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加入WTO，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日益突出，既因为wto(反倾销守则》对司法审查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等法律文件中，我国政府也明确承诺将提供上述类型的司法审查，又因为在反倾销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加入司法审查制度，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确保反倾销措施的公正实施，进而树立我国法治国家的国际形象。尽管我国于2001年l0月31日专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从而使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有了法律依据，但总体上说，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还处于初创阶段，《条例》的规定尚不具体、不完善，在实践中也缺乏足够的经验积累。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参照反倾销守则》并借鉴国外的立法例，完善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实属当务之急。现就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若干具体问题略陈管见，以期对这一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机构设置
　　按照wto(反倾销守则》第l3条的规定，WTO成员应设立独立于政府部门的机构，该机构需迅速从事对终裁和复审决定的审议工作。综观各国的立法与实践，反倾销司法审查机构有两种类型：一是专门法院，如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前者审查对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的起诉，后者审查对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不服而提起的上诉；二是普通法院，如欧盟的初审法院和欧洲法院，分别负责审查因不服欧盟反倾销措施而提起的诉讼和不服初审法院裁判的上诉。我国应当采取何种模式，《条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主张仿效美国设立专门法院，即国际贸易法院，来处理反倾销案件的诉讼，该国际贸易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可为其上诉法院；另一种则主张根据《行政诉讼法》第l4条的规定，由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等反倾销调查机构所在地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反倾销诉讼案件的一审法院，而二审终审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对我国均不适宜。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其不合理有两点：首先，我国各级地方人民法院很少审理国际经贸案件，缺乏这方面的专门人才，由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上诉法院恐怕难以胜任；其次，由于反倾销措施是一种介于国家行为与行政行为之间的行为，而且反倾销措施的制裁范围有一定的非特定性，若由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其进行二审，将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符。第二种观点的不合理性有三点：第一，由北京市的两级人民法院对反倾销案件作出初审和终审，其权威性、实际操作性不强，司法审查的效果难以预料；第二，所有的反倾销司法审查案件都由这两级人民法院审理，将加重法院审案的负担，难免会影响司法效率；第三，与上述第一种观点相同，由地方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会与《行政诉讼法》发生冲突。
　　因此，较为合理的做法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专门设立几个国际经济贸易法院，并在北京设立一个国际经济贸易上诉法院。由国际经济贸易法院管辖包括反倾销诉讼案在内的一审国际经济贸易案件，当事人对国际经济贸易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不服的，可以向国际经济贸易上诉法院上诉，由其作出终审判决。这样设置既不会与现有法院组织体系发生任何冲突，又能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力大且数量日益繁多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更加体现我国司法审查的效率与公正。

　　二、诉讼主体资格
　　我国《条例》第53条的规定比较粗泛，没有对反倾销案件的诉讼主体资格作具体的限定。这样做的好处是，法院在决定是否予以立案时可以灵活处理，综合考虑反倾销司法审查对各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规定极易导致法院在受理反倾销诉讼案件的申请时出现立案标准不统一的情况，甚至出现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建议从如下两个方面对反倾销诉讼的主体资格作出明确规定：
1、原告资格。对反倾销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只能由该案的利害关系方提出。各国法律关于“利害关系方”的规定并不相同。在美国，“利害关系方”包括：(1)外国制造商、生产商、出口商、美国进口商和工商业同业公会，其中大部分会员是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商；(2)生产或制造该产品所在国家的政府；(3)美国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商或批发商；(4)合法成立的工会或工人团体，其在产销同类产品的美国产业中具有代表性；(5)工商业同业公会，而且多数会员是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商和批发商。欧盟反倾销法规定只有出口商、申诉方以及与出口商有联系的进口商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至于那些与出口商没有联系的独立的进口商无权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要求。就我国而言，不宜像欧盟那样严格限制进口商提起反倾销诉讼的原告资格，因为进口商往往是反倾销税的直接支付者，主管机构的裁决会直接影响其经济利益，它应当有权提起司法审查。美国的做法较为可取，即与案件有关的进口商、出口商、同类产品的制造商以及有关商会、行业协会等均有权提起反倾销司法审查。这样宽松的规定有利于真正尊重和维护有关各方的利益。
　　2、被告资格。一般情况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应为反倾销主管机构。按照《条例》规定，我国的反倾销主管机构有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海关、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因此，它们均可作为被告。但问题是，《条例》中规定一个机关“经商”、“会同”或者“建议”另一个机关作出决定的，应当认定为“共同被告”还是“单一被告”?例如，外经贸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后，经商国家经贸委再决定是否立案调查；涉及农产品的反倾销国内产业损害调查，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农业部进行；对于征收反倾销税进行复审的结果，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等等。对此，笔者认为，理想的办法是：取消“经商”、“会同”或者“建议”之类的规定，明确各主管机构在反倾销调查中的职责，以便于确定合格的诉讼被告。在目前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则是一条可行途径。
　　三、受案范围
　　按照我国《条例》第53条的规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包括：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作出的终裁决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追溯征税、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对反倾销税和价格承诺的复审决定。从这些规定来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显然高于WTO(反倾销守则》第l3条所规定的“终裁和复审决定”。对司法审查的范围作出如此严格和广泛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履行WTO成员国义务，提高反倾销执法透明度和公正性的态度和决心，必将受到各国的欢迎和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