应诉求，也有利于贯彻落实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体现刑罚观念适应时代发展和进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记者：有人认为死缓限制减刑是一部分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刑，请问这一刑罚的严厉性体现在哪里？
负责人：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五十条增加了第二款，即“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刑法同时对限制减刑作了严格规定，不仅规定了较长的刑罚实际执行期，而且规定不得假释，使之与一般死缓犯可以减刑、假释明显不同，从而缩小了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在严厉性上的差距，开拓性地对死缓犯实行区别对待，并对部分死缓犯从严惩处，体现了这一刑罚的极其严厉性。
根据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对此类罪犯的实际执行刑期，除重大立功外，不能少于25年，加上必须有的2年死缓考验期间以及从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开始羁押到作出裁判一般1年以上的时间，实际羁押的时间至少28年，有的可能达到30年左右。
假如犯罪分子25岁左右犯罪，到55岁左右才能出狱。这样一方面犯罪分子通过长期教育和改造，与被害方的矛盾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减；另一方面，犯罪分子刑满释放后因年龄、体力、生理、心理等变化，基本丧失了重新犯罪再危害社会的能力。因此死缓限制减刑被认为是死刑的替代刑，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刑罚惩罚和预防特定犯罪的目的。
记者：请问如何把握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对象？
负责人：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对死缓限制减刑适用对象作出了明确规定，即仅适用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只有对符合该情形的案件，并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执行的，才可以考虑同时限制减刑。因其他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一律不得限制减刑。
需要注意的是，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列举的7种具体犯罪中，没有故意伤害罪。对于单独犯或者共同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不得判处死缓限制减刑，但如果被告人系累犯或者故意伤害行为属于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可以对被告人同时决定限制减刑。
从立法目的来看，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限制减刑，并不是为了单纯加重死缓的严厉性，而是为严格执行死刑政策、限制死刑立即执行提供更为科学的立法依据，创造更为有利的社会条件。即通过延长部分死缓犯的实际服刑期，充分体现死缓的严厉性，改变过去“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刑罚执行不平衡现象。
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虽不是独立的刑种，但实际上已成为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单纯死刑缓期执行之间的过渡刑罚，是为不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设置的替代措施，其适用对象实质是那些罪行极其严重，论罪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具有法定或者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但判处普通死刑缓期执行又偏轻的罪犯。
记者：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死缓限制减刑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负责人：为贯彻落实死缓限制减刑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5日公布了《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类案件审理程序作出规定，并在第一条要求“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人身危险性等情况”作出是否限制减刑的决定。
刑法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的范围和适用根据，在司法适用中必须严格遵循，并注意把握以下问题：
一是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注意防止两方面的适用不当。一方面，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仍要坚持依法判处，该杀的必须杀掉。对于虽系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但如果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如杀害多人或者“灭门”案等，应当根据法律明确规定和具体案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不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另一方面，对于通过依法审理，缓和矛盾，并取得了被害方谅解的严重犯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能够做到罚当其罪的，也不能简单地适用限制减刑，以免造成限制减刑的滥用。
二是应当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人身危险性等情况，综合分析决定。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被告人往往同时具有法定、酌定的从严和从宽处罚的情节。对此，应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在全面考察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犯罪的起因、动机、目的、手段等情节，犯罪危害后果，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因素，决定总体上从严，或者总体上从宽，依法作出罚当其罪、效果良好的裁判。要考虑情节本身的特点，如对同样被判处死缓的累犯，也要注意对特殊累犯、同种犯罪累犯特别是暴力性犯罪的累犯应充分考虑适用限制减刑，因为这些累犯的人身危险性更大。
该指导案例中，被告人李飞故意杀人，罪行极其严重，论罪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本案毕竟系因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事出有因，在社会危害性上不同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案发后李飞的母亲梁某某在得知李飞杀人后的行踪时，主动、及时到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将李飞抓获归案；李飞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抓捕时，顺从归案，并在归案后始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在本案审理期间，李飞的母亲代为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李飞虽系累犯，但此前所犯盗窃罪的情节较轻。综合上述情节，可以对李飞酌情从宽处罚，对其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时，鉴于其故意杀人手段残忍，又系累犯，与被害方形成很深的矛盾，故依法判处被告人李飞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