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地政府救市行为引发的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席卷了我国房地产、金融、汽车等许多行业。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各地楼市出现了市场低迷不振的情况。面对这种形势，西安、重庆、长沙、南京、杭州、上海等许多城市出台了保持当地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简称“救市”），采取了包括财政补贴、降低交易税费、增加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等一系列政策和行为。虽然这些措施和行为引起了广大公众的议论，形成了救与不救两大阵营，正反两方都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救与不救，而在于救市措施如何出台，救济应该救谁，救市的理由是否充分。[1]如果能深入考察政府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原因，那么我们也许不会轻易地在观点上走向极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几乎各国政府为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都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有所作为。目前，我国房地产交易量上升，楼市有反弹回暖的迹象，[2]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之前政府采取的财政补贴等措施已初显成效，尽管这些措施的采用还有待完善。
　  在各地政府纷纷为实施政府救济措施而作出的行为中，有一类行为特别值得人们关注，即财政补贴行为，具体可以分为：一是财政补贴。比如，西安市政府对客户购房款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分1. 5%、 1%、 0.5％三个等级；成都市政府针对购房者购房实施财政补贴等等。二是公积金贷款。如在上海，政府为应对危机，针对购房者上调补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符合条件的家庭最高可贷60万元。从法学的角度看，这些财政补贴（又可称之为亏损性补贴行为）以及公积金贷款（即政府贷款）行为都可以归属到政府补贴之中[3]。而政府补贴，是指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了实现特定的公共利益目的，给私人主体发放财政资助的行为，从实质上说属于行政私法行为。所谓行政私法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利用私法形式以直接实现行政法目的或者任务、兼具公法私法双重性质的新型行为。行政私法行为的主体为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私人主体，目的是兼顾实现行政法上的目的或任务和私人利益，形式上是与私法行为相似。笔者认为，行政私法行为一般适用于给付行政领域，在日常行政中较为常见，而如今政府机关已将之用于应对金融危机，说明此类行为在危机时刻同样能够发挥作用。但是，源自德国、扩展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私法行为及其理论，并没有得到我国大陆学者的应有关注。作为一类特殊的法律行为，行政私法行为的法律性质、法律适用、法律约束等问题也值得讨论，而实践中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采用此类行为时并没有把握其特殊性，是导致公众误解和非议的深层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应该关注探讨此类行为的特殊法律性质问题。
　  二、研究政府补贴等行政私法行为性质的重要意义
　  作为行政私法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补贴行为，是以给予补贴受领人一定金钱补助的私法手段直接实现补贴目的的行为。这类行为与传统的民事行为、行政行为都存在明显的界限，具有独特的法律特征。研究行政私法的特殊的法律性质，对于行政法理论的发展和行政实践的深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立法机关树立正确的立法理念。我国从法律渊源上说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公法、私法划分明显，相应地有关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往往会首先考虑立法条文和规则的部门法属性。然而当今行政法出现了公私合作的理念，构建公私合作行政法也许成为将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行政私法行为是公私合作理念在行政法的深刻体现和动态表现，为此我们的立法机关或部门首先树立公私合作的新理念，要从总体上把握行政法，将行政私法行为归于行政法的规制之下，制定行政法规范时尽可能兼顾公法和私法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并用公法、私法的调整方法，确定行政法的法律规则时，应综合考虑运用公法和私法。
　  其次，有利于行政机关合理使用这类行为。政府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使用行政私法行为并非没有限制，而应该遵循特定的条件约束，目前各地政府的此类行为之所以受到质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机关没有把握这类行为的特殊性质。由于这类行为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这就决定了它必须遵守特定的条件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目的条件和主体条件的限制。目的条件要求政府部门采用的这些行为必须真正出于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而不是为了部门利益或者开发商利益；主体要件要求政府机关在选择补贴的私人主体时应该考虑真正需要购房的中低收入人群，而不是开发商或者受开发商指使的“房托”等。此外，由于财政补贴、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行为涉及到公共财政的重大问题，需要经过人大的审议，要受到宪法的制约比如公民平等权、社会保障权等的约束。只有真正考虑这些条件和性质，政府部门采用的行政私法行为才能得到广大公众的拥护。
　  再次，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和确定救济路径。虽然我们国家的法院没有建立行政法院，但是实际上内部存在类似的分工，司法机关在审判有关行为争议时常常涉及到对行为性质的断定。一般而言，如果把行政私法行为界定为私法行为，那么此类行为一般适用私法；如果把行政私法行为定性为公法行为，那么它一般适用公法；如果把它定性为兼具公法、私法双重性质的行为，那么它应同时适用公法和私法。但是实际上行政私法行为性质与法律适用并非完全一一对应关系，这就更增加了此类行为法律适用的复杂性。同样，这类行为的性质如何界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争议发生时当事人选择法律救济的路径，决定了由哪个法庭进行受理和裁判。
　  最后，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理论甚至行政法学的深入研究。在传统观念中，行政行为只是公权力行为，并没有像台湾学者那样把行政分为高权行政（公权力行政）和国库行政（私经济行政），而又把后者原则上分为行政辅助行为、行政营利行为、行政私法行为。[4]所以，在行政法领域引入行政私法行为这一概念，有助于革新人们对传统行政行为的认识，认识到行政行为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权力行为，而且包括诸如行政私法行为等弱权力行为。另外，行政私法行为等行政手段的私法化及其法律性质的公私法融合，预示了行政法私法化的发展趋势，有助于重新定位行政法的学科性质，以建构符合实践需要的现代行政法学学科体系。
　  三、性质定位：行政私法行为应兼具行政法、私法的双重性质
　  行政私法行为到底是一类什么性质的行为呢？行政行为，私法行为，抑或其他行为？当然这些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一个理论前提：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或者至少承认公私法的存在。而如今，公法和私法之间不断渗透和融合，出现了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的新趋势，在此新形势下如何判断这类行为的法律性质更具有意义。
　  （一）目前学界关于行政私法行为法律性质的主要观点
　  关于行政私法行为性质的界定，由于该行为与传统公私法二元论的法观念相冲突，加上该行为本身的难以把握，国内外学者对此探讨之初便陷入众说纷纭之中，主要有3种学说：
　  1．私法行为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分别从法律关系（此类行为形成的关系为平等的私法关系[5]）、主体（行政机关立于私人相当的法律地位[6]）、法律根据（行为适用的是私法[7]）等区别标准的角度，论证了行政私法行为的私法性质。国内也有人从双方法律地位是否平等的视角分析了此类行为属于私法，认为判断一个行为属于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要取决于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否平等，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从属关系，并且认为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基于何种目的作出并不能影响行为的性质。而行政私法虽然以实现公行政为目的，但当事人地位平等，相互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故行政私法行为应归人私法领域。[8]
　  2．公法行为
　  大陆有学者认为，从行政私法的发展而言，它是行政机关自主选择的行为，就结果而言，是为实现公行政之任务，仅仅是手段上采取了与传统的强调高权力行为不同的私法而已，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公法行为的特征。[9]台湾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行政私法行为是行政活动的重要一环，属于公法性质的行政行为之一。此外，主张公法契约论的国内外学者也认为此类行为属公法性质。
　  3．公法、私法双重性质的行为。
　  在德国，根据“两阶段理论”，行政私法行为系公法阶段和私法阶段的结合体，具有公私混合法的双重性质。在我国，有学者认为，因为行政私法行为发动系基于行政上的目的和需要，这类行为的实质是借助私法的手段实现公法的任务，应遵守依法行政原则，遵循行政法的基本规定，行政主体不得任意实施私法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行为具有一般行政行为的特征；但另一方面，行政主体的这类行为又不能完全超越私法而直接适用公法，它应当接受私法规则的约束，因此它又具有私法行为的一般特征。因此，从私法的角度看，它是一种私法上的行政行为，有别于一般的民事行为，而从公法的角度看，它又是公法上的私法行为，有别于传统的公法行为。它实际上是界于公法行为与私法行为之间的一类行为，……这类行为同时带有公法行为与私法行为的双重性质。[10]后来有学者也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本身不可否认、传统的行政行为方式趋于多元化、公法与私法开始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角度论证了行政私法行为是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种兼具公法、私法双重属性的行为。[11]
　  以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行政私法行为性质的不同界定，自然有利于我们开阔思路，进一步理解它的性质，但是，如果对此类行为定性不准，或者即使定性正确但学者立论的理由和论证不充分，那么就有可能造成理论的混乱和实践的困惑，因此厘清此类行为的性质便成为当务之急。
　  （二）行政私法行为应兼具公法、私法的双重性质
　  1．法律行为判断的标准—主体说、目的说、内容说相结合的混合说
　  一般而言，判断一个行为的性质，最关键的是要找到一个判断行为性质的理论标准。在这方面公私法判断的标准无疑对判断行政私法行为的性质具有借鉴意义，问题在于学界对于公私法判断的标准尚未达成一致。据台湾学者蔡志方统计，区别公私法的学说，包括利益说、目的说、主体说、权力说、意思说、社会说、应用说、统治关系说、法律关系说、生活关系说、性质说、效力说、统治主体说、归属说、行为说、三分说（法源区分说、立法目标区分说及责效方法区分说）、资格说、国家社会关系说、资格关系说等，一共19种。[12]应该说，各种学说都有其合理之处，同时又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完全划分公法和私法，因而受到学界的广泛批评，即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主体说、目的说、意思说等也是如此。主体说认为，凡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或一方为国家或国家所属的公共团体者为公法，法律关系主体双方都是私人的为私法。[13]但是，反对者认为，此说虽可说明权利主体的法律关系，但不足以明确公法与私法全部的划分。目的说又称利益说，该学说认为，凡是以维护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属于公法，而以维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属于私法。[14]但这种划分可能过于笼统，利益的界定并非易事，甚至根本不可能找出一种单纯的“公共利益”或者单纯的“私人利益”的法律。意思说认为，公法关系是权力者与服从者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意思关系，而私法关系是对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平等的意思关系。但法律关系很难以平等和不平等来简单的划分，公法关系并非全都是服从关系，意思说的缺陷比以上两种似乎更加明显，难以为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进行有力的解说。鉴于单一标准的缺陷，学界似乎越来越赞同将几种标准结合起来考虑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如主体说与意思说的结合等。法国学者沃林认为“公法实际上是调整公共机构和被统治者，即以国家为一方并且以个人为另一方的法律，但并非公共机构和个人之间的一切法律关系都包括在内，事实上，并非所有这些关系都由公法来调整，它仅调整公共结构在行使其命令权时的那些关系。”[15]对于混合说，目前似乎还没有反对的观点。笔者认为，采用何种学说并不是问题的根本，重要的是把握各种学说提出的分析思路，在此基础上或许可以为我们更好地划分公法私法和更深刻地认识具体行为的性质提供知识的支持。
　  就认识行政私法行为的性质而言，笔者更倾向于采用混合说，当然这里的混合说并不是前面所说的两要素混合说，而是三要素混合说，即兼用主体说、目的说、内容说。所谓主体说、目的说、内容说相结合的混合说，就是指判断具体行为的性质时，要考虑行为的主体是公法主体还是私法主体、行为的目的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行为的内容是行政权利义务还是民事权利义务，只有同时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才可能较为准确地认识行为的具体性质。如果行为主体、目的、内容分别符合公法主体、公共利益、行政权利义务，那么此行为的性质为公法行为；反之，如果行为主体、目的、内容分别符合私法主体、私人利益、民事权利义务，那么此行为的性质为私法行为。如果行为主体、目的、内容只有一项或两项符合公法主体、公共利益、行政权利义务，那么这个行为仍为私法行为。如果一个行为，在主体上同时具有公法主体和私法主体身份，在目的上兼顾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内容上同时具有行政权利义务和民事权利义务，那么此行为的性质应该属于兼具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行为。笔者认为，采用主体说、目的说、内容说相结合的混合说不仅可以较为清晰地划分公法与私法，而且可以从中看出行政私法行为的双重性质。比如在当前各地政府采取的行政补贴中，其主体同时包括政府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如住房公积金中心）和私人主体（即购房者），目的是兼顾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公共利益和实现购房者居有所居的私人利益等，内容同时具有行政权利义务（如南京市政府机关按照规定只补贴购房者房价的0.5％-1%，不能随意变动）和民事权利义务（如约定必须遵守等），因此可以说政府补贴行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行政私法行为。
　  2．行政私法行为双重性质的主要表征
　  与传统的公法行为、私法行为相比，行政私法行为最大的特点是它结合了行政和民事的双重因素，具有“行政私法性”，是公法与私法相互交融的复合体。当然，行政私法行为的“行政私法性”（即行政性、私法性的双重性质）在不同种类的行为中，其主要原因和具体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下面我分别从主体、目的、内容这三个角度具体考察一下行政私法行为双重性质的主要原因和具体表现。
　  (1)从主体上说，行政私法行为主体一方同时具有行政主体的身份和私法主体的地位。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为公务的代表，在法律关系上与私人主体既有平等的一面，又有不平等的一面。在使用行政私法行为时，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能把自己看作优越于私人主体的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应把自己视为与私人主体处于对等地位的一般主体地位，遵循民事基本准则和规则，否则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借民事合同和其他私法手段之名，行行政命令之实，则行政私法行为无生存的空间。当然，行政私法行为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并不否定两者身份的差别，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政私法行为中仍保持行政主体的身份，一旦发现行政私法行为的履行将危及公共利益或有碍行政目的的实现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行政机关等组织将以公权主体身份出现，及时制止、制裁相应行为，使行为朝着正确的轨道运行。如在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政府补贴行为中，受补贴人应该是中低收人的购房人（当然这要根据各地情况进行科学界定），而不是高收人群体，也不是受开发商指使的房托，更不是政府机关本身利益或者开发商的利益，如果发生后者故意制造房市回暖的假象，那么政府机关应该及时惩治行为人，使政府补贴的目的得以真正实现。而这种权力，显然不是一般的民事权利，而是一种典型的公法上的权力，只有法定或授权组织等公权主体才能行使。同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行政私法行为的对方主体不是所有的私人主体，只有根据公共利益的考量、符合特定条件的私人主体才能成为此类行为的主体。
　  (2）在目的上说，行政私法行为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双赢。从目的上说，行政私法行为首先是一种公益行为，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使用行政私法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或提供公共服务。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矛盾或者冲突的时，公益在行政私法行为中具有优先实现的价值。为确保行政目标的实现，法律法规还赋予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拥有单方面的处置权，可以基于行政职权和行政目的的需要，对是否行使行政特权、如何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裁判力，严然扮演着公共利益主要判断者的角色。如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政府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采用政府补贴等行为的目的应该不是追求该机关或者组织本身的利益，或者与开发商坑瀣一气共享利润，更不是救高房价，仅仅维护开发商的一己之私，而应当真正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和补贴的目的—比如促进增加居民消费，稳定市场交易量，实现中低收入购房人住有所居、住有宜居；平抑房价，使价格平稳回归理性，与广大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相符；实现经济稳定运行，重振人们信心等。因此，这种行政私法行为具有行政公务性或公益性。但与此同时，行政私法行为又不仅仅是行政行为，它还是私法行为，具有追求私人利益的目的。当然，私益性是专门针对私人主体一方而言的，并非针对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因为从根本上说，后者是不能存在部门利益等与公益不相融的自身利益的。在行政私法行为中，私人主体参与行为的主要目的在于追求自身正当的个体利益，实现合理的利益预期，尽管私人主体追求私益的过程中无形之中造成公共利益的增加。比如，受补贴人是满足自己的居住需求或者宜居需求，而不是充当开发商的房托或者具有其他不正当目的。因此，行政私法行为对于私人主体来说，具有私益性。总之，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与私人主体共同利用行政私法行为这一载体，实现了各自的公益目的和私益追求，行政私法行为也由此呈现出公益性、私益性的双重属性。
　  (3)从内容上说，行政私法行为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权利义务和民事权利义务。从行政私法行为的具体内容来看，由于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使用行政私法行为时，需要私人主体的支持、协商或同意，特别是在采用民事合同的场合，更是需要双方就合同内容达成一致后行政私法行为才能成立，此时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能把单方的意志强加于人，合同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达成的协议和必备条款签订合同。从这一点上说，行政私法行为与普通的民事行为一样，在内容上设立、变更、终止的是民事权利义务，需要遵循同样的私法规则和相应的救济渠道。但行政私法行为在内容上毕竟还具有一般民事行为所不具备的地方，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拥有一般民事行为所没有的“公法内容”。尽管这种内容的行政性质在具体行政私法行为种类中差别较大，甚至呈现弱权力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行政私法行为都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权利义务的内容，其内容具有法定性，有关法律法规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会要求行为主体必须遵循某些必备事项。在内容的变更、终止问题上，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以单方面进行变更、终止，当然这要基于正当考虑。另外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也不可随意处分其权利（力），否则应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我们说，行政私法行为既有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容，又具有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权力义务的内容，反映了行政私法行为具有民事性、行政性的双重属性。
　  另外，在法律关系上，行政私法行为具有平等性、不平等性；在救济方式上，它并用公法方式和私法方式。这也可以看出此类行为的民事、行政的双重法律性质。
　  四、性质辨析：行政私法行为与相邻行为的界限
　  由于行政私法行为同时涉及到民事行为、行政行为，所以从理论上把行政私法行为与民事行为、行政私法行为与行政行为区别开来，不仅能更清晰地看出行政私法行为与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的关系，也能更好地辨别行政私法行为的性质。
（一）行政私法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区别
　  一般认为，民事行为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等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16]。民事行为的核心是私法自治，而私法自治原则是通过民事行为实现的，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工具，“民事主体正是以自由实施法律行为追求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的法律行为来达到意思自治的。”[17]在民法中，之所以强调私法自治，是因为私法自治给个人提供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是个人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让当事人能按照自身意志行事，只要这样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基于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行政私法行为与普通民事行为的差异：
　  第一，从行为目的看，民事主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目的比较单一，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基于私益；而在行政私法行为中，除了私人主体一方是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外，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订立行为的目的系基于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是政府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一种手段。
　  第二，从行为主体看，民事行为的主体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具有私人性。而在行政私法行为中，行为一方是符合条件的私人主体，另一方却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虽然其实施行为时是立于一般私人主体的地位，但其毕竟是公法主体，而且根据公共利益的判断还可能行使公权力。
　  第三，从行为内容看，民事行为的内容是民事主体所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而民法的基本理念是意思自治，只要意思表示中的所要实现的效果是合法的，法律就听任其依照内容发生法律效果，因此具有极大的自治性。而行政私法行为的内容则不同，它不仅具有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容，而且还包括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权利义务的内容，具有法定性和不可选择性，当事人不可随意变动。
　  第四，从法律适用看，民事行为适用的是《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公司法》等民商事法律规范，这些规范属于私法的性质。而行政私法行为虽然总体上适用民商事法律规则，但为了防止行政“遁入私法”，此类行为还须受公法原则规则的拘束，故私法自治受到程度不同的限制。例如，在政府补贴行为中，除了适用《民法通则》等外，还应该受《预算法》、《政府补贴法》（在制定该法的国家和地区）的制约。
　  第五，从行为争议的救济机制看，民事行为的争议在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情形下都通过仲裁或普通的民事诉讼解决；而由于行政私法行为争议的特殊性，各国对此的争议解决机制也呈现出复杂多变性，既有将行政私法行为争议完全纳人普通民事诉讼的范畴去解决，又有将争议归人行政机关解决的行政解决机制，还有对此争议实行民事和行政的双重解决机制等。
　  上述这些差异说明，尽管行政私法行为主体一方即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立于一般私人主体的地位，在形式上采用了私法手段，但是，由于它以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标，因而行政私法行为制度中注入了诸多具有公法性质的制度和规定，从而使行政私法行为具有了公法行为的性质和特征。
　  （二）行政私法行为与行政行为的差异
　  从表面上看，行政行为[18]与行政私法行为之间存在着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实施行为的主体一方必须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为的内容都涉及社会的公共利益，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为中具有行政“特权”等等，但是，行政私法行为与行政行为之间又有着诸多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将行政私法行为与行政行为区别开来。
　  行政私法行为与行政行为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从行为主体上看，虽然行政私法行为与行政行为的主体一方都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是，它们在两类行为中的主体地位是不同的。在行政私法行为中，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立于民事主体的地位对私人主体实施行为的，而在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而且只有拥有行政权能并行使行政权能的行政机关和组织才可能成为行政行为的主体。另外，行政私法行为与行政行为的主体另一方都分别是符合条件的私人主体和行政相对人。
　  其次，从行为价值和目的看，行政私法行为的行使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是，它同时又有实现私人利益的目的，具有双重性。而行政行为大多与行政主体的管理活动相联结，是行政主体运用权力组织公务，满足国家或社会公益的活动，实现的一般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再次，从行为内容看，行政私法行为是在内容上被视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行政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一方面，就行为的具体内容（诸如补贴的金钱、发放的贷款、提供的服务等）而言，行政私法行为与民事行为没有区别；但另一方面，就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享有民事行为所不具有的“特权”而言，行政私法行为又具有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而行政行为只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这一点是行政行为与行政私法行为最大的区别。
　  第四，从行为法律适用看，由于行政私法行为的内容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它不能完全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并无私法自治的完全空间，否则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能滥用民事权利，将原属公法拘束的事项改为行政私法行为，“遁入私法”，以逃避公法责任。但由于行政私法行为毕竟是以私法手段去完成的，其行为内容与民法上的行为内容亦没有本质区别，因而，在国家法律、法规未有规定的情形下，行政私法行为往往适用民法而不是行政法的规定。这种情形表明行政私法行为从总体上说仍受到私法规则的支配和作用，行政私法行为的主体双方往往不能擅自超越私法规则去采行行政私法行为；而行政行为的法律适用是行政法规范，“对于行政行为来说，最直接的约束规范是行政法规范（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法规）”。[19]只有在公法规则未予规定时，才可能考虑援用民法上的规定，但是，“民法上的规定不是作为民法规则直接适用，而是作为法的一般原则适用，行政法官是否采用有自由裁量权”。[20]
　  第五，从行为争议的解决机制看，由于行政私法行为兼具公法与私法的双重性质，因而，其争议的解决往往同时包含了公法救济与私法救济两种不同的路径，而且，在有的国家和地区，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解决争议的路径。譬如对于政府补贴行为，德国学者就根据“两阶段理论”将其诉讼分为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两个途径，并且各国实践中有将其争议纳入完全民事诉讼的，也有将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还有由当事人自己选择提起何种诉讼的。而发生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行政行为争议则属于行政争议的范畴，在建立起独立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行政行为争议必须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行政私法行为与行政行为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那种将行政私法行为混同于行政行为的观点显然忽略了行政私法行为的私法属性。
　  五、结语
　  可见，在应对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时，政府能有所作为，灵活运用政府补贴等行政私法行为，说明此类行为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也说明我国地方政府政府应对危机能力的增强。行政私法行为具有行政性、私法性这一的独特法律性质，决定了政府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采用时要注意这类行为与一般民事行为特别是要与更经常使用的行政行为的区别，从而更好地得到广大公众的赞同。主体说、目的说、内容说相结合的混合说可以用行为的判定标准来识别行政私法行为的法律性质，而此类行为也可以从主体、目的、内容等方面来表现其特有的双重法律属性。作为一类新型的行为，它们还有很多法律问题有待研究，值得学界共同持续关注。

注释：

[1]参见秋风：《救房市需要理由和程序》，载2008年10月3日《新京报》第3版。See Qiu Feng. It Need Reason and Procedure to save the real estate market[N]. The Beijing News,3 Oct. 2008：3.[2]参见王小乔等：《楼市回暖调查》，载2009年4月9日《南方周末》第C13版。See Wang Xiaoqiao et cetera. Investigation in Housing Market Recovery [N]. Nanfang Weekly,9 Apr. 2009: Cl 3.[3]根据德国学者的观点，政府补贴可分为以下种类：(1)亏损性补贴（财政援助、奖励、补助），即不要求返还的金钱给付，对于国库来说，这种给付是一种"亏损"。另外还包括利息补贴，补贴机关部分或全部免除贷款利息的行为。
(2)贷款，即比私法领域更优惠的条件给受益人发放资金的行为。
(3)担保或者其他担保给付，即针对补贴受领人从第三人，特别是商业银行那里已经得到或者将要得到的贷款进行担保或者给付。(4）事实性上的补贴。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页。Hartmut Maurer. 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 [ M ]. Translated by Gao Jiawei. Beijing: Law Press,424 (2000).
[4]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26页。See Chen Xinmin. 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M]. Taibei : San Min Book Co. , Ltd. , 26（1997).
[5]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28页。See Chen Xinmin. 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M]. Taibei: San Min Book Co. , Ltd. ,28（1997).
[6]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See Wu Ge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M]．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l0 (2005).
[7]参见黄异：《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89页。See Huang Yi. Administrative Jurisprudence［M]. Taibei ： San Min Book Co. , Ltd. , 89（1996).
[8]参见尚永听：《行政私法行为研究》，载《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See Shang Yongxin. On the Administrative Private Act[J]．4 Journal of Nanjing Higher Finance College,2002.
[9]参见高秦伟：《行政私法及其法律控制》，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See Gao Qinwei.  Administration by Private Law and Its Legal Control[J]．4 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Institute, 2004.
[10]参见王克稳：《经济行政法基本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 125页。See Wang Kewen. Basic Theory of Economic Administrative Law[ M ].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24-125(2004).
[11]参见刘志刚：《论服务行政条件下的行政私法行为》，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See Liu Zhigang. Administrative Private Act under Service Administration[ J]. 1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007.
[12]参见蔡志方：《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二），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4页。See Cai Zhifang. Administrive Remedy and Administrative Law (vol. 2)[M]．Taibei : San Min Book Co. , Ltd. ,4（1993).
[1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See Chinese Encyclopedia: Law[M]．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80（1984).
[1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See Chinese Encyclopedia: Law［M].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80（1984).
[15]参见孙国华、杨思斌：《公私法的划分与法的内在结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4期。See Sun Guohua,Yang Sibin. The Division of Pulic and Private Laws and Interior Structure of Law [ J]．4 Law and SocialDevelopment, 2004.
[16]目前民法学界对民事行为这一概念理解不一，有的认为民事行为就是法律行为，有的认为民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所为的行为，有的认为民事行为是指法律行为之外的能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有的认为民事行为是指受民事法律规范的依法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有的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主体实施的以发生民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但按照大多数学者观点，民事行为是民事主体为了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实施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具体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准民事法律行为、可变更可撤消民事行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但不包括侵权、无因管理等事实行为。本文论述以民事法律行为为主，并参考学界共识。See Wei Zhenying. Civil Law[M] . Beijing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Higher Education Press, 33 (2000).
[17]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Jiang Ping. Civil Law[M]. Beijing :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 Press, 183 (2000).
[18]由于学界对行政行为的具体定义有多种，这里所使用的行政行为的概念和内涵是试图概括目前学界基本达成共识的内容，特此说明。
[19]杨海坤："行政行为"，载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Ying Songnian. Administrative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M]. Beijing: China Integrity Press,516 (2005).
[20]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9页。Wang Mingyang. Administrative Law in France[M]．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 Press, 409（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