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本文发表于《广东律师》2010年第4期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一、案情摘要

陈某于2008年10月13日入职某公司。2009年5月2日，陈某在工作期间感觉身体不适，于上午10点、下午5点请假外出看医生。吃完晚饭后，陈某回到公司加班，晚上10点，陈某下班回家。次日凌晨1时，陈某在宿舍脸色苍白、浑身无力、身上大量出汗被送往医院抢救，凌晨5时，医院宣布陈某抢救无效死亡。

二、争议焦点

本案公司方认为陈某虽然于5月3日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但其突发疾病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能视为工伤。陈某虽然于5月2日身体不适，但身体不适不属于突发疾病，也不能视为工伤。社保局认为陈某5月3日的突发疾病是其5月2日身体不适病情的加重，其突发疾病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４８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的规定，作出了视为工伤的工伤认定。

三、法院判决

此案中公司没有为陈某办理工伤保险，社保局作出视为工伤的工伤认定后，公司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起诉、上诉等法律程序，但法院最终判决维持社保局的工伤认定。

四、律师分析

上述争议焦点其实可以具体分为两个问题：第一，陈某5月3日突发疾病是否为其5月2日身体不适病情的加重，该部分事实由谁来证明。第二，陈某5月2日的身体不适是否为《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突发疾病”，如何定义“突发疾病”。

本案社保局作了相应调查，陈某5月2日外出看病没有就诊记录，因为那家诊所没有营业执照。根据陈某多位同事的陈述，陈某5月2日上班时就脸色苍白、大量出汗，其症状与5月3日凌晨的症状差不多。

公司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既然社保局认定陈某死亡视为工伤，就应该证明陈某5月3日突发疾病是其5月2日身体不适病情加重的结果，社保局并没有提供陈某5月2日的就诊记录，无法证明陈某5月3日的病情与其5月2日病情之间的联系。

社保局认为，根据陈某多位同事的陈述，陈某5月2日的症状与5月3日的症状差不多，其发病是一个连续的、发展的过程，完全可以证明陈某5月3日的病情是其5月2日病情的加重。

其实，行政机关对其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领域的常识，因此，本案应由社保局承担举证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保局的证据能否证明陈某前后病情存在联系。本案虽没有陈某5月2日的就诊记录，但是根据陈某多位同事的陈述，陈某5月2日与5月3日的症状存在一致性，且5月2日身体不适与5月3日的突发疾病相隔不到12个小时，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完全可以说明陈某5月3日的病情是其5月2日病情的加重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可以直接认定”的规定，可以证明陈某5月3日的病情是其5月2日病情的延续和加重。当然，如果公司提供反证，足以证明陈某5月3日的病情与其5月2日的病情无关（例如，陈某下班后感染H1N1医治无效死亡），则可以推翻上述日常经验法则，但本案公司没有提供任何对抗证据。

关于第二个问题，公司方认为身体不适最多只能视为疾病，但是不属于突发疾病。从《工伤保险条例》本身的措辞来说，“突发疾病死亡”、“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无不表明突发疾病中“突发性、剧烈性和严重性”，陈某5月2日虽有身体不适，但是并无大碍，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突发疾病”。

社保局认为《工伤保险条例》并没有对疾病的种类和程度作出特别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第三条中对“突发疾病”也作了解释，认为“这里的‘突发疾病’包括各种疾病。‘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据此可以断定身体不适也属于突发疾病。

本律师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突发疾病”应如何理解，应结合“突发疾病”的文义解释和“视为工伤”的立法精神而论。

从文义上来看，“突发疾病”如何解释关键在于结合第十五条的规定而作出整体性的解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为“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中的“或者”二字，表明“突发疾病死亡”与“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系并列关系，也即互不包含的关系。而“突发疾病死亡”与“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要形成并列关系，重要的分界点就在于“死亡之前是否经抢救”，而不在于“48小时之内还是之外”，因为“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外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不能视同工伤，不能与上述视同工伤的两种情形处于并列关系。既然分界点在于“死亡的后果是否经抢救”，也即表明“突发疾病死亡”的完整意思应该为“突发疾病未经（来不及）抢救死亡”，将“突发疾病未经（来不及）抢救死亡”替代“突发疾病死亡”重新填入上述条款，不难发现处于并列关系的“突发疾病来不及抢救死亡”与“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中，“突发疾病”均与“抢救”（而非“医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工伤保险条例》在上述条款中之所以采用“抢救”二字而不采用“医治”二字，不仅是因为汉语的搭配习惯（“疾病”对应的为“医治”，而只有“突发疾病”才能对应“抢救”），更是因为采取一般“医治”手段就可以应付的“疾病”与需要“抢救”才能应付的“突发疾病”在疾病严重程度上存在着天壤之别，可以这样说，“突发疾病”是指需要立即抢救否则会导致短时间内死亡的疾病。

从“视为工伤”的立法精神来看，一般的工伤认定须遵从“三工原则”，也即“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工作原因伤亡”，但是在遵从一般原则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劳动者的权益，特别设立了“视为工伤”的制度。《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就是这样的“视为工伤”制度，它在要求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条件下，并没有要求“因工作原因”伤亡，而只要“突发疾病”死亡就可以了，但是却对“突发疾病”死亡作出了严格的限制，这就是法律设立“视为工伤”制度的既特殊保护又严格限制的立法精神，其严格限制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对虽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发病但只是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工伤保险条例》已经对《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作了修改，即不再认定为工伤或者视为工伤。其次，对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也是作了严格区分，将超过四十八小时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排除在“视为工伤”之外。最后，对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发病死亡情形中的病情程度也作了严格限制，即只有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才能视为工伤，对于非“突发疾病”，即使最终可能引发突发疾病并导致死亡，但只要“突发疾病”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其最终死亡也不能视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之所以作出如此严格的限制，主要也在于平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视为工伤”毕竟不符合“三工原则”，过分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不是因为“工作原因”而致劳动者的损失，则只会挫伤用人单位生产的积极性。实践中，《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主要是对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猝死的劳动者的特殊照顾。猝死即急骤死亡，虽不是因工作原因发病而导致死亡，但是因其病情的突发性和后果的严重性，为了安抚死者家属，特将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的猝死视为工伤。

综上分析，陈某5月2日的身体不适虽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但不能视为“突发疾病”；陈某5月3日的“突发疾病”虽然在四十八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但是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此案认定“视为工伤”有欠妥当。
 

【作者简介】
谭卫山，劳动、保险纠纷专业律师，现执业于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清，斯比泰（深圳）有限公司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