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财产公证”它是指公证机关依法对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就各自婚前财产和债务的范围和权利归属问题所达成的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给予证明的活动。① 当前，婚前财产公证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未婚夫妻在结婚登记前达成协议，办理公证;第二种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达成协议，办理公证。广义的婚前财产公证还包括夫妻财产约定，即夫妻对婚后双方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归属等问题做的约定。从定义可以看出，婚前财产公证的最终实质作用是保护夫妻双方的权益，使其不会因为身份的改变而使婚前个人财产的控制主体发生变换，从而可以减少家庭纠纷。更需要指出的是，从定义可知，婚前财产公证是男女双方的协议行为，即使完全符合民法中的自愿原则，其公证行为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当今社会的争议焦点就是婚前财产公证对婚姻感情的影响，从而引出对于婚姻，夫妻感情与夫妻财产两者之间的重要性的比较问题。而笔者认为，婚前财产公证对婚姻的只有权益最终保障的积极影响，而不会有夫妻感情的消极影响。

　　婚前财产公证的实质作用是保障夫妻双方的权益，那么公证行为与婚姻登记行为便没有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1条明文指出：“为了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实施，加强婚姻登记管理工作，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处理违法的婚姻行为，根据婚姻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② 可见，我国实行结婚登记的意义主要有三方面：一、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实行。 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及时防止和惩治违反婚姻法的行为。婚姻登记采用了法律手段明确了婚姻双方主体的身份;婚姻法律法规则明确了婚姻双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而婚前财产的公证行为则是婚姻当事人通过婚前协议对婚后责任的落实，同样使得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婚姻法律法规尽力地保护婚姻当事人的权益，始终以当事人权益作为出发点，而婚前财产公证同样能够产生保障当事人权益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婚前财产公证应该作为一项权利供婚姻当事人选择性地行使，而不应该以婚前财产会破坏夫妻感情为由摒弃婚前财产工作，单纯地认为婚前财产公证是对夫妻双方的不信任。笔者总结，既然婚姻双方当事人能够接受婚姻登记，能够接受婚姻的相关法律法规，那么应该同样去接受具有保障权益效力的婚前财产公证，因为其效力是相匹配的。然而，当今产生争议的本质问题是人们对新产生的婚前财产公证这一新事物的结束需要一个认识阶段和适应的过程，故此，婚前财产公证所引发的感情与财产重要性的比较观念并非是争议的真正焦点，对婚前财产公证的接受过程的长短反而是当今社会上所讨论的真正焦点。

　　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自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全国法院审理的离婚案平均每年递增9.08%;仅1999年，全国法院审理的离婚案就达119.9万件。据了解，这些离婚案中多数涉及财产纠纷。从数据的显示可知，经济发展带动下的文化发展，人们对婚姻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婚姻的稳定程度已经呈直线下降，这也反映了当代人们对婚姻的自主操作权的空间越来越大，“速食婚姻”、“闪电婚姻”的出现频率是越来越高，能否同意离婚不是两者之间矛盾最尖锐点，而离婚后的财产分配才是原夫妻双方持续争执的焦点，最终聚焦在法庭的也是婚姻财产的纠纷问题。可以说，财产在人们潜意识不愿意让其成为阻碍物的心态下，仍然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其存在不仅仅是婚姻的障碍物，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其便有化身为控制婚姻的操作体的现实可能性。故此，对于当代的婚姻，夫妻财产的地位必须得到全新观念下的摆正，而不是片面的纯碎的摒弃，更重要的是，夫妻财产应该需要相关程序使其在合法合理合情的前提下得到运作。

　　如今单纯地比较婚姻中，感情重要还是财产重要完全失去了现实意义。因为思维主体已经发生了价值衡量标准的变化，再作以往简单的比较可说是“无谓”!婚前财产公证行为的不断出现，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当代婚姻双方主体对财产在婚姻中的价值定位产生了更换意识。婚前夫妻财产的公证反而使夫妻的感情得到了保障，因为财产公证行为使婚姻从纯粹的感性行为进化为理性行为，即如社会学家所说，婚姻是人们感情发展的高级形式，婚前公证则体现了现代人对自己今后婚姻生活的高度理性。一旦婚姻附上理性分析，婚后问题在能够预料并提前解决的前提下，婚姻进程可谓是顺利进行，甚至将永久进行。

　　综上所述，婚前财产公证是当代人对婚姻的高度理性的体现，也是有效地降低离婚率的一种手段。婚前财产公证实质是一种对婚姻双方当事人切身权益的保障措施，婚前财产公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金钱、财产为筹码的功利性婚姻，而且是解决今后婚姻、财产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经过理性的分析，通过合法的保障，婚姻的真正意义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