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土地规划 ——对土地私权的干预及其正当性反思
发布日期：2004-08-16 文章来源： 互联网
摘要：土地规划是国家管理控制土地的一种行政行为。本文首先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分析了土地规划干预土地私权的背景，接着具体探讨了土地规划对土地私权在权利取得、内容、处分等各方面的干预和影响，然后分析了这种干预的正当性，并对其不当性进行了反思，从各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土地规划制度的建议。
关键字：土地规划、土地私权、干预、正当性
土地规划又称土地利用规划，它是在土地的空间上合理组织土地利用的一项综合性措施[1].我国《土地管理法》中所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规划的一种。按立法者解释，除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外，我国还存在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江河、湖泊综合治理和开发利用规划等，者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土地利用和保护[2].正是基于此，本文所指的土地规划是指一切涉及土地利用和保护的规划。依据内容的不同，土地规划可以分为总体规划（又称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前者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后者如城市建设规划。依制定主体的不同，土地规划可以分为国家级、省级、县级等不同层次的规划。
本文所指的土地私权指的是与土地有关的除国家财产利益之外的其它主体的财产权利。这一定义表明：（1）它是私法上的权利，而不是公法上的权利，从而国家土地权利不属于其概念范畴，国家对国有土地的权利不是本文所指的“土地私权”，因为从本质上讲，土地规划是一种国家行政行为，而国家通过土地规划对国家所享有的土地进行管理和干预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而它对土地上的民事权利的干预则需要具备法定理由或正当事由，否则便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本文立意即在于从公法上探讨土地规划对私有财产权的影响，故而不涉及国家土地权益；（2）土地私权的外延包括个人对土地的权利和集体对土地的权利，这些权利既有土地所有权，也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土地上的不动产权益特别是房屋权利。之所以要把集体对土地的权利也纳入“土地私权”之内，是因为从本质上讲，集体仍然是一个不具有公法意味、不带有公权力色彩的主体，当与国家权力相对时，它同样是属于私法主体，它的财产权利也是“私权”之一种。
一、土地规划干预土地私权的背景分析
土地作为民法上的不动产，曾经是个人财产的最主要形式，土地权利的确认是法律上所有权制度的起源[3]，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私法（主要是民法）的有力保护。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保护私人财产，包括私人拥有的土地，因此政府对土地的使用不加限制。（张庭伟文）。即使有对个人土地所有权或其它土地上权利的限制，也纯粹是出于私法上的权利相互性要求，因为权利从来就不是绝对的。这让人们相信私法对土地权利的一定限制是正当而合法的，而政府则不得限制私人土地权利。
但自19世纪末以来，公法不断侵入传统的私法领域，几个世纪以来法律确认的不受公法干涉的私人权利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公法上的限制，尤以财产权最为显著[4].反映到立法上的变迁是土地法从民法中独立出来成为公私交融的特别法。此时，施于土地上的限制不再只是为了其它私人利益，而且还包括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利益，通过权力的强行介入和干预来限制土地权利，土地规划就是这种国家权力干预土地私权的体现[5].
从那时开始，国家认为土地权利不只是体现私人利益的私人权利，它还体现社会公共利益，并且负有社会义务，这就是所有权的社会化或私法公法化趋势。《德国民法典》就是这一趋势的立法产物。从此，国家干预私人土地权利的行为获得法律依据。一个人实际上绝对地随心所欲地使用土地的权利，正在让位于根据有关当局规定合理地使用土地的首要原则[6].那时，由于土地使用主要是城市土地的使用问题，因此，各国相应制定了其城市规划法来管理和规范私人对城市土地的开发利用行为。如美国在1920年代制定了第一部《城市规划法》[7].
到20世纪6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接二连三的大规模的公害事件在许多国家发生，环境保护运动开始风起云涌。人们开始认识到土地不仅仅是财产，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并且它不可再生。为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政府开始对土地开发利用活动实施进一步规范和控制，土地规划已经具有新的政策目标：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80年代以来它又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而成为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工具。
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因此国外的土地规划是以土地私有制的社会背景为前提。在我国，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形式，并且都是公有制。历史表明，我国的土地规划最初是为控制城市扩张保护耕地而设计[8]，而并不是或并不主要是为限制私人土地开发行为而设计，因为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并不存在私人的土地权利，更没有私人土地所有权。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逻辑结果，是由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70年代末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开始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我国最初的私人土地权利。这种权利从一开始就处于国家政策的规范之中，并没有象国外那样成为“绝对权利”。国家实行土地规划的真正动因原于8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浪潮。我国第一部《土地管理法》在1986年制定，但是当时它有关“土地规划”的条文仅有两条，对土地规划制度的真正立法起于1989年《城市规划法》的制定。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土地规划制度主要是侧重于城市土地规划[9].只有随着《土地管理法》在1998年的修订-其中专章规定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计有共14条之多-我国的土地规划制度才真正对所有的土地包括农村集体土地产生影响。
总之，我国土地规划影响土地私权的背景是多方面的，它一方面适应了国际上私权社会化发展趋势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另一方面由我国土地制度的特点所决定并受到城市化浪潮的推动。本文探讨土地规划对民事财产权利的影响正是基于以上背景。
二、土地规划对土地私权的具体影响
土地规划对土地私权的影响从本质上属于政府行为对私人活动的影响。因为如前所述，土地规划就是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对土地及土地上的活动所实施的管理和控制。在我国，大致而言，土地规划对涉及土地私权的影响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权利取得的影响
在城市市区及其它土地属于国有的地区，由于土地完全属于国家所有，而我国由于禁止土地买卖，因此个人（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只能取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要取得这种权利必须经过土地规划部门以及其它相关部门的审批。在实体上，申请还必须符合政府部门的土地规划，否则就不能获得批准，从而不能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对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由法律直接规定，属于“原始取得”，从而无所谓土地规划对其的影响。问题只在于不享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个人在取得土地权利时所受到的影响。农民的个人土地权利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而取得，故一般不受国家土地规划的影响。而其它非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使用权则须经过包括规划部门在内的政府部门的审批。
对未经批准而非法占用土地的，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七条、七十六条和七十七均规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退出非法侵占的土地。
（二）对权利内容及其行使的影响
由于国家土地规划的对象包括集体土地，因此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完整的所有权权能，它的所有权自由已经受到土地规划的限制：它不能只占有而不使用或不授予他人使用；它的使用必须符合相关规划要求；不得随意变化其土地用途；更不得将所有权移转个人或其它集体经济组织。个人同样如此，个人取得了国有土地或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后，必须按照政府规划部门批准的土地位置、面积、用途以及其它规定使用。
在德国，土地权利人行使土地权利时要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并实行高度、深度许可制度[10].我国《建筑法》也实行建筑规划许可制度，对土地权利人的建筑权实行行政监管。另外，《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对农民承包的耕地，该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并且第六十五条还规定如果不按批准的用途使用的，农村集体组织报经人民政府批准后还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
取得了土地使用权后，并不等于永久享有该项权利。依据土地规划，不同用途的土地其使用年限不同，一次使用最长的不超过70年。若要继续使用，必须再次申请，否则权利即为丧失。不仅如此，对权利人不行使土地权利或消极行使土地权利的，法律也给予了限制。按照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一年内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还要缴纳闲置费；连续两年未使用的，由政府无偿收回或者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承包耕地的单位或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还有权终止承包经营合同，收回发包的土地。另外，我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五条同样有规定了不按规划年限开发土地也要征收土地闲置费甚至由政府无偿收回土地。《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六十五条等条文还规定权利人因某些原因停止使用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有权收回该幅土地。
当然，土地使用权人也可以改变其土地用途，但即使如此，他也不能随意改变。按照该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在变更之前，他必须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
所有这些规定都表明，土地使用权人所享有的土地权利已经明显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权利。对后者，如何行使权利、什么时候行使完全属于权利人意思自治的范围。而如今，土地使用权人一旦取得权利后，再不能依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了，他的意思和行为已经受到土地规划（和其它国家权力）的有力制约。
（三）对权利处分的影响
土地使用权人不仅失去了权利行使上的完全自由，在权利处分方面更是举步惟艰。土地所有权不得处分自不必说（集体土地变为国家所有的土地除外），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亦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
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可见土地所有权必须与房屋所有权一并转移而不得单独转让。
而且并非所有的土地使用权都可以转让。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其转让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也同样受到限制。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七条、四十八条的规定，发包方将其土地发包给不同对象时所要求的程序不同：如果转移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则几无程序限制，；而如果转移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则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种区别对待的规定，有多大的合理性深具怀疑。
（四）对土地收回或征收的影响
对出让或划拨的国有土地，国家可以为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其它原因而随时收回。收回程序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实体上除了法律规定的少数情形以外，国家并不给权利人适当的补偿。
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国家为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也可以征收而变为国家所有。《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和四十六条规定了征地的程序；四十七条至四十九条规定了征地的补偿费及其发放程序等事项。征地程序由法律确定，征地的补偿标准除了法律规定了大致范围以及一个上限外，具体内容基本上由地方政府单方面自由裁量，完全剥夺了土地所有权人（集体经济组织）和使用权人（农民或其它组织）在此问题上的协商机会和参与机会，从而使征用变成了一个强制交易行为[11].城市房屋折迁同样如此。地方政府依据其城市规划，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民用房屋特别是合法房屋实施强制拆迁。其操作程序和补偿标准均存在很多问题：有的拆迁并不是为社会公共利益而是为开发商的商业利益；拆迁的补偿费远低于房屋的市价；……，总之，私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所拥有或使用的土地或房屋会成为“规划”的对象，一旦被“规划”，他毫无选择，只有服从。
三、土地规划干预私权的正当性反思
在前面的背景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土地规划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政府行为，它的推行与土地本身的性质以及政府和社会对土地的观念变迁密不可分。就土地本身而言，它不仅是极其重要的不动产，更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还是生态环境的基础构成[12]；就观念变迁而言，政府和社会都认识到，土地不只是负载个体利益，它更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利益，具体包括资源安全、生态平衡、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等利益考量。正是如此，土地上的开发利用活动才超越个体行为而成为公共行为和社会行为，政府进行土地规划就势所必然并因而具有正当性。
然而同样必须看到，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如前所述-它对私权的干预甚至限制是全面而深刻的。而私权也是受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对象。正是基于这两类利益均具正当性，我们在看到私人行为对土地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时，也应该防范政府土地规划所产生的某些问题，包括它干预私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问题。
（一）土地规划的制定：抽象行为还是具体行为
将行政行为区分为抽象行为和具体行为具有多方面的法律意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确认它们不同的法律效力并进而对其设计不同的法律规制方式包括私权受害的救济方式。
一般看来，抽象行为是指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一般法律行为，主要是行政立法行为；具体行为是指针对特定对象作出的只对该对象具有约束力的个别法律行为，如行政处罚等。按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规划是行政行为当属无疑。但该法没有明确它是抽象行为还是具体行为。从土地规划的效力范围来看，国家、省级、市级、县级、乡镇、城市和村庄都有自己的土地规划，不同级别的土地规划，其效力范围大小不一。一方面土地规划在各处区域内具有普遍的执行力，（该法第21条第五款），另一方面一些局部土地规划如城市、村庄等规划它所约束的对象又是非常狭小而明确的。土地规划的不同层次很容易模糊其法律定位。
笔者以为，由于政府制定土地规划的初衷在于为整个社会的土地开发利用活动提供规范，因而它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故而应将土地规划的制定定位于抽象行为，以与其广泛的效力范围相符。至于有些土地规划涉及的地域非常狭小，但政府制定它时并非直接针对该地域内的特定人，故它仍然是该地区内的“普遍”规范。实际上，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包括德国正是把政府的规划行为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看待，它不具有可诉性[13].
将土地规划定位于抽象行为，是我们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特别是进行法律控制以保证其公正合理的前提。
（二）土地规划的程序问题
我国有关土地的规划很多，并且都有各自的行政主管部门，不同的规划由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按照《城市规划法》，城市规划由建设部门负责；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规划由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按照《水法》，江河湖泊规划由水利部门负责。这些规划实际上都涉及到土地，都包括对土地的规划。但是它们共同的一点是，规划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合二为一，属于一个主体。如城市规划方面，建设部门既是城市规划的制定者，同时又是具体建设项目规划的审批者。这明显与法治所要求的“权力分立”原则相违背，从而一方面难以满足规划的科学性与公正性要求，使规划成为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导致在规划决策方面的个人主观意志强加于民众和腐败问题的滋生[14].在城市改造规划中，许多地方发生的市民对规划的不合作甚至抵触态度已经鲜明的体现了上述缺陷。
不仅土地规划的制定缺乏民主程序，其执行也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从而为政府滥用权力干预私权创造了可能空间。
我们认为，既然土地规划是抽象行为，涉及行为主体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那么，就应当让不同行政部门以及公众代表等各方利益主体参与其制定，从而形成多元主体决策。这样既保证了决策程序的民主性，又有助于决策内容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同时，对土地规划的执行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私权受害的救济机制，将有助于规范土地规划对私权的负面影响。
（三）土地规划内容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如前所述，我国涉及土地的规划名目繁多，而不同规划由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实施。
这样，不同规范在制定上相互独立，内容上互不协调，执行上极易冲突[15].虽然《土地管理法》在规划协调方面有所贡献（体现在该法第22条、23条），但不易操作，在现实中可能扰乱社会公众开发利用土地行为的合理预期，并使他们的土地权利面临“多头管理和侵犯”的危险。
不仅各个部门涉及土地的规划内容冲突缺乏科学协调，单一部门制定的土地规划在内容上的科学性亦值得怀疑。这很容易理解，单一主体制定的抽象规范，它所依据的信息来源是局部而有限的，它在利益考量方面也会有所偏重[16].
在公正性方面，由于程序的不公，实体上也很难保证公正。因为只有单方利益主体的参与，对其他各方的利益要么不能完全考虑，要么不能平衡考虑。举我国《土地管理法》为例。该法在被规划土地的征用问题上明显不公：不仅程序上由政府单方决定，征用补偿标准也完全由政府自由裁量，补偿费明显偏低[17].不仅如此，被征用土地的权利人不寻求不到公正的第三方来对征用纠纷进行公正裁决，使私权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四）规划目的的正当性问题
我国公权力一直非常发达。而土地规划就是政府以公益为名推行的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这样抽象的表述，很容易成为政府谋取其部门利益甚至为某些私人主体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我国城市规划中很多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商业利益就是明证。
控制动机不能从动机本身出发，而应当通过前述程序机制？？规划制定的多元决策机制以及有效的执行监督机制？？来保证政府既有良好的动机，又能在该动机支配下办成好事。
四、结语：追求满足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土地规划
在倡导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政府土地规划行为是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工具。但是基于公权力自我膨胀的天性及其对私权的潜在威胁，合理设计土地规划制度是必要的。
在程序上，必须适应决策多元化要求，促进土地规划制定程序的民主化。民主化不仅要求主管部门以外的其它相关部门参与，更要求社会公众特别是被规划土地的权利人的有效参与。当前，深圳、上海等地通过地方立法明确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城市规划委员会”作为城市规划决策主体就是很好的尝试[18].在规划土地的征用程序方面，应最大限度的满足公众提前信息知情权以及征用过程的有效参与权。这样可以保证土地规划的执行效果，增强其干预私权的合法性和社会可接受程度。
实体上的根本目标在于国家、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合理平衡。它要求土地规划不能只是满足国家、社会利益的政策工具，也要尽可能保证私人土地权益，并为私法自治留下合理空间。如在立法中规定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完善被规划土地的征用程序和标准以及补偿争议的司法可诉性；在城市改造规划中赋予被拆迁者能与拆迁单位（都是私法主体）平等谈判和协商的权利……总之，只有满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要求，才能实现土地规划的法治化，保证国家、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合理平衡。
注释：
[1]林增杰、沈守愚主编：《土地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2]孙佑海等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讲话》，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3]郭洁著：《土地资源保护与民事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4]梅夏英著：《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5]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
[6][美]伯钠德·施瓦茨著，王军等译：《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页；
[7]张庭伟：《构筑21世纪的城市规划法规》，载于《城市规划》2003年第3期；
[8]黄祖辉等著：《城市发展中的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9]同注[8]，第102页；
[10]前引孙宪忠书，第208页；
[11]陈映芳：《“城市化”质疑》，载于《读书》2004年第2期，第38页；
[12]马骧聪译：《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和土地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13][德]平特纳著，朱林译：《德国普通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56－158页；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14]仇保兴：《从法治的原则来看城市规划法的缺陷》，载于《城市规划》2002年第4期；
[15]前引黄祖辉等著，第118－119页；
[16][美]罗伯特·C·埃利克森等著：《土地管理法》（影印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76－77页；
[17]前引黄祖辉等著，第159页；
[18]前引仇保兴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