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法律语言　规范研究
　　论文提要　本文主要观点是：法律语言建设是法制(治)建设的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法律语言文明是法律(治)文明的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法律首先要进行语言规范，然后才能有效地规范人的行为；法治建设时代呼唤法律语言规范研究；规范研究也是语言学学科和法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基于此，作者论述了法律语言规范的内容、理论和方法。

　　
　　1　为什么要研究法律语言规范?
　　
　　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项宏伟目标。法律语言建设是法治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律语言文明是法治文明的重要体现，而法律语言规范是法律语言建设和法律语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比法律本身还要重要，因为语言不规范的法律无法实现立法的宗旨。我们的法律语言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因为形势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司法的改革而产生的——即表达的内容或者表达方式不适应新的变化和改革的需要；有的是法学或者法律工作者的语言或语言学素养问题造成的。只要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只要法律存在，法律语言的规范就不会停止。
　　法律语言规范化也是相关学科建设的需要。法律语言规范涉及两个学科，或者说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分别是：法学和语言学。
　　对法学学科来说，法律语言规范问题，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纠正法律语言的语法毛病或者措辞不妥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一时、一地、一下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是“法学语言转向”在当代中国“复兴”，或“振兴”，或“继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法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法学语言转向”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国外的相关研究的介绍上，不仅仅只是重复哈特等人的研究，也不仅仅是那些形而上的、把语言哲学的成果应用于法学的研究，所有系统地借鉴语言哲学、语言学理论模式或者方法来研究法律或者法学问题的努力都是“法学语言转向”的努力，都是汇合成“法学语言转向”之大河的涓涓细流。这样，“法学语言转向”这一法学研究范式才有更大的生命力。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就是继承“法学语言转向”的传统，高举“法学语言转向”的旗帜，弘扬“法学语言转向”的理论和方法，推动“法学语言转向”在当代中国的进步，形成中国的“法学语言转向”研究的特色，帮助解决中国的法律和法学问题。其次，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是法学研究，尤其是法理学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法学界仍有人轻视法律语言规范，认为那不过是文字毛病问题。这大概是法律语言规范(当然包括法律语言学本身在内)始终没有成为法学的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的根本原因。法律语言规范有理论上的渊源和支持，法律语言的规范有方法论上要求，法律语言规范有很多很重要的内容，法律语言的规范牵涉到很多学科，等等这些足可以成为一门分支学科。
　　法律语言学在中国的真正兴起和兴旺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中国的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多半以研究外语为主导，这种研究又多以引进和介绍为特色。中国传统的汉语言语言学主要经营的是汉语本体：文字学和语法，上限极少越过句子这道樊篱。法律语言研究，尤其是中国的本民族的法律语言的研究，对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无论是外国语言的研究，还是中国语言的研究——和整个语言学学科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开拓中国语言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路，丰富新时代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对外国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应该是为了中国自己的语言研究，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语言，或者作为我们自己创新的引子，而不是为引进而引进。法律语言及其规范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结合点。
　　
　　2　法律语言规范研究的内容
　　
　　总的说来，法律语言的规范研究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规范理论研究，(2)立法语言规范研究，(3)司法语言规范研究，(4)执法语言规范研究。限于篇幅，在这四个方面，我们着重谈谈前三个内容。
　　
　　2．1　规范理论研究
　　法律是规范人的行为的，但它本身首先要受语言的规范，然后才能有效地规范人的行为。语言的使用具有法律的后果，牵涉到权利、义务、公正、公平、正义这些重大问题。法律语言的规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问题，或者单纯的文字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严肃的理论问题。它包括：为什么要研究法律语言的规范?根据什么原则和理论来规范法律语言?我们知道，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传统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在语言表达方面存在着混乱不清的问题，因此，西方语言哲学家大声喊出了治疗传统哲学的语言病这样的口号。弗雷格、罗素等致力于数理逻辑语言的建构，建立理想的语言，以完成哲学语言转向的任务，而奥斯丁、塞尔、维特根斯坦(后期)则强调日常语言。对法律语言规范研究来说，一个重大的、首先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是：我们的法律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或者说，什么样的语言有助于法律追求和弘扬的正义，实现正义、权利、权力、责任?
　　
　　2．2　立法语言规范
　　立法语言的规范主要指书面的法律法规语言规范。立法语言规范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法律是成文法，法典法。这种规范涉及三个内容：一是什么东西应该写进法律；二是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述写进法律(2003)；三是法律语言表述的技术规范问题，比如现行法律文本语言的规范处理。王人博曾说：“翻开宪法，发现它有很多不是规范的法律语言。这就必须搞清楚，宪法要规定什么内容?用什么语言表达?现在一直在强调宪法司法化，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现行的宪法文本没有办法司法化。当务之急，应当有一部规范的宪法，不管是宪法法院还是普通法院的法官，都可以使用。事实上，宪法就是两部分：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宪法是神圣的，是国家的根本法，哪些内容应该写进去，哪些内容不写，立法者需要认真考虑。其次，宪法首先是法律，应当用法律的语言表达，而不是用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达，如果不能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宪法司法化，宪政都不过是一个口号。比如，宪法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将类似的条款和语言放进宪法，有失根本大法的尊严。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现行的政治制度，成立一个修宪委员会，重新在内容上和语言的表达方法上对宪法进行重新设计”。王人博在这里说的实际上是立法语言规范的两大问题：什么东西该写进法律?该写进的东西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立法语言规范的第三个问题是技术问题。例如：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条：律师，当事人和其他诉讼代理人的权利义务：“经人民法院许可，当事人和其它诉讼代理人可以查阅本案庭审材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由于“当事人”不属于“诉讼代理人”，所以，“其他诉讼代理人”中的“其他”也就无从谈起(莫智源，2002年)。
　　
　　2．3　司法语言规范
　　司法是最最重要的法律实践活动，因此，司法语言的规范的重要性和意义不言而喻。司法语言规范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1)刑事审判口头互动话语的规范研究，特别着重于问答及口头演说的规范研究；(2)刑事判决书的规范研究；(3)公诉意见书(词)的规范研究；(4)刑事辩护词的规范研究。
　　司法语言的规范应该特别重视口头互动和问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司法改革后，法庭审判加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而这种对抗性主要体现在问答上。可以说，整个法庭审判程序是建立在问答基础上的。我们曾经在北京、江苏、四川等地旁听四十多场法庭审判，对其中的十三场典型的审判作了全程录音，并按照话语分析学上通行的规则，进行了严格忠实的转写，作了详细的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问答相邻对占整个审判相邻对总数的比例平均约为77％，这证明法庭审判过程主要是由问答构成的，问答言语行为在审判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矛盾是通过问答揭示的，事实是通过问答澄清的，证据是通过问答确定的，权力是通过问答表现和行使的，权利是通过问答赋予和实施的，冲突是通过问答解决的，判决是建立在问答之上的”(廖美珍，2003)。司法语言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避免有罪推定的做法。在中国的刑事法庭上，我们经常听到法官要被告人“交待问题”，例如：
　　审判长：你…你就《起诉书》指控你的事实，啊，围绕这个中心交代问题。
　　被告人：嗯
　　“交代问题”预设“你是有问题的”，“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交代”。有没有问题要经过法庭调查才能下结论，如果一上来就让人家“交代问题”，那审判就不是调查确认事实的过程，而是被告“交代问题”的过程，这样又走到了改革前的审判老路上去了(廖美珍，2005)。
　　在司法文书方面，比如公诉词和判决词，应该符合法律的改革的精神。贺卫方撰文：“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昆明市检察系统不久前推出一项新举措，规定今后对于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应当采取更加客观和中立的态度。在有关法律文书方面，重视对于事实与证据的叙述，对于法律程序环节的准确记录。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决策者对于法律文书语言风格给予高度关注，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激烈的和情绪化的表达不再使用，例如不得用‘丧心病狂’，‘狗急跳墙’之类语词形容犯罪嫌疑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进展，虽然在表面上看，它只是要求检察官们在语词风格上有所改变，但是，法律语词事关刑事被告人的地位，事关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甚至关乎法治的基本准则是否得以遵循。事实上，考察一国法治的程度，法律话语是否足够理性化乃是其中关键指标之一。”
　　
　　3　如何规范法律语言
　　
　　3．1　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原则
　　法律语言的规范必须体现符合法律宗旨，体现法律的精髓，适应法律改革的精神。法律语言是围绕公正和正义来规范的，什么样的语言有助于弘扬法律追求的公正和正义，就是规范的语言。什么样的语言和言语行为不利于甚至妨碍正义、公平、公正、秩序等法律的核心价值的实现，则需要加以规范；什么样的语言或者语言行为不利于或者妨碍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平等、自由和权力，也必须加以规范。中国的司法改革的一个核心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因此规范必须围绕这个核心来规范。说到底，规范是围绕法来规范。每一个行业都存在语言的规范问题，但是法律语言规范，却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法律语言规范要受“法”的制约。
　　
　　3．2　法律语言规范的理论依据
　　法律依据。法律语言的规范必须有一定的理论依据。这个依据首先是法律依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章第九条规定：“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吴俊芳(2002年)对两个基层人民法院的抽样调查，居然有超过60％的法官不知道我国有一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知道这部法律的人中，又有超过半数的人不知道该部法律中最基本的内容。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普通话和通用文字的基本含义。依照这部法律，包括人民法院在内的国家机关应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但是实际上，很多地方的法院都不讲普通话，因此，法官带头违法，或者说在司法中犯法。关于法律文本的语言和法庭审判的语言，法律都有规定，我们必须将这些法律规定作为规范的基础。
　　目的原则。法律是有目的的——没有无目的的法律。目的原则是指导法律语言规范的极其重要的原则。目的原则可以表述为：任何理性的人的理性言语行为都是有目的的。目的是言语行为生成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目的原则是言语行为目的分析的基石。目的原则下的语用研究把目的置于中心地位，以目的为轴心来描述、分析和解释言语行为，尤其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话语的策略性和选择性(廖美珍，2005)。目的原则在法律语言规范研究中，可以作为规范性的原则来指导立法语言、司法语言和执法语言的规范，因为立法，司法，执法，乃至整个法律本身就是交际。
　　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建立在对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还有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等)的批判和继承基础之上，虽然有过于理想化之嫌，但也具有极其重要的规范意义上的价值，可以成为法律语言规范的重要理论基础。普遍语用学是哈贝马斯在研究社会行为和社会规范的有效性，尤其是社会交往行为的有效性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种语用学理论。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都存在有效性问题，因此按照普遍语用学的观点，首先，任何一种法律行为都是言语行为；其次，对于法律行为意义的理解与解释，只有在具体的语境(即对话)中才能真正实现，并获得有效性；再次，为了实现有效的交往和沟通，交往者必须就交往规则达成共识，并共同遵守。因此，无论对法律文本抑或法律口头话语的研究，都是对社会交往行为的研究，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都可以作为一种描述、解释、规范或者批判研究的重要工具。
　　合作原则。合作原则是格莱斯1967年在哈佛大学做威廉姆·詹姆斯系列讲座时提出来的，作者认为，“我们的口头互动通常不是由一系列互不相连的话组成的，否则就不合理性。这种互动的典型特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合作的努力，每一个会话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意识到一个共同的目的，或者一组共同的目的，或者至少是一个互相接受的方向。”根据这一点，格莱斯提出会话的合作原则：“要按照需要做出你的会话贡献，在需要做出贡献的时候做出这种贡献，根据你所参加的会话的共同目的或者方向做出这种贡献。”这一原则下面，有四个准则，(1)量的准则；(2)质的准则；(3)关系准则；(4)方式准则。每条准则下又各有子准则。虽然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主要是用于解决会话含义问题的——即它首先不用用于规范人们的会话行为的——但是它同样具有规范的意义和作用，因为它是基于人的理性之上的原则。我们在这里把它作为理论依据之一，取的是它的规范意义或者规范价值。这一原则无论对于立法语言的规范，还是对于司法语言的规范，都具有重要意义。
　　礼貌原则。法律和法律实践实质上是一种交际活动，礼貌也是调节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法律和礼貌不是互相排斥的，水火不兼容的。礼貌原则不仅仅适合日常的社会交际，也适合法律交际，特别是司法交际。但是，由于日常交际与法庭交际有很多的不同，因此我们应有批判地适用礼貌原则(Leech，1983)。
　　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法律语言的规范是言语行为的规范。法律是言语行为。法律实践是言语行为的实践。法律交际是言语行为的交际。言语行为是法律交际的最基本的单位。因此言语行为理论是我们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言语行为理论是英国(日常)语言哲学家奥斯丁1955年在哈佛大学做威廉姆·詹姆士系列讲座时提出来的。这种理论认为：所有的话语都是行为，研究这些话语的意义，就是研究成功实施这些行为的条件。一个言语行为可以抽象成三个行为：(1)言内行为；(2)言外行为；(3)以言取效行为，分别进行研究。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学上的一场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看法，促动了语用学这门学科的产生。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还是证人或者被告人，他们在法庭所说的一切话语都是言语行为，都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特定的生成和理解条件，具有特定的语力，具有与日常言语行为不同的特征和研究价值。由于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言语行为语言哲学也是我们法律语言规范的理论基础。
　　规范法学理论。本研究也属于规范法学的一部分。因此规范法学理论也适合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规范法学理论主要是从理论角度研究法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面向法学读者的刊物上再详细论述。
　　
　　3．3　法律语言规范的方法
　　规范法律语言，应借鉴西方成功的做法，继承中国的优良传统，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是多元的，文明是有差异的，各国国情是不一样的，因此制定的法律是不一样的，法律的实施方式是不一样的，法治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充分借鉴西方或者那些法制建设比较成熟的国家法律语言方面好的或者成功的做法，此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借鉴西方的经验，不意味着盲目全部照抄他人的东西，绝不是用他人的法律语言来规范我们的法律语言。同样，我们研究语言规范要借鉴其他法系语言的优点，也不能完全抄袭西方法律的所有表述。汉语言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表意语言，普通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的是形式语言，因此，我们也无法完全用其他的法系的语言来规范我们的法律语言。
　　规范法律语言应遵循法律角色的要求。规范因角色而异，而角色又受制于目的。目的有机构目的，有个别具体行为的目的。人民法院、检察院、以及律师事务所的设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些职业的设立，都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在同一个法律领域，在总的目的上，从宏观上说，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正义；但是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在局部上，在微观方面，在具体案件上，在参与具体的诉讼活动时，他们的目的又各不相同。比方刑事审判中的公诉人和辩护律师，他们的总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案件上，公诉人的目的是“控”，而律师的目的是“辩”。目的不同决定这些人的出庭角色不同，而角色不同必然导致语言和采取的语言策略的不同。因此，我们把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语言分而论之。但是，他们毕竟使用的是同样的语言——汉语，目的都是说服，因此，有些语言问题和语言规范是具有共性意义的。
　　规范法律语言应基于实际调查。规范不能想当然，要立足于现实，要做广泛调查。我们应对现有的立法语言、司法语言和执法语言进行大规模调查，建立完备的立法语言、司法语言和执法语言的语料库。然后作出全面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总结规律，发现问题，继承优秀的东西，摒弃不好或不合适的成分。这种调查和研究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以共时为主。
　　规范法律语言应注重可操作性，强调务实性、实用性、平实性。既然是规范，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不能光谈空话和大话。尤其是通过对实际问题——特别是那些不为人重视的“小”问题——的分析，着手于小处，着眼于大处，制定相对稳定的规范条例。即是说，我们要给立法者和立法部门提供立法语言的规范，供立法者在立法时遵守和参考，也要给司法者和执法者提供一些具体的规范，供他们在司法和执法实践时遵守和参考。
　　
　　3．4　制定法律语言规范的参与者
　　法律语言的规范绝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哪一个领域的事情或者专利。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作为学科研究的任务外，国家应该慎重考虑成立专门的法律语言规范化委员会，协调和组织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工作。参与者应该包括下述人士和部门。首先是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前者包括专门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家，因为这些人具有相关的法学和法律知识，能够保证法律语言的规范不会离开法律的轨道。后者主要是法官、律师、检察官，这些人工作在法律实践的最前沿，熟悉法律语言在法律实践和交际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特别是存在的问题。他们的经验和意见能够弥补远离法律实践的法学家们的缺憾。其次是语言学家(特别是法律语言学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律就是语言，法学就是语言学。因此，我们非常需要语言学家的知识和智慧。在法律语言规范化问题上，语言学家的知识可以弥补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的不足。最后，我们需要三个重要的部门的参与和支持，一是全国人大相关的法律委员会，二是最高人民法院，三是最高人检察院，四是司法部。这些部门是立法和司法的关键部门，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法律语言的规范化也是一句空话，落不到实处。
　　
　　4　结语
　　
　　规范是动态的。规范的动态性意味着一是要经常规范法律语言，二是要打破法律语言神圣化的神话。法律之神圣在于：即法律是严肃的，违法必受惩罚。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语言也是神圣：即法律语言没有问题，谁也不能批评或者修改法律语言。打破法律语言神圣的神话是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前提和一项重要任务。
　　规范必须注重细节。法律在于细节，权利在于细节，权力在于细节，正义在于细节，公正在于细节，平等在于细节，秩序在于细节。细节追求是法律语言规范和规范研究高扬的旗帜，贯穿法律规范的灵魂。法律，构成法律内涵的权力、权利、公正、正义、秩序等等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日常现实。Conley和O'Barr在《语言、法律和权力》一书中说：法律的权利与其说是在高等法院的判决和立法公告中体现出来的，倒不如说是通过法律应用的细节表现出来的，即是说，是在遍布全国的律师事务所、警察局和法院的每天发生的法律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权力的实现、行使、滥用以及被挑战都是在这些活动中完成的。总而言之，权力决不是形而上的东西。而法律应用的细节是由语言组成的，在法庭每天上演的成千上万的“戏剧”是由语言这个工具完成的。因此，研究这些“戏剧”的话语和这些细节的语言就可以、也就是揭示法的权力。同样，研究语言的规范，就是研究语言使用细节的规范。我曾听说有学者看了我在《法庭语言技巧》中提到的那些语言规范时，抱怨说，太苛刻，太严格。我的回答是：当我们的话语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权力、财产、金钱、乃至生命的时候，我们无论怎么苛刻都不为过分。
　　法律语言的规范，既不是以让法学家们感到舒服、惬意和过瘾为标准，也不是以让语言学家们高兴、满意为目的。规范不是为了国家领导人高兴，更不是为了法律本身。规范是为了被法律规范的所有人，特别是广大的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学)教育的普通民众，为了让法律更好地为被法律规范的所有人更好地理解和遵守，从而真正地实现法治。因此，法律语言应该是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越来越好懂、越来越有利于交际，而不是相反。在终极的意义上说，规范就是要把法律“搞没了”。规范不是为了让法律永恒。规范法律语言，是为了让法律更好地、更有效地规范人的行为。作为法律语言规范化的结果，人们能够越来越好地守法，法治的目的就能达到。逐渐地，所谓的“法”实际上处于一种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状态，过渡到法律无需存在的状态。这是法律和法制(治)的最终理想。也是人类的最高理想、最高级的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语言规范是一件最伟大和最神圣的事情。[廖美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