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劳动法把保护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立法目的。本文论述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指出该目的在立法过程中人们的认识和接受历程。文章力图从多个角度说明劳动者为何为“弱者”，强调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者结合劳动法律规范阐述了劳动法立法目的的内容。

「关 键 词」劳动法、立法目的、劳动者、劳动关系

任何法律都有其立法目的。正是有了立法目的，人们才会为制定这项立法而开展工作。在立法目的指引下，制定出针对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告诉社会成员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可以怎么样行为，不得怎么样行为，以及应当或者必须怎么样行为。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劳动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各项具体的劳动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必须为其立法目的服务。认真研究和领会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和精神，才能在《劳动法》的贯彻实施中准确掌握和运用。

一、确立我国《劳动法》立法目的的社会基础

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如同大多数立法一样，是规定在“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中的。我国《劳动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根据这条规定，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包括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确立、维护和发展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三个方面。

把“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为《劳动法》的根本目的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的，在《劳动法（草案）》最初的数稿中，这句话一直表述为“为了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应当说，这样的表述更加符合法律的普遍形式，因为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是以“公平”、“正义”为归依的。而“公平”在法律的调整功能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平等地保护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平等地约束双方当事人的相关行为。从表面看，我国《劳动法》把保护劳动关系单方面行为人的权益作为自己的首要目的，对另一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但是，实际上这样才能实现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真正的公平和平等（注：事实上，对此的不同看法在1994年4月12日至15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立法论证会也反映突出。例如，在劳动合同的解除上，《劳动法》对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规定是不对等的。有人就提出：“在国有企业中，管理者与工人的关系不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草案把工人与企业行政完全对立起来是不合适的，工人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在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中对企业规定了很多限制条件，还要征求工会意见或与全体工人协商；而工人解除劳动合同则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应考虑双方的利益。建议增加限制工人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北京商标印刷三厂厂长李建军、北京百货大楼副总经理刘冰、北京低压电器厂、经贸部、电子部、煤炭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北京人民机器集团公司、北京建树集团总公司、机械部、国家计委）参见宋汝棼著：《参加立法工作琐记》，1版，344页，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之所以说《劳动法》把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目的才能实现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真正的公平和平等，是由劳动者的“弱者”地位和法律维持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方式决定的。

在现代社会，劳动者在法律地位上与用人单位平等，雇工与雇主同样都具有平等的权利既是普遍的共识，也是各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其法律地位和权利得到的保障是毋庸置疑的。但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与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平等并不是可以直接画等号的。比如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都是平等的，但现实的婚姻关系却要偏重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这种情况在劳动关系中尤其突出，因为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是十分突出的。

对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我们可以追根溯源，看看劳动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劳动法得以面世的理由。法律是人的产品，如同人的其他产品一样是为人的需要而产生，为人的需要而存在，为满足人的需要而效力的。如果没有人的需要，任何法律都不会产生；当人有了某种法律需要后，某项法律便会产生；当人的这种需要发生变化或者消失后，法律便会修改或者废除。由人的这种需要决定，因这种需要应运而生的法律便注定了它特有的“目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法律几乎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时产生，并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但劳动法是个例外，尽管劳动是与人类共始终的，但劳动法并没有与人类共始发。

产生于19世纪初叶的劳动法是在人类社会完成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剥夺生产资料后沦为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二是资本家积累了大量货币资本。为此，此前的法律一方面维护并加重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剥削以完成货币资本的积累，一方面促使小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例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强迫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到工厂从事雇佣劳动以提供更多的劳动者。正如同任何投资都是为了回报，任何回报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样，早期的资本家是以尽可能多地赚取利润为其最高追求的。在投入和产出受社会平均化规律制约下，降低生产成本便等于是多赚利润。在工业生产中，生产成本从大的方面讲包括人工成本和非人工成本。前者受社会平均值制约较强，很难由个别资本家长时间或者大幅度地降低。后者则不同，有很大的利用空间。尤其是当大量的失业人员充斥社会时，劳动者在饥饿与无所事事的困扰中为资本家肆意蹂躏就成为必然。资本家在同样的劳动时间中选择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作为廉价劳动力代表的童工和女工首当其冲；在使用同样价格的劳动力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把工人完全沦为机器的附属品。当时英国的纺织厂中，大批儿童到工厂做工，最小的仅四五岁。清晨四五点起床，在地上捡拾棉纱头，有些六七岁儿童即被派到纺轮或织机部门工作。工作时间内必须站立，不许饮水和入厕。工时最多的长达 16～18小时，有的十多岁儿童就累死了。这时的英国政府反其道而行之，颁布的是延长雇佣劳动者工作时间，限制最高工资额的法律。这些法律虽与劳动关系有关，但并不被认为是属于劳动法的范畴，而是只反劳动法的法律而已。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工人们不堪忍受机器生产下大大增加了的劳动强度，不堪忍受工时长、工资低等种种恶劣的劳动条件，不断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从自发的分散的破坏机器，到成为有组织的自觉的运动并组织工会，开展更为有效地斗争。启蒙思想家的进步学说也演生出主张劳动和职业自由，强迫劳动者从事雇佣劳动，过度延长工作时间和压低工资数额，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和非正义的。资本家迫于对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而不得不做出适当让步，资产阶级政府也意识到如果允许资本家不受限制地肆意蹂躏工人，或者以合同自由为据放任不管，甚至以法律规范助纣为虐，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也必将付出昂贵的社会代价。因此，皮尔勋爵于1802 年提出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案，获得国会通过。这就是目前公认的最早的劳动法，实际上是第一部保护童工的劳动立法。该法规定：纺织厂不能用9岁以下的学徒；童工每天工作不得超过12小时，而且限于清晨6时至晚间9时，禁止做夜工。经皮尔等人的继续努力，此法案1819年得到修正，规定纺织业不分对象均禁止雇佣 9岁以下儿童，16岁以下儿童仅能工作12小时。1833年的《工厂法》进一步规定，13岁以下儿童每天工作不超过9小时，每周48小时。1847年修正工厂法规定，女工及18岁以下的童工每天工作不得超过10小时。

从劳动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第一部标志性劳动法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劳动法面世的理由和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它是以劳动关系一方当事人，即作为弱者的劳动者为保护对象的。如果劳动者不需要劳动法的专门保护，劳动法就不会出现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如果劳动法不以劳动者为专门的保护对象，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劳动法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或者说这样的劳动法就不能再称之为劳动法了。这或许也就是我国劳动者在呼唤《劳动法》尽早出台所说：“我们劳动者亟待劳动法的保护”的原始依据吧。

劳动者的“弱者”地位随着历史的进程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劳动者的地位已是历史上的劳动者不可想象的，但今天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的“弱者”地位仍然是可以感知的。

劳动力市场供需状态和劳动对于劳动者的意义是导致现实中劳动者“弱者”的主要原因。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几乎是现代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充分就业” 无疑是人们期望的美好目标，但专家学者们即使在“充分就业”的定义和界限上也表现出了冷静和“保守”。“在20世纪，充分就业的概念是指劳动力市场上有工作意向的人与空职的工作岗位在数量上基本处于均衡状态。对均衡状态的判定，随人口结构和制度的变化有不同的结论。60年代，经济学家认为，就业率达到 96%，即为充分就业；80年代，经济学家认为，94%即为充分就业。”（注：杨伟民。失业保险（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55. “充分就业”是凯恩斯就业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并不是指一切有劳动力的人全都就业，而是指在某一货币工资水平下愿意就业的人的就业。“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不自愿失业之存在，此种情形，我们称之为充分就业。磨擦的与自愿的失业都与‘充分’就业不悖。”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倾向货币通论》，1版，1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也就是说，“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每个劳动者都百分之百地找到了工作，其本身就是以一定的失业率为内涵的。即使是在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排除由于劳动力绝对过剩而失业的必然性因素，也会由于包括劳动者自身在内的其他多种原因产生磨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季节性失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