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当年有职有权，虽说不是国家干部，在一个大队里，说一不二，何等的威风。但是，自打废社改乡，实行农村改革，村支书的地位，就在一直下降。在农业税没有减免的时候，由于村里还可以搭配征收二税、三税，手里有征收之权，所以地位还可以勉强维持，但由于没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控制，支书的地位，已经是在依靠税费征收来维持。不仅没有了过去的威权，而是权力不断被弱化。此时的村支书，除了少数再集体化的村庄，基本上已经属于强弩之末。
大规模城市化的趋势，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农村，连最偏远的角落也没有落下。随着大批农民进城打工，农村的生活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农民见了世面，积累了政治经验，对村支书更加不在乎了；另一方面，不仅大批农民多半不在村里生活，一些农民甚至进城不回乡。农村常年不见人影，整个生活形态改变了。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还好，因为这些地方原本就是城市化的一部分。这些地方的村支书，含金量比发达地区的乡、镇长还要高。但是，广大的非发达地区，村支书的地位，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式微。
而农业税的减免，导致了村支书走向彻底的困窘。由于无法从农民那里征收税费，乡镇和村干部的经费都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村支书连同村干部彻底失去了“管理”农民的积极性。
事实上，这种积极性，连乡镇的官员也没有多少了。现在，除了计划生育、信访工作外，农民几乎看不到乡镇和村干部。真的就是有事，也找不到人。由于非发达地区由县里发下来的村支书补贴，每月不过三四百元。虽说比外出打工要少很多辛苦，但毕竟收入跟打工不能比。所以，一些勤快的村支书，干脆放弃“职守”，自己也去打工。剩下的人，守着那点补贴，也不会有多少热情，顶多是简单应付一下差事罢了。
村支书的困境，本质上是体制转型的困境，也是城市化带来的农村困境。在当今农民人均土地不到一亩的情况下，无论怎样开展新农村建设，多数农民也不可能待在农村，靠种植业为生，一亩地的收益，无论多么高，也高不过他们一月的打工工资。中国只要还想在现代化路径上发展，就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重建党支部的堡垒，重建村支书的权威，改善他们的困境，让他们有职有权还有钱。因此，真正改善农村权力结构的现状，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在村里。为了完成现代化，农村中大多数的农民，必然要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当然不见得都进入大城市），城市早晚得对他们开放，城乡壁垒必须打破，管理者不破，也得让农民挤破。剩下的农民，在有条件实行规模经营之后，也就变成了新的农民，一种职业意义上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重建乡村精英，重建乡村权力结构，才能提到议事日程。显然，在过渡时期，村支书的角色，理所当然应该跟乡村自治融为一体。他们不应该像现在多数农村一样，是上级指派的，应该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而且乐意为村民做事的人。在多数农民还没有整体迁移到城市之前，那些来往于城乡之间的候鸟型的农民工，也理所当然可以做村支书。如果他离开了，就由他人替代。反正在大家的外出打工的时候，村里也没什么人，自然没什么事。
总之，村支书的出路是有的，但这个出路不是靠国家在既有结构下，增加对村支书的重视，增加他们的补贴能实现的。（中国人民大学·张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