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法刑事证据的界定
　　证据应满足三个基本要件,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由此不难看出违反法律规定而产生的证据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但是对于何种法律规定,法律囊括哪些范围,就有不同的解释,有宽泛的解释和狭义的解释之分。
　　在中国目前广义的法律定义范畴内,可以与非法刑事证据相关联的规定有:一是宪法层面——《宪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住宅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二是,国际公约层面——1988年,我国参加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作为依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三是,具体法规层面——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一规定确立了严禁非法取证(但并不是非法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原则。然而,对于非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予以规定,只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定案)的根据。[1]
　　二、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
　　(一)非法刑事证据排除规则在外国的适用
　　非法刑事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住宅、文件及财产不受侵犯,除非是有某种正当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理由,并且要有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但是该修正和要扣留的人或物案并未自动产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14年在威克斯诉合众国一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不排除违法搜查国一案的判决中或扣押的证据,那么宪法第四修正案将毫无价值可言,从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2]
　　根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在法律中规定了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但在立法目的和具体规定上有所不同。美国规定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主要的立法目的是防止警察违法取证;欧洲国家主要是为了捍卫法律的正义性。关于排除规则的具体规定,英国比较灵活,规定可能会导致诉讼不公正的,应当排除;而美国规定所有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都应当排除,但同时规定了非常多的例外。在例外情况下,即使证据是违法取得的,也可使用。从实际情况看,在英国和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实际排除的非法刑事证据的范围基本相同,即只有警察故意的、严重的违法取证才会被排除。具体来讲,被排除的证据包括三种:一是使用身体暴力获得的证据;二是通过施加心理压力获得的证据;三是违反法定程序获得的证据。
　　在外国非法刑事证据排除理论研究上还有一种很流行的毒树之果理论。毒树之果理论所要揭示的是非法行为与获取证据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他们认为对一些与非法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据,虽受到最初非法行为的污染但仍可能被采用。比如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一起毒品案件体现了这一精神。一位州法院的法官根据警察未经证实的所谓秘密消息,批准了一份搜查证,警察在搜查中获取作为证据的毒品(按照美国法律,法官必须有“合理根据”才能签署搜查证)。审理此案的法官裁定,虽然警察持有搜查证进行搜查,从表面看是无懈可击的,但由于最初搜查证是非法取得的,所以搜查出的毒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后来最高法院推翻了对这个案件的裁定,认为虽然最初获得搜查证是法官非法签署的,但警察在持有法官签发的搜查证情况下进行的搜查是合法的,其所获得的证据与最初的非法签署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获得的证据可以被采用的。
(二)非法刑事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立法与适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文规定非法刑事证据排除规则,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初步规范了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在检察实践中,因为多种原因并没有切实执行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的多种情况下,如,审查侦查卷宗,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受理控告申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移送的线索,受理其他有关单位、个人提供的线索,等等情况下都会有机会发现问题的存在,然而,在实践中却对此不够重视。
　　三、非法刑事证据规则排除在刑事查起诉阶段的适用
　　上海市检察机关相关部门近年出台了《上海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细则(试行)》。细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核心,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为主要依据,结合办案实际而出台的。细则要求各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刑事诉讼监督(特别是侦查监督),提高办案质量,以确保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执行实体法与执行程序法并重,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排除非法刑事证据简单的讲是一个证据问题,从延伸的角度讲是个大的概念,是实体与程序孰轻孰重的问题。传统观点一直认为,中国司法重实体轻程序。实际不然,在中国司法改革的潮流中,立法者和实务工作者一直提倡并努力践行实体与程序并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一直在倡导刑检部门应在办案过程中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实体和程序并重。非法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合理适用对于检察机关加大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提供了有利的途径。
　　维护和保证司法公正。法律的同义词是公平和正义。在所有法律价值中,公正应该是位于首列的。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的正确适用有利于在揭露犯罪的同时保证结果的公平,因为程序的公正保证了实体的公正最后保证了结果的公正。
　　保障人权,顺应刑诉法的修改。有学者认为,在目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由“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修改为“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法》被称为“人权的试金石”,一国刑事诉讼法的水准,折射着该国的人权状况。为进一步保障人权,目前全国人大法工委正积极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因此,检察机关相关部门在审查起诉阶段加强非法证据的排除,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应用研究》,周福民,载于《法学》2007年第1期,第142页。
　　[2] 《小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孙立智,载于《法学论从》2007年第2期,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