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中国民商法律网
【关键词】民法典；时代使命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九届人大常委会在2002年的最后一次会议(第三十一次会议)上首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这标志着多年来备受关注的民法典起草工作正式进入立法程序。可望十届人大常委会将继续这一立法工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完成草案的审议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但是，一读的草案毕竟是一个初步的草案，也许因为其太不成熟，有关部门甚至不愿意公布这一草案。笔者认为，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已经进入十分重要的时刻，而正确认识制定民法典的时代使命，是关系到这一‘举世关注的基本法律成败的关键。

　　为什么要制定民法典？仅仅因为现在的民事立法过于分散、部分民事法律阙如就一定要制定一部民法典吗？这样的答案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英美法国家的民事法律规范更为分散，他们却没有制定民法典的需求：如果仅仅是缺乏某些民法制度(如物权法)，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制定相关的单行法律，也不需要制定民法典。

　　《拿破仑民法典》的制定与颁布肩负了总结与确认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神圣使命，《德国民法典》的颁布与制定更是肩负了确认与巩固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历史使命。近两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制定了民法典，其中不乏在立法技术上借鉴法国和德国民法典并超越法国德国民法典的，但是却鲜有如法国德国民法典一样流芳百世的。探其原因，在于法典所承载的历史使命。21世纪之初的中国之所以需要制定一部民法典，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在经历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社会关系尤其是市民社会领域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今天制定民法典，要全面总结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将成功经验以民法典的形式确定下来，为民事主体提供细密的行为规范，为司法部门提供更便于操作的裁判规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胜枚举，其中对民法典之制定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包括：(1)国家逐步进入法治时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国家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2)国民经济持续较高速度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社会水平得到较大提供，国家综合实力增强；(3)经济体制方面完成了从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以加入WTO为契机，逐步实现了与世界经济体制的接轨：(4)人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权利意识高涨。

　　在这样一个社会条件发生了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制定我国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我们应当肩负起自己的特殊时代使命：(1)制定民法典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制定的民法典要全面体现现代法治的精神和原则；(2)民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法律体系，因此我们制定的民法典应当全面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3)民法是确认与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利的基本法律，因此我们制定的民法典应当对自然人和法人的各种人身权做出详细规定，并对侵权的民事责任做出相应的规定；(4)民法典作为调整市民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律，因此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当深入研究20多年来我国婚姻、家庭和继承、收养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民法典的制定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继承和收养制度，这些制度不仅要反映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还应当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中华民族13亿人口告别旧体制走向新时代，构建咱新的民事生活方式，它的意义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更是全人类的。这样的时代使命既是我们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应当承担的，也是经过最大努力能够实现的。而肩负这样的时代使命一旦竣工，也必将傲然屹立于最优秀民法典之林。如果说《拿破仑民法典》是以“革命的法典”立于人类最优秀民法典之林、《德国民法典》是以“统一的法典和专家的法典”立于人类最优秀的民法典之林的，那么我们制定的民法典将以“改革的法典和进步的法典”立于人类最优秀的民法典之林。

　　没有使命感、缺乏理想是不可能制定一部有价值的民法典的。我们现在制定民法典，不能是对已有的各种民法法律进行简单的汇编或者仅仅是对目前尚处于阙如状况的民事法律进行“拾遗补缺”，而应当是从我们所要制定的民法典之时代使命出发，对已经制定的民事立法进行全面地清理，对民法司法经验和民事习惯进行系统地总结，对民法学说进行深入地研究，对域外民法理论和立法、司法判例进行更多地探讨。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民法典的立法指导原则、规划和大纲，并用3-5年的时间完成民法典的起草。

　　制定民法典，不仅为政治家实现抱负、官员施展才华、学者激扬文字提供了百年难遇的机会，它更为我们中华民族走向法治、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因此，现在更需要的不是急功近利，也不是浮躁或者哗众取宠，而是脚踏实地的研究和创造。我们应当深入下去，深入到浩瀚的法律文献、立法资料和审判案例中去，探讨我们的民法典的原则，设计相关的制度和规范，为制定一部面向21世纪的中国民法典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新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