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正确理解问责与问罪的关系，是完善检察机关问罪调查机制的基础和前提。问责，简单地讲，就是指责任追究，既包括追究政治责任，如免除党内职务，给予党纪处分；也包括追究法律责任，具体又包括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如免除行政职务，给予政纪处分，而刑事责任主要是定罪判刑；甚至还包括追究道义责任，如引咎辞职等。可见，问责是一个外延十分宽泛的概念，在概念上，问责应当包含着问罪。但是，在具体问责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和法律规定，问责并不一定必然要问罪，如对重大事故不负直接责任的官员，一般只追究其相应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或道义责任，因此，实践中人们往往认为问责仅仅是指追究官员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或道义责任，并不包含追究刑事责任。而一旦官员被问罪，则往往要进行全面问责，既包括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包括追究其行政责任，还包括追究其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
其次，建立检察机关主动灵活的介入机制，是完善检察机关问罪调查机制的关键和重点。鉴于问责与问罪之间的紧密联系，在问责调查过程中必然要引人问罪调查。2006年2月制定的《暂行规定》已经在问责调查中确立了问罪调查介人机制，但是，笔者认为，要增强检察机关问罪调查的有效性，还须对问罪调查介人机制从主动性、独立性和灵活性上予以完善。第一，问罪调查介入要变被动邀请为主动参与，增强及时性。根据《暂行规定》，检察机关介人重大事故调查的方式只有“邀请”一种，由于事故发生后的瞒报行为或者地方党政部门的顾虑等一些原因，事故调查组有时不能及时成立，这往往容易导致检察机关介人滞后，给一些违法犯罪分子以“喘息”的机会，他们趁机编造情节，订立攻守同盟，甚至毁灭、伪造证据，以逃避罪责。调查和侦查不同于审判，只有积极主动才能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因此，对一些可能存在贪渎等职务犯罪的重大事故，检察机关应当适时择机主动介人。第二，问罪调查介入要克服依附性，增强独立性。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但是检察机关在介人重大事故调查过程中，由于受介人被动性、抢险及时性和救援紧急性的制约，往往导致检察机关的问罪调查依附于调查组的问责调查。但是，检察机关只有坚守独立办案的原则，才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有力查处职务犯罪。第三，问罪调查介入要发挥检察一体化的优势，增强灵活性。根据《暂行规定》，地方政府的事故调查组，应当邀请同级检察机关参加。但是，实践中，同级检察机关有时会因为地方利益或局部利益，丧失介人调查的独立性，或者由于本级检察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的局限，不能有效地开展问罪调查工作。因此，检察机关在参与事故调查时，应当积极发挥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机制，既要利用上级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优势，依法独立参与问罪调查；又要有效整合各级检察机关的资源和力量，形成合力参与问罪调查，从而有力推动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进程。（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吴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