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下）
发布日期：2003-11-11 文章来源： 互联网
三、关于审判方式的改革
所谓审判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指因法官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形成的审理案件的方法和形式。（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5页。）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必须提高质量和水平。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7月专门召开了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确定以学习贯彻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推进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重点，全面改革和完善民事、经济、行政审判方式，并进行了具体的工作部署。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依法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加强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核心是进一步贯彻公开审判的原则，把审判活动更好地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审判方式改革，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严格执法，实现司法公正。而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实际上应体现为法官独立审判。所以，审判方式的改革，亦应围绕如何保障法官独立公正地审判、实现司法公正这一中心目的而展开。能否达到这一效果，也是衡量审判方式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我们认为，围绕这一重点，除上述方面外，还应注重以下问题：
（一）将公开审判落到实处
公开审判，在有的地方亦称“一步到庭”、“直接开庭”等。早在50年代，董必武就提出过要推行公开审判，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条也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然而，很长时期以来，在许多地方的民事、经济审判当中，公开审判并未真正落到实处。一方面，许多案件因行政干预或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在开庭审理前即已形成倾向性意见，使公开审判流于形式、成为过场。另一方面，在庭审中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或辩论有可能不为法官所接受或考虑，从而对判决结果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许多案件中，法官自己包揽调查取证，不注意法庭上的公开质证；当庭也不对当事人讲解认定或不认定某一证据的理由，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很差，结果，公开审理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加上案件的所谓层层审批、层层把关，也往往使判决意见由法院领导说了算。
广泛推行公开审判与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采用是联系在一起的。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约束民事裁判者的基本规范，它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二，法院应将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三，法院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应当看到现行民事诉讼法已相应调整了庭前准备工作的重心，将原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第87条第1款“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阅诉讼材料，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证据”修改为“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6条。）这一修正无疑也是一个进步。但它仍然引导着审判人员过早投身于冲突解决之中，不利于充分调动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诉讼的积极性，且有可能造成审判人员在开放审理前根据自己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形成先入之见，进而难以摆脱开庭审理只不过是这些先入之见的再次推演和展示的状况，使开庭审理形式化和庭审功能萎缩。因此民事经济案件实行公开审判，应采纳辩论原则，主要由当事人举证和辩论，从而达到公开审判的效果。
自审判方式改革以来，各地都在民事、经济审判中大大加强了公开审判方式。这种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庭审功能，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特别是通过公开审判，在法庭上讲清事实、说明是非，极大地保障了裁决的公正性；树立了法院和法官“讲理、公正、廉洁”的形象；也确有助于防腐倡廉。所以，公开审判方式已受到法院和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另外，公开审判也为锻炼法官的业务能力提供了条件。公开审判，使法庭成为法官履行职务的主要活动舞台，这就要求法官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深厚的法律理论知识，还要有丰富的审判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公开审理的能力。公开审理的法庭既是检验法官能力的场所，又是法官增长才干的课堂。（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409页。）
然而，公开审判制度的真正贯彻落实，还须做大量的工作。首先，应切实实行法官独立审判和责任制，根本废除所谓层层把关的层层审批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强化庭审的功能。如果法官不能独立审判，合议庭没有决定的权限，甚至不能当庭向当事人说明证据的采纳、事实的认定的意见，不能当庭作出判决，公开审判就根本不会起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再多、合议庭审理的意见再充分明确，却抵不上某位领导的一句话，这样的“公开审判”，必定流于形式。其次，除法律规定不得公开审理的案件外，第一审民事、经济案件均应公开进行。“要做到证据在法庭审查、是非在法庭辨明、责任在法庭分清；真正使法庭成为最讲理、最公正、最权威的地方”。（注：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1994年10月21日在第三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全面加强经济审判工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司法保障》。）再次，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应抓住举证、质证和认证三个环节，当庭审查和判定证据，当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当庭辩论，当庭作出调解或判决。最后，公开审判的“公开”，应当是向社会的公开，应当最大限度地允许各界民众进入法庭旁听案件的审理。公开还应包括对群众和社会公开案情、公开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应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情况。（注：王发荣等主编：《中国民事审判学》，法律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16页。）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民众的旁听。
（二）民事、经济案件判决书应详写判案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明确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但事实上，很长时期以来，法官只注重事实的调查与认定，不重视判决的说理。这一现象，已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切实解决的时候了。
英美国家由其法律传统和思维方式所决定，有着发达的判例法，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内容具体、推理非常严谨，法官往往从某一个具体的案件出发，通过该案件的审判，阐发或归纳出一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规则。大陆法国家虽为成文法国家，但法官所作的判决，也特别注重推理、说理。而我国法院作出的判决书等法律文件，大多内容过于简单，尤其是推理部分往往下笔太少，对判决中引证的法律条文也未作阐释，有时令人不知其所以然。
当然，出于成文法制度的背景，由于法官不能创制有拘束力的先例，因而其判决通常仅局限于对可适用法律条款的分析，而不必象英美法国家的法官在判决中那样注重推理（注：［美］埃尔曼著：《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30页。）。但在我国，法官之所以不重视判决的说理，还有其制度上的特定原因。由于错案的认定标准是事实认定的错误，法官便只对事实的真实可靠负责，这样，自然也就不重视或根本就忽略对判决书中判案理由的阐述。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法院的判决书应尽量少说理由，说理越多，越易被当事人抓住辫子甚至惹出麻烦。这样的认识和作法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正如有的学者所尖锐地指出的：法官们以此为理由使其判决一般较为简洁时，也就同时将他们对于从事冗长论证的不情愿合理化了。事实上，强调法官在判决中说理对正确适用法律是十分必要的。成文法的演绎推论的方法决定了法官的判决及当事人的请求无法通过法律规范而只能借由具体的判决中的理由来阐述。加之成文法产生的历史悠久，理论基础深厚，法律规范体系编排严谨，这就更需要借助法官的判决尤其是判决书中的判案理由来达致活的、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与死的、刻板固定的法条之间的沟通。（注：［美］埃尔曼著：《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30页。）
我们认为，应大力提倡法官在判决书中说理，其理由还在于：第一，判案不说理，不仅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会掩盖执法不公甚至贪赃枉法的各种非法行为。因为，在民事、经济审判中，事实的认定与如何适用法律并作出裁判，仍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事实即便清楚，也并非必然可以推导出正确的结论。许多案件表明，法官在审理中所作的事实认定是清楚的，但法律适用却是错误的。从审判实践来看，说理透彻、令当事人心服口服的判决，基本上都能表明法官执法的公正；而只认定事实，不谈理由或理由不清、牵强附会的判决，即使事实清楚，也不能使当事人信服，其中亦难免出现执法不公。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事、经济案件大量涌入法院，案情亦越来越复杂，标的动辄几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法官一纸判决，有时要直接决定一个企业或公司的存亡，决定经营者一生心血的成败，这不仅使得法官的权力加重，也使得其责任大大增强。对于如此艰巨的使命，如果只是在说理部分寥寥几笔就作出判决，何以体现法官应尽的责任？尤其是对败诉的一方而言，要其承担成百上千万的财产责任而不对其讲清任何道理，即使理应败诉，当事人也不会服气。所以在不少案件中，当事人在二审终结后，仍然没完没了地告状、申诉、上访。第三，判决书不说理由，也不利于提高法官素质。法官作为法律的专门家，其主要职责是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如果判决书不讲理由，就无须其具有较高的学识素养和法律运用能力。长此以往，法官的素质只能是每况愈下。第四，判决说理透彻，亦会大大增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案件之所以没有公开披露，很多是因为判决书说理不明而难以披露。要真正加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就应该将依法可以披露的案件一律公开。说理透彻的高质量判决，自然经得起社会公众舆论的评判。
在我们看来，一份判决书，实际就是法官向社会呈现的考试答卷。在国外，一篇判决主文，往往就是一篇极好的学术论文。当然，要判决都成为学术论文，这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必要的。但一份判决至少要讲出足够的理由，这样的要求，无论如何不算过份。可以说，民事、经济判决，理由说得越多，越说明法官是忠实于法律、认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凡是道理透彻的判决，也足以说明该法官是一名称职合格的法官。在当前，应把强化案件判决书的说理、尤其是强化民事、经济案件的说理作为一项基本的要求提出并予以贯彻落实。如果忽视了这一要求，审判方式改革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应有成效的。
（三）修正请示制度
所谓案件请示制度，是指下级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处理或程序问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研究后予以答复的制度。这种制度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却非常普遍，并得到司法解释的认可。（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63页。）在办案过程中，下级法院就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向上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作法。翻阅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大量出现的，是地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请示及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批复。
应当看到，请示制度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确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基层法院或中、高级法院水平所限，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确实把握不准；特别是在对新的法律规定如何理解、法律缺乏规定时如何处理等方面，尚有较大不足。通过请示制度，确有助于提高办案质量。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某一案件时，因对当地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无可奈何，亦可藉由请示制度而适当摆脱困境。
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尤其是对照严格执法的要求，请示制度愈来愈显出其弊端：
1.不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独立审判的要求。法院的独立审判，包括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相互独立。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不仅仅是摆脱社会行政的干预，也包括脱离上级法院不合法的干预。请示制度则为这种干预提供了机会。
2.妨害了当事人上诉权的行使。在实践中，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往往需要的是对案件的审理结果作出直接的结论，而并不仅仅是希望上级法院提供一些启示或参考意见。上级法院一旦对案件作出结论，以后案件上诉到上级法院便难以更改；甚至即使有错误，也会因上级法院碍于不能自己推翻自己而维持原状。这样，实际上使当事人的上诉失去意义。这种状况，实际上使法律规定的二审终审变成了一审终审，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申请再审权。（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65页。）
3.根本不利于保证案件的审理质量。对于请示的案件，上级法院一般只是听下级法院的汇报，并不直接审理案件。而下级法院的案情汇报又难免带有汇报者的个人主观色彩，使得上级法院对案情的了解难以全面、深入和客观。如果办案人员希望袒护某一方当事人，就可能在汇报中只谈对该当事人有利的一面而少谈或不谈对其不利的方面，借机徇私舞弊。
我们认为，下级法院在遇到重大疑难案件时，可以向上级法院提出咨询，只限于由上级法院对案件提供参考意见；尤其是在法律规定不清楚的情况下依照法律的规定作出司法解释。这对于完善法律，也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要由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所审理的个案的审判结果直接下结论，更不能变为由上级法院命令下级法院按照某一种结论定案或判案。这是完全违背法定程序的。
（四）完善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以及调解主导型的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曾被认为是中国审判实践中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和主要经验。但无庸讳言的是，这一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得到强化的经验，实际上是与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人口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注：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第18卷第4期。）
1982年制定民诉法（试行）时，将“调解为主”的方针修改为“着重调解”的原则，1991年修订试行法时，又将其修正为“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上述修正，主要是为了解决审判实务中长期存在的过度重视调解的问题。但从新法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这些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以致于发展到某个时期许多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纷纷成立经济纠纷调解中心从而完全背离调解宗旨。（注：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第18卷第4期。）在现行的审判方式中，调解的问题一是“背靠背”地进行，即双方当事人不见面，由法官分别在当中穿梭斡旋。这种办法在实践中被认为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既能避免双方当事人面对面地吵架，从而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又能使双方当事人均摸不清对方的意图，使法官手中留有余地，便于“斡旋”；但在实践中，这种方式常导致法官与当事人讨价还价，法官的中立地位与尊严也难以得到维持。二是存在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强压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接受调解的情况；三是为了使一方或双方接受调解意见，经常反复做工作，久调不决。（注：景汉朝：《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上述特点突出地反映了目前施行的调解制度中所存在的重调解轻判决、压服式的非自愿性调解、“和稀泥”式的无原则调解等问题。
如何既保持调解制度作为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特色的地位，同时又努力克服其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一个需要花相当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我们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至少应明确的是：第一，调解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意志，使当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参加调解过程，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使纠纷得到解决。（注：季卫东：《法制与调解的悖论》，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5期。）与此相应，是否用调解方式结案、是否同意由法院予以调解，以及是否接受某种调解意见，都应由当事人自愿决定。当事人愿意接受调解就调解，不愿意接受，就应当立即判决，法院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或变相地向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施加压力。第二，应当注重调解方式。法官主持调解，主要是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70页。），决不应以事先拟好的调解协议为筹码而与当事人讨价还价。调解协议一旦形成，就应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但是如果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在调解书送达前便反悔，就应及时地作出判决。
四、关于监督机制的完善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如果落实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由审判的社会监督和人民法院审判监督两个方面构成。社会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主党派、法人和公民等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是指各级法院院长对本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监督，但同时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审判监督抑或社会监督，目的都在于保证各类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而且，社会监督往往引起审判监督。（注：王发荣等主编：《中国民事审判学》，法律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93页。）
目前，除了法律所规定的审判监督外，我国的社会监督形式主要有：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监察的行政监督、纪委的纪律监督、检察的法纪监督、新闻的舆论监督和社会民众的监督等。从实践来看，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些监督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注：中共乐山市政法委员会、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前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的表现、成因、危害及对策》，载《法学研究动态》1996年第6期。）需要加强并完善监督机制。以下试作具体分析。
（一）审判监督
1.关于法院自身监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有以下几种情形：（1）各级人民法院和审判委员会提起再审；（2）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3）上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1）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种规定及其作法，值得商榷。我国已经进入追求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在法律制度上，是应当接受公私法相对独立的事实以及私法优先的观念，承认公法与私法在调整对象、适用原则等方面的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民事、经济争议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争议，争议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也是民事诉讼质的规定性。换言之，民事、经济案件，应以意思自治为其基本的出发点。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起始、发展和终结以及对诉讼上某项具体权利的支配或处分，均应依当事人本人的意思而定。（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57页。）甚至就是对作为裁判基础的诉讼事实，亦可由当事人自由处分。比如，当事人在辩论程序中没有提出的事实，法院及审判员就不能以之作为判案的依据。（注：张卫平：《转换时期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逻辑发展与契合》，载《湘江法律评论》（第一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248页。）就是说，如果当事人自己没有主张，法院就没有必要去主动干预。况且，如果当事人自己并未提出要求，法院何以“发现确有错误”，何以判定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即便当事人的权利确实受到了损害，但若当事人自己愿意承受，人民法院又有什么理由非由院长提起再审呢？（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58页。）从民法角度看，当事人有权对民事权利进行处分，那么在诉讼上，当事人亦可放弃其请求权。归根结底，民事诉讼属于私法的范畴，对这一领域，国家对纯属当事人的利益的关系应不干预或尽可能少干预。
从实际情况看，这种自我监督的情形其实也是极少发生的。道理很简单，要法院在本法院内部自己主动去否定自己及更正自己的错误，极为难得。审判实践中，凡是由人民法院自身或人民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程序的，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因当事人自己申请或反映而引起的。（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58页。）
因此我们认为，此种监督应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及涉及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经济案件，而不应普遍运用于所有的案件。特别是对纯粹关涉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的案件，不应采用此种监督方式。
（2）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指令再审。鉴于腐败导致的裁判不公及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泛滥，作为一种过渡措施，这样规定有其一定合理性。如受地方保护主义困扰，当事人确实经常在某一地方告状无门，甚至在两审终审后，仍无法跳出地方保护主义束缚。在此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的此种监督，确有必要。但这种方式，就民事、经济案件的审理而言，应主要是针对因地方保护主义及腐败等导致的裁判不公问题而适用，对民事、经济案件的判决中的轻微的不公或不当，不可均作为错误的裁判处理，否则，一个案件在两审终结后仍不能结案，对一方当事人极为不利。
2.当事人自己提起的再审
在试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提起再审只能由有审判监督权的组织等进行。新的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这就使我国再审程序产生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再审程序适用的基础是审判监督权，这种权利只有法定的国家机关才享有。而现在的再审程序适用的基础不仅有审判监督权，还有诉权。诉权是当事人行使的权利。（注：章武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39页。）再审当然可以由当事人发动。显然，这样的规定符合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是非常合理的。但此套程序亦有须进一步完善之处。例如，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期限、再审所适用的程序、再审案件事实及证据的认定、再审程序开始后的效力，以及在原判决部分正确的情况下如何处理等等，都尚待予以完善。
3.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1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这些规定，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上的重大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意义不大。理由是，既然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那么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依靠自己的职权强行提起再审，就有侵犯当事人处分权之嫌；而从实际上看，通过当事人以外的其他途径“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错误，然后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几乎没有或少有。（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58页。）这一观点确也不无道理，但我们认为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还是必要的。刑事方面的必要性，自不待言；就民事、经济审判而言，虽然法律已经规定了当事人自己可以提起再审，但仍不能代替检察院监督的作用。首先，当事人毕竟势单力薄，提起再审后不一定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即使发现有错误，也不一定能够得到重视。如果由人民检察院提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必须处理，这当然就比当事人提起的请求要强得多，因为在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毕竟还要由法院来决定是否受理再审。其次，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最后，由人民检察院专司对错误裁判的监督，也可避免某些当事人病急乱投医的四处上访，进而缓解社会矛盾，使党政机关可以摆脱大量告状申诉的困扰。
我们认为，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当然，应当明确的是，民事检察是对法院审判的制约，而决不是对当事人自治行为的干预；所以，检察院的监督，其出发点应当是通过对法院审判的制约以保障当事人私法上自由意志的实现。（注：陈桂明：《民事检察监督之系统定位与理念变迁》，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要使其监督称职、合格、规范、有效，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就必须大大提高其民事、经济法律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真正成为民事法律方面的专门家。在这方面，目前的实际状况恐怕尚不尽如人意。
在人民检察院对民事经济审判的监督水平日益提高的基础上，还应当考虑适当拓宽人民检察院在民事、经济审判中发挥作用的领域。民事检察监督应当强调公益监督的概念，而不是一般性地谈加强和扩大对民事诉讼的参与及监督。在保障当事人私法上意思自治的同时，必须注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注：陈桂明：《民事检察监督之系统定位与理念变迁》。）人民检察院在审判工作中所担当的角色，应不限于事后监督，将来条件成熟时，也可允许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经济诉讼。比如在侵害国有资产、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公共设施、侵害死者人格权等案件中，如果无人将之诉诸法院，或者难以及无法确定民事权利主体，也可由人民检察院来提起诉讼。
（二）社会监督
1.人大的监督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监督机关。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
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们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主要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在我国的审判体制上，法院的各项监督确实还有待完善，但是另一方面，法院及其审判工作又确实受到太多干扰。“婆婆”太多，亦同样是法院面临的困扰。对此，必须有一些具针对性的对策。
2.社会公众的监督
我国宪法不仅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而且规定了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其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等。
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来讲，在民事程序制度中，实行群众监督机制是最根本的。我国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对国家机关行使权力，有权进行监督。要保证民事程序制度的正确和有效执行，必须依靠群众。（注：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第241页。）社会公众的监督，是执法公正及民主的有力保障。我们认为，公众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公开审判中，人民群众向有关部门所进行的情况反映及对案件审判结果的反馈；另一方面，则是法学家及其他专家学者的特殊监督，对后者，尤其值得加强。法学家和其他专家学者，就其身份而言，既是专家，又是公众，他们对已经判决的裁判，有权通过发表论文、撰写著作或通过媒体表达见解，以达到特定的监督目的。
这样做的前提，是案件的披露，否则，社会一般公众也好，专家学者也好，其评判或监督都会失去对象。为此我们建议完善有关案件披露的制度，我国的各级法院，都应定期或经常性地出版判例或公开其判决书，这应形成为一项专门的制度，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已出版和披露的判例，允许社会各界予以评论，这也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监督机制。
3.新闻舆论的监督
新闻监督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监督类型，因为新闻手段作为一种媒介，它所反映的主要是社会成员的意志和见解。政府、政党以及法学家和其他社会公众对于司法行为的意见都可以通过新闻媒介而得以反映。（注：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第210页。）
新闻自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它作为言论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我国法律所确认。新闻自由是广大新闻工作者基于人民的委托所享有的依法自由从事采访、写作、发表、出版新闻作品并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而人民群众也基于新闻自由原则，可广泛了解各种新闻和信息，撰稿发表意见，监督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
舆论监督是舆论界（主要是指新闻界）利用传媒发表各种意见或言论，对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进行批评、实行监督的权利。（注：王利明等：《人格权与新闻侵权》，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就新闻与舆论的关系来看，舆论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新闻报道是舆论传播的主要方式。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配套步聚，我们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方针和措施，强化新闻舆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应当允许新闻界经常披露、报道有关的案件，允许新闻媒体就案件发表评论、展开讨论。当然，这样做，决不意味着法院就要受新闻舆论的支配，被舆论导向牵着走。在提倡新闻舆论监督的同时，应切忌出现舆论判案的现象。这其实就是要求新闻舆论应有其规范，不能滥用其对公众的影响力。
结语
司法公正是保持社会安定、维护人民福＠①、保障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它是亿万人民群众的真正企盼。实现司法公正必须促进司法改革。应当看到，司法体制改革，包括法院体制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其成效如何，最终取决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司法体制改革的效果，亦必然会对政治体制改革带来深重的影响。对此应当提高到战备高度来认识。认识到司法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这种彼此促进的关系，就应对新形势下司法体制的改革持客观、进取、认真、踏实的态度，采取积极有效的步骤，全力予以推进。由于创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和社会进步，为此必须调动各个方面的因素，发动各个层次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大司法工作者及法学研究人员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