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律师将复制的卷宗让被告人看，若被告人翻供，律师就会因涉嫌律师伪造证据罪被起诉，于是律师不敢草率将证据拿给被告人辨认，被告人自然不能对证据发表有深度、有力度的质证意见，被告人的眼睛似乎被蒙上。

　　而在法庭审理时，控方宣读证据又往往是择要宣读能够证明控方主张的部分，宣读的是哪个人的，宣读的是哪一段，是否断章取义，被告人经常是云里雾里，难以发表质证意见，被告人的耳朵似乎被堵上。

　　俗话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法律之所以设定辩护制度，不仅赋予被告人自己享有辩护权，还赋予律师给被告人辩护的权利，最根本的宗旨显然是为了防止公权力的滥用，从而防止冤假错案。

　　但是，既然是既闭目又塞听，被告人如何行使自己辩护权，就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更不用说保障被告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法定辩护权了。

　　之所以会对被告人闭其目、塞其听，使被告人给自己的辩护流于形式，成为人权木桶短板，既有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原因，也有思想认识错误的原因。

　　首先，对律师可否让被告人查阅卷宗证据，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法律对被告人自己享有的辩护权并非熟视无睹，《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就明文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很明显，在开庭审理时，被告人对物证享有辨认权，被告人对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及其他证据享有质证权。

　　但是，不论是控方，还是法庭，为了追求效率，大量的证据不能够完整出示，而且公诉案件常常有几本卷，甚至数十本卷，在法庭上将证据一一出示那简直是纸上谈兵。

　　既然在法庭上证据不能够或者不可能完整出示，被告人对证据发表自己的质证意见，进而发表辩护意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西方控辩式诉讼模式下，律师与被告人作为辩方，对证据进行充分的酝酿，进而制定切合实际的辩护策略，似乎是司空见怪的事。

　　但是在中国，律师可否让被告人查阅卷宗证据，并在庭前就证据充分听取被告人的质证意见，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律师在开庭之前，不与自己的被告人充分沟通，想制定切实可行的辩护思路，那几乎是痴心妄想。

　　公法是授予权利，方可行使权利。私法是只要法律不禁止，就可以行使权利。法律规定的缺失，使辩护律师多了一个紧箍咒，也使被告人给自己的辩护形同虚设。

　　其次，被告人自己的辩护权名存实亡，源于司法对被告人辩护权的漠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法律的规定不能说不完美，但是如果没有制度保障，法律规定会变成海市蜃楼，似乎虚无飘渺，不可捉摸。

　　我国司法长期存在重打击、轻保护与重实体、轻程序的痼疾。基于打击的需要，人权的保护就会被忽视。由于重实体而轻程序，在诉讼程序中，被告人有哪些权利、如何保障，就会被束之高阁。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显然是无罪推定原则最好的体现。

　　但是，实际情况是，只要抓了你、捕了你，你肯定有问题，为啥不抓他人、不捕他人？不仅许多侦查人员这样认为，不理性的国民也多有同感，于是，尽管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已决的罪犯，只要被关进看守所，受到的忠告也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被抓者、被捕者常常成为会众矢之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很明显，就公诉案件而言，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的证明责任，在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而不在被告人及其律师一方。
但是，实际情况是，既然你被抓了、被捕了，你就是有罪，你说你无罪，你有何证据？有的公诉案件，甚至在法庭演讲时，控方还让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不在少数。

　　凡此种种，都是对被告人权利的漠视。被告人无法看清楚指控自己有罪的证据，被告人无法听明白指控自己有罪的证据，被告人自己的辩护权无疑就会成为看着好看的花瓶。

　　花瓶的存在无非只能起到摆饰作用，至于会不会实际达到充分保护被告人自己的辩护权，使冤假错案胎死腹中，似乎没有多少人去关心。

　　最后，被告人自己的辩护权被流于形式，源于司法对自己提交的证据不自信。

　　尽管无罪推定是舶来品，但是无疑是个好东西。《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无疑是对无罪推定原则最好的诠释。

　　但是，现实与理想似乎有很大距离。真正在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时，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者似乎寥寥无几。疑罪从无的如凤毛麟角，但是疑罪从轻的却是屡屡发生。

　　律师能够拿到卷宗，通常是在法院审判阶段。即使依照《律师法》的规定，也只能是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才可以复制到卷宗。而律师能够查阅到卷宗的时候，绝大多数证据已经被控方固定完毕。

　　既然控方已经将证据固定完毕，如果控方证据确实充分，在开庭之前律师让被告人看看卷宗，辨认一下证据，对控方的证据应当不会产生实质影响，除非控方的证据经不起推敲、经不起攻击。

　　不错，阅读证据以后，被告人可能会翻供。其实，翻供不仅会在阅读了律师复制的证据之后，也可能发生在庭审过程中控方宣读证据之后。

　　《刑事诉讼法》第46条明文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口供毕竟具有可变性，且被告人显然不能自证其罪，可是只要控方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体系，有没有口供应当不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生太大影响。

　　不让被告人看到完整的证据，不让被告人听到完整的证据，被告人被蒙在鼓里不知情，口供的稳定性似乎有保证。可是，这种被告人口供表面的稳定性，会给冤假错案的发生埋下伏笔。

　　实际上，对口供的过分依赖，源于对控方对自己证据体系存在担心，恐惧由于失去口供之后证据锁链断档。

　　指控被告人有罪，却不愿意听到被告人不同的声音，这无异于偏听偏信。既然是偏听偏信，裁判出错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法律设定抗辩式诉讼的初衷，就是要仔细倾听被告人一方的辩护意见，切实保护人权不受侵害。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就要不惜牺牲好人，这不是法律的本意。纵然被告人有罪，让被告人享有充分的辩护权，才能最终使被告人心服口服，也有利于被告人改过自新。

　　若由于控方对自己的证据体系不自信，就变相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这不仅于法无据，也与情理不符。


　　（作者：段建国，开物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副主任，《中国律师》杂志、《中国律师网》特约评论员，中国法学会诉讼文书学会理事，北京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委员会委员，邮箱：djglawyer@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