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紧急避险是通过损害一种合法权益来保护另一种合法权益的行为，因而避险行为的效果有二，一是要避免现实的危险，二是保护的权益要大于或等于损害的权益。因此，当两个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只要保护的权益大于或者等于损害权益，即使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生命时，也属于紧急避险行为。
　　关键词：紧急避险，生命权，人权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损害另一较小或者同等法益的行为。紧急避险的本质，是避免正在发生的现实危险状态，通过损害较小法益来保护较大或同等法益。

　　从概念上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危险状态——合法权益遇到正在发生的危险；避险行为——为避免危险出于不得已而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损害限度——造成的损害在必要的限度内。

　　在这里，什么是紧急避险的损害限度呢？什么是属于避险的必要限度呢？这引发了我们对紧急避险权益的比较。

　　通俗而言，限度条件就是保护的权益与侵犯的权益之间的等于、大于、小于之间的比较和衡量。

　　假设一：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均是财物，这两者是容易比较的，只要前者的数额大于后者的数额，这就是紧急避险，反之则是避险过当；

　　假设二：保护的权益是人身，侵犯的权益是财物，这也是好比较的，人的生命权远远大于财物权利，无可置疑，这也是紧急避险；

　　假设三：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均是人身，这就需要具体分析：生命权高于健康权，健康权高于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权高于自由权，如果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是以上这三对关系，比较也是不难的。但是，当保护权益和侵犯权益均是人的生命权呢？即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呢？

　　案例：某村女干部下乡做群众工作，在回来路上遇歹徒，此时天色已近黄昏，周围荒芜无人，女干部应歹徒要求，将自行车交给了歹徒，但同时要求将打气筒归还。女干乘歹徒蹲下看车时，抡起打气筒朝歹徒脑门一击，歹徒昏倒在地，女干乘机逃跑。终于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见到一户人家，女干投宿于此。户主老妇人对女干遭遇深表同情，并安排其女与女干同睡，女干睡于床塌外侧。歹徒清醒过来后回家，听其母描述，方知女干竟投宿到其家。为阻止女干报案，歹徒遂起杀意，杀人灭口，并与其母谈了此事。恰逢母子俩的谈话被女干听到，于是女干与歹徒妹妹调换位置睡觉。果真，半夜，歹徒摸黑进了房间，对准床塌外侧即砍。结果被杀害的正是歹徒妹妹。

　　法院对此案件的审定是：女干犯有故意杀人罪，是属于避险过当的故意杀人罪，但减免了对女干的刑罚。根据是：“生命权是最高的权利，不容许为了保护一个人的健康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更不容许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

　　然对上述案件，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说法一：女干的行为如果发生在国外则可能构成紧急避险，因为有的国家刑法规定允许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牺牲他人的生命（法益均衡说）。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认为，由于紧急避险是通过牺牲一个合法权益以保护另一个合法权益，所以不允许为了保护较小的权益而损害较大或同等的利益，对人的生命尤其如此（轻于说）。

　　说法二：女干的行为不但是紧急避险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善于同犯罪作斗争的英雄行为。

　　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对此案却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女干在这个案件中的行为是属于紧急避险的行为，原因是，女干所采取的牺牲歹徒之妹换取自身性命的做法是迫于无奈，周围的环境也无法给她提供一个更好的避险方法，除了牺牲第三者的利益以外，实无他法。之所以对此案定性为紧急避险，是女干确实是在无可选择的条件下不得为而为之的！主观上并没有恶意！因而不能简单的依靠法律条文的规定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本人赞同陈教授观点，从道德的角度讲，紧急避险确实需要以较大利益为前提，同等利益之下的牺牲是不能定性为紧急避险的。案中女干做法似乎为同等利益的交换，而且这种利益的交换是人的生命权的交换，按理论上来讲确实是不能定性为紧急避险。

　　然而，从法律的角度讲，本案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可以认定为紧急避险。因为：

　　一、法的理解需要考虑社会习俗、百姓心理

　　纯粹的法律是没有的。我国在秦国时期就有了法与礼结合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于是就有了董仲舒的《公羊春秋》。这是符合实际要求的做法，是将法放置于具体的环境下讨论的做法。接下来的《法经》、《秦律》等等，以至到清朝的《清律》都在审判过程当中考虑了民族风俗及社会道德、百姓的认可心理等因素。也就是清王朝颁布的《君主立宪》，照搬照抄国外的条文，不加考虑移植进入我们国家，并且做为法的执行者也没考虑百姓的接受心理，利用君主立宪欺骗百姓，最终导致了中华法系的告终！在法的执行中要充分的考虑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也是源远流长的。一时间要做到法律的纯粹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假设当时女干是有条件可以逃脱而仍牺牲他人性命的，这才可以定性为故意杀人，其主观恶意是明显的。恰恰，女干当初的处境及条件是非常恶劣的，不牺牲他人性命以求自保亦不得逃脱，这时仍约束其不得牺牲他人的性命换取自身性命呢，仍然不得牺牲他人性命以求全呢？由于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无辜的生命，一个罪犯的亲人的生命，或许在价值上这两者是不能替换的，但在事实上，百姓的接受心理上，这两者是否也是有一定的区别呢？我认为女干这种做法是符合紧急避险精神的！

　　二、道德与法的关系

　　女干行为在道德上或许是该遭受谴责的，然道德与法并不能混为一谈，违反道德并无意味着必定违反法律规定。

　　我国是一个重视道德礼教的国家，道德在百姓的日常行为当中起到根本性的影响。法是国家权威的体现，是靠国家强制力来实行的。道德与法是对立统一的，必要的道德是对法的补充，是对法的“盲点”的规范，因而道德在百姓生活当中是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然而，正是道德的广泛性和彻底性的影响，对我们的执法者更应该灌输处理好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思想，避免在执法过程当中，无法跳出道德的圈子，凭主观好恶断案。给当事人造成诸多的不公！作为法的执行者必须终于法律事实，忠于实际关系，实事求是，维护法的尊严！




　　三、人生而平等，生命权的平等

　　歹徒其妹在本案中作为牺牲品，世人深表同情，然细想亦无他法。女干与其妹并无身份尊卑之分，亦是平等主体，然凭什么要求女干就得一定遭歹徒毒手呢？误杀其妹，对于歹徒而言是教训，对歹徒罪恶行为是弥补，对其母的包庇是警告。这案件代价是惨重的，然女干的牺牲是更为惨重的！牺牲女干唤醒不了歹徒的良知，亦无法给歹徒以警训，甚至，罪犯一旦得逞后，便不再畏惧法律，一手遮天，无法无天了，其妹的牺牲在这或许也是对歹徒犯罪行为约束的一个机会。

　　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这种惨剧的发生，牺牲女干也好，牺牲第三者也好，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生存的人应当是从惨剧中吸取教训，而不是“己所不欲仍施于人。”

　　四、法不要求每个人都要道德高尚

　　假如一颗炸弹就在你身边，即将爆炸，在这关键时刻，情况紧急，你必定是会将其踢开，炸弹炸死了另外一个人，或许是多个人，或许是一个群体，这个时候你会被定罪吗？还是紧急避险过当吗？这显然是真正的紧急避险，即使这里赔上的是一个群体的生命，那也是没法中的法啊。

　　紧急避险中的规定不能纯粹的理解为一生命换取另一生命是禁止的，应当在具体条件下具体分析，也应当符合社会的公德，百姓的接受心理，不能一概而论。就本案而言，同是受害者女干，如无罪释放，其最多是虚吓一场，然如法院将其行为定性为紧急避险过当，即使是有罪无罚，但这两种后果是大不同的。对于一个有过罪的女干，百姓心理还能承认她的干部身份吗？从杜培伍案例中我们知道要象以前一样完璧无痕是不可能的了。形象破碎就是破碎，再怎样的粘贴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对女干是不公平的，她也是受害者，不能让她再承受这样的后果。因而，审判案件时，法官应当在严格遵守法律前提下，也要充分考虑具体案件事实，结合实际情况做出定夺。

　　这里并不是不主张法的权威，只是法的权威的主张应在是社会承受能力之上。法官做为法的执行者更应该注意法的贯彻！我们不希望法官在审判案件结束后再附上所谓的“温馨话语”，充当事件的调节角色。这种做法固然符合我国百姓息讼心理，然而类似这样的话语只会使法律庄严的审判结果受到削弱而已。一个法的代表者在执行法时心中就应该要有法，同时要有社会公德和道德认识，做出正确的判决。一旦判决产生了，便不需再画蛇添脚，这样只会使法的权威受削弱。希望法官在审判案件时能将自身置于自然条件中，是对事实的忠实的裁决，而不是做出裁决后再发感概！

　　五、与正当防卫中无限防卫权的比较

　　97年修订后刑法对无限防卫权有如下规定：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对上述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从纯粹的法律条文理解上说，在紧急避险中，我们重视人权，规定不能随便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这符合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生命权的体现。为何在正当防卫中，无限防卫可以轻易了结一个人生命呢？虽然紧急避险中牺牲的为第三者的利益，正当防卫则为不法侵害者本身的利益，但能因为这二者的身份不同就可以了结别人生命吗？如果答案是的话，那就只能证明我国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因为在法律面前人有身份之分；如果答案为否的话，那么紧急避险中关于 “在实行紧急避险中，不允许为保护一个人的生命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的规定是不成立的！

　　当然，紧急避险之所以规定不能以一生命换取另一生命，是避免不法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条文的可乘之机，借刀杀人。因而，我国规定紧急避险“不容许为了保护一个人的生命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是合理的，以禁止性的条文约束了人们的行为，只是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从纯粹的法律出发，过度的执法亦为不法！

　　六、我国的疑罪从无原则

　　我国现实行“疑罪从无”对于嫌疑之人我们应都给予证明，无法明确证实其有罪便无罪，这符合尊重人权的要求，宁可错放一个也不能错判一宗，对于嫌疑人我们能有如此宽容之心，对于实行紧急避险之人，我们更应该慎重宽容才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有多高，从一个国家对罪犯的宽容程度有多大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从以上六个方面，我是赞成陈教授对案例的解释。在依法治国的社会里，我们除了要更好的依照法律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在执法过程中，我们也应该充分的考虑到法的执行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法在实际中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施！

　　参考文献：

　　陈兴良 《刑法总论》 人民法院出版。

　　陈兴良 《刑法教学案例》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陈光中 徐静村 《刑事诉讼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刘明详 《紧急避险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黄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