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经济日益全球化、政治日趋多极化的时代，中国宪政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抵消甚至超越西方宪政的比较优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执政者就无法从根本上稳固其执政的正当性。可以说，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时代的政府，如果不能有效地凸显出本国宪政相对于他国宪政的比较优势，就势必会动摇民众对它的信任，从而动摇乃至丧失其执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竞争的角度出发去思考中国宪政在世界宪政中的定位问题，似乎比单向地、仅从本国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要更有助于我们对未来中国宪政出路的理解。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市场，把中国公民比作消费者的话，那么在这个大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关于宪政的产品大抵有以下三种：一是已有的西方模式，主要是英美模式；二是现有的中国模式；三是尚在探索阶段的还未成型的中国模式。在这三种模式之中，第二种模式无疑是我们质疑和批判的对象——正是由于有了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我们才对已有的宪政模式有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由此才需要进一步讨论中国宪政的定位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向第一种模式全面靠拢？还是发展出独特的第三种模式？

照搬和模仿西方模式似乎很难行得通。一方面，站在民众的角度讲，照搬和模仿无异于隔靴搔痒，挠不到痒处。因为英美模式源自于英美的实际生活和历史文化传统，回应的必然是英美民众的需要，解决的是也必然是英美国家的实际问题或矛盾，因此要回应中国民众的需要，解决中国特有的实际问题或矛盾，就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另一方面，站在政府的角度讲，照搬和模仿很难有所成就，原因在于政府很难改变民众既有的对于英美宪政的良好印象。一提起民主、宪政，许多中国人很可能不假思索就会想起美国或英国，如果模仿甚至照搬美国或英国模式，中国政府即便做的再好，也不能期望民众的好评超越其对于美国及英国宪政的良好印象——然而，正是民众对于本国政府的这种好评或者良好印象成就了一个政府执政的正当性。民众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美国的宪政已经发展了200多年了，中国的模仿和照搬才刚刚开始，在同样一条道路上，姗姗来迟了200多年的中国宪政再怎么风驰电掣也很难赶上美国宪政这趟已进入平稳快速运行阶段的列车。这就是同质化的缺点，后起者很难做到异军突起，与先行者并驾齐驱。当政府无论如何尽心去做仍然无法得到民众认可的时候，这个政府存在的正当性何在呢？政府虽然疲于奔命，民众却怨声载道。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行车轨道，去发展一种特有的中国模式。

在中国走向强大的历史进程中，民众首先需要的是一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宪政模式，因为这是生存之所需，如果我们所坚持的某种模式并不能有效解决和回应中国的实际问题，那么这种模式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这种对于中国特有国情的回应本身就当然隐含了中国宪政模式的某种“特殊性”——它只解决中国问题，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更进一步说，这种中国宪政的基本模式还必须具有某种独特性——这是发展之所需。正如前面所述，要实现“赶英超美”，要走迅速强大的道路，就必须走一条与西方有重大区别的宪政道路。只有选择在一个新的轨道中另辟蹊径快速前进，我们才能避免在同一个轨道中注定无法赶超前行者的尴尬。甚至可以说，这种“独特性”或者说“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重大区别”是中国宪政在后起的情况下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不二法门。同时，也恰恰是这种来源于中国特有国情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重大区别”将会成就中国模式在世界宪政文明中的独特地位，并也一定能将为中国政府的执政提供最为根本和有效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因此，我们必须要找到中国宪政道路中与欧美宪政模式不同的那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重大区别”来，并及时加以总结、提炼和推广。首要的关键是要有“重大的区别”，其次是要求这种“重大的区别”应该能够有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和矛盾。没有“重大的区别”，中国模式一方面无法与欧美模式相提并论，平等相待，只能永远谦卑地做了“跟屁虫”，由此，政府也就永远无法满足公众对其超越欧美的期望，因为政府无论模仿的有多好，也都不能掩盖其为“山寨版”的本质；另一方面，发展不出自己特有的“绝活”，想要迅速超越欧美，在事实上也确实几乎没有可能——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做到人无我有，才能无往不利，稳操胜券。而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中国实际问题”，“重大的区别”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那种为了区别而区别的做法显然不是“人间正道”，是无法持久的“事业”，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迟早有一天，民众会发现其中的猫腻，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在根本上予以动摇。
 
【作者简介】
吕升运，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