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一起案例浅谈我国“反性骚扰”立法势在必行
从一起案例浅谈我国“反性骚扰”立法势在必行作者：王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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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述：晨晨，女，15岁，读高中。班上有个男生经常骚扰、调戏她，晨晨一直忍让躲避着，不敢告诉父母。长期的精神压抑使得晨晨本来很优异的成绩迅速下滑，整天精神恍惚，在父母反复的追问下，晨晨终于将事情说了出来。父母知道后非常气愤，找到学校，要求学校解决。校方经调查后，给予男生记过的处分。事后，男生并未停止对晨晨的骚扰和调戏。这事最后闹得沸沸扬扬，学校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闲言闲语；街坊邻居也指指点点。所有的这些让晨晨感到更加痛苦，精神更恍惚了，导致她连门都不敢出了。父母最后决定要讨个公道，便以“性骚扰”为由，将男生告上法院，法院最终裁定“驳回诉讼请求”。结果晨晨受不了人们的“眼光”疯了。前段时间再见到晨晨的母亲，四十多岁的女人如同老妇一般苍老，目光呆滞，令人心酸。
我国的“性骚扰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让我们来看几组关于“性骚扰”的数据：
新浪网的民意调查中显示84%的女性受到过不同程度“性骚扰”，其中30岁以下的未婚职业女性最深受其害。调查中还显示“性骚扰”70%来自工作场所，其中50%来自上级，20%来自同事。调查中还显示约10%的男性也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性骚扰”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口头性骚扰；二是行为性骚扰；三是环境性骚扰。
常见的“性骚扰”类型主要有：在对方不愿意的情况下进行身体接触的占60%；讲黄色笑话的占30%；偷窥的占5%；自我暴露的占5%。还有一些人提到过电话性骚扰和语言攻击性骚扰。
面对高达84%的“性骚扰”，忍和躲几乎是所有受性骚扰女性的首要选择。调查显示，35%暗示对方放尊重点;30%悄悄躲开；20%出于种种考虑保持沉默；10%进行报复；5%用法律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前三项都可以归入忍和躲一类，就占了85%。而对于男性来说一般都是忍和躲。
“性骚扰”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尤其近些年，我国的“性骚扰”事件急剧增加，“反性骚扰”立法的出台已迫在眉睫。虽然有个案在“性骚扰”诉讼中胜诉，但败诉、被驳回的仍占据很大比例。
我国到现今为止没有一部完整的关于反“性骚扰”的立法，以至于“性骚扰”一词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工会法》中仅对“性骚扰”作了少许原则性的规定。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制定这些法律的实施细则时对“性骚扰”概念仅界定在工作场所。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性骚扰”的概念、适用的范围及特点，并且都是在妇女权益保护的前提下，对于男性受性骚扰的情况并没有任何规定。
我国现在适用的是“罪刑法定原则”，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在用现行法律解决“性骚扰”问题时便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相互冲突的问题。
1、立案问题。把“性骚扰案”称作民事侵权案件是媒体或大众的一种习惯叫法，法律上没有“性骚扰”这个概念。民事案件要想进入司法程序，必须有一个案由。所谓案由，可以理解为案件的性质、由来或者内容提要。诉讼过程中各种法律文书如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调解书都要写明案由，案由不只是在审判阶段才确定，法院接受当事人起诉状时就应明确案件的案由。案由既是案件内容的提要，又是案件类型划分的标志，同时它也是案件反映的法律关系性质的体现，名不正则言不顺，“性骚扰案”的案由到底是什么？
2、取证问题。“性骚扰”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受害人和侵害人在场，具有隐敝性。而往往“性骚扰”是在受害人无准备，不知情，不愿意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而使受害人受性骚扰后举证困难。然而，依据现在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受害人很难取到相关证据，特别是直接证据。正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女性遭遇“性骚扰”时便会选择忍隐而放弃法律途径。
3、赔偿问题。目前“性骚扰案件”的赔偿标准难以确定。例如，武汉“女教师性骚扰案”一审法院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二审法院以精神损害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为由，没有支持一审法院的这项判决，原告经过一年多的诉讼，所得到的判决只不过是“赔礼道歉”。这场审判似乎是一场道德审判而不是法律审判。“性骚扰案件”即便胜诉也可能是赔礼不赔钱，这样的结果让绝大多数女性在法律面前产生犹豫。如果证据不足，不但失去了工作、丢掉了“脸面”，而且，连一声赔礼道歉也难以讨回；就算取得了相关证据，打赢了官司，可能也只是得到被告的一声“赔礼道歉”，而精神上的伤害怎么办？目前，“性骚扰案”一般都是按照普通民事侵权案件处理。受害人要想获得赔偿，先得拿出受到损害的证据。“性骚扰”行为的损害后果表现在精神损害，精神损害的程度如何证明呢？人们不禁问道：“这样的官司还有必要打吗？”
4、追究责任问题。对“性骚扰”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追究，并非一部《妇女权益保护法》所能解决的。一方面，《妇女权益保护法》是一部倡导性的权利法，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必须评价准用性法律规范，通过其他相应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来追究法律责任，但在这些部门法尚未确立针对“性骚扰”的相应法律责任之前，对“性骚扰”行为人追究法律责任是没有法定依据的；另一方面，由于“性骚扰”本身的情节有轻重之分，给被骚扰者造成的影响也有大小之别，所以法律责任的设置必须要做到“行为与责任相适应”，也就是说要适当把握法律责任的追究。哪些行为只追究行政法律责任，哪些行为要追究刑事法律责任，哪些同时要追究民事法律责任，这些必须有一个系统的法律规范，而不能粗糙地规定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了事，更何况并非所有的“性骚扰”都能适用该处罚条例进行法律制裁。
解决性骚扰问题必须做到什么呢？
首先,必须尽快出台“反性骚扰”立法，或是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关于“反性骚扰”的内容。在立法时应明确指出以下几点：1、在法律中要明确给“性骚扰”定位，明确“性骚扰”的概念、性质、特征；2、在法律中要对“性骚扰案件”的处罚有明确的规定；3、在法律中要对“性骚扰案件”的证据问题有明确的规定；4、在法律中要对“性骚扰案件”的赔偿问题有明确的规定。
其次，要把“丢掉的”道德“捡回来”。道德是一个传统的美德，是在法律之外来约束人们“可以这样行为”或“不可以这样行为”。它与法律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不可分离的。如果只有法律没有道德，法律制定、出台的目的最终也将失去有效实施的土壤，最终体现在纸面上。
然后，地方各级政府应当设立处理性骚扰事务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中应当有一部分民间代表和妇女团体代表参加。这些机构的职责包括受理性骚扰的申诉、调解、支持受害人起诉等方面。所有的妇女团体也应该站起来，呼吁受侵害的妇女要挺身举报，支持她们用法律作为武器，来遏止长期存在的性骚扰之风。在这些专门机构、妇女团体的辅助之下，能够使受害人难以启齿、拙于应付的性骚扰事件得到专业的帮助和有效的解决。
鉴于现今“性骚扰”问题的严重性，我国立法机关应该尽快制定详细的“反性骚扰”立法或在相关法律中详细写明关于“反性骚扰”的内容，以便尽快弥补目前这一领域的法律欠缺。
2009.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