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00年7月，原告龙某、钟某、陆某、蒋某与被告某综合场分别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之后，被告综合场将相应的面积土地交给四原告使用，四原告便在各自租赁的土地上搭建砖瓦房做店铺使用。四原告已向被告综合场交纳的租金均不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交纳。2003年6月27日，被告综合场以统一规划建设综合市场为由，通知四原告拆除其所建店铺，并承诺支付一定拆迁补偿费，要求四原告到被告综合场办理有关手续。2003年8月初，四原告所建的四间店铺已被拆除。同年8月中旬，四原告分别到被告综合场领取各自的拆迁补偿费，并在被告综合场出具的终止土地及房屋租赁合同的通知书上签名。该通知书告知：四原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按时交清租金已构成违约，综合场有权终止合同。综合场经研究决定，从2003年7月1日起，终止土地租赁合同并收回所租出的土地，并分别给予四原告拆迁补偿费1011元、409元、597元、904元。此后，四原告得知其所获得的拆迁补偿费比其他被土地承租人所获的拆迁补偿费要少得多，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被告综合场违法终止合同并非法拆除其所建店铺，要求被告综合场赔偿其经济损失从5000元到50000元不等。2004年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原被告均不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2006年检察院提出抗诉，法院提起再审。

[分歧] 对本案案由的认定存在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的起因是被告综合场单方解除合同，若此行为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则四原告在其土地所建的店铺就应拆除，否则在合同有效期内，四原告所建的店铺就还具备存在的合法性，被告无权要求原告拆除。因此，本案应认定为合同解除纠纷。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的焦点的被告综合场是否非法拆除四原告的店铺，亦即被告是否实行了拆除四原告店铺的行为？拆除行为是在合同有效期内还是在合同有效终止之后实施？如属非法拆除即应赔偿四原告应得的经济损失而不应以拆除补偿费为限。因此，本案应属于侵权纠纷的范畴，宜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构成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竟合，因此四原告应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选择提起合同纠纷还的侵权纠纷，不能同时提起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

　　第四种意见认为，从四原告起诉的动机来看，目的是获取更多的拆迁补偿费，本案的实质是拆迁补偿争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本案不属于民事争议，法院应驳回起诉，告知其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

　　第五种意见认为，四原告与被告综合场之间存在两个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第一阶段的法律关系为合同解除纠纷，即被告综合场单方面解除合同是否有效，应否承担违法终止合同的责任。第二阶段的法律关系即是侵权纠纷，其焦点是被告综合场是否实行了拆除四原告店铺的行为，该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因此，本案应是复合诉讼，即应四原告与被告综合场的合同解除纠纷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复合而成，性质上是两个不同的诉讼，但由于诉讼主体同一，法院可合并审理。

[评析] 笔者同意最后一种意见，本案应是复合民事诉讼。理由如下：

首先，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院可按民事纠纷以立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上述《批复》规定：“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可以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该《批复》于2005年8月11日开始施行，没有就其朔及力进行规定。根据《立法法》第84条确立的“法律无明文规定概溯及既往”的立法原则，该《批复》对2005年8月11日之前的拆迁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四原告2003年提起诉讼时，法院按民事纠纷予以立案办理并无不当；同时，根据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在审判工作中有关适用民法通则时效的几个问题的批复》第2条的规定：“民法通则施行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当事人提出申诉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仍应依照原来的法律、政策处理”，上述关于拆迁补偿安置争议的《批复》也不适用与2006年检察院提出抗诉导致的再审之诉。原告龙某、钟某、陆某、蒋某与被告某综合场所发生的争议，是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与法人之间发生的争议，属于民事纠纷，法院可以立案受理。

　　其次，本案不属于责任竟合情形下的选择之诉的范畴。我国《合同法》第122条确立了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竟合下选择之诉的制度，该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据此，责任竟合仅适用于一个法律行为同时构成违约和侵权的情况。而本案被告的解除合同的行为与拆除原告店铺的侵权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被告解除合同的行为并不必然同时造成原告店铺的损 害，之间并没有产生任何的责任竟合。

　　最后，本案构成复合民事诉讼。如第五种意见所述，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既有阶段性，前一阶段的法律关系的合同法律关系，后一阶段的法律关系则是侵权法律关系，本案即是由前一阶段产生的合同解除之诉以及后一阶段因店铺拆除所发生的侵权之诉复合而成的，是诉的合并，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对复合民事诉讼的立案，司法实践中有三种做法：一是对每个参与复合的单个的诉均予以单独立案，每个单独的诉构成一个独立的民事案件，法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进行合并审理和分别判决；二是对所复合的诉作为一个民事案件予以立案，案由则根据各个单独诉的案由进行并列构成；三是对所复合的诉作为一个民事案件予以立案，但案由则根据各个单独诉的共性进行概括。具体到本案则有以下不同的做法：一是对合同解除纠纷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分别立案，然后合并审理、分别裁判；二是作为一个民事案件立案，案由则由单独诉的案由进行并列组构，定为“合同解除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三是作一个民事案件立案受理，由于原告提起的诉求为被告违法终止合同造成其经济损失和非法拆除其店铺造成财产损失，二者具有经济损失赔偿的共同性质，因此案由则根据该共性进行厘定，概括为“经济损失赔偿纠纷”。笔者认为，第一种做法在诉的主体合并情况中，比如集团诉讼中，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因为众多的原告对是否行使诉权以及何时行使诉权具有相应的自由，法院只能根据各个原告的起诉的实际来立案，强制要求所有原告统一行使诉权则构成对原告诉权的非法侵害，实际操作中也很难行得通。第三种做法抽取单独诉的共性，在单独诉的案由进行上位概括，其所厘定的案由就比较模糊与欠准确，同时其适用范围也较窄，要以各个单独诉之间具有共性为前提，如各个单独诉的性质不具有共性则无法对整体诉的案由进行统一厘定。因此，对于诉的合并，即诉讼主体同一而性质各异的诉的合并，笔者倾向于第二种立案方法。其不仅有利于降低第一种分别立案所产生的过高的诉讼成本，也可避免第三种立案方法造成的案件性质的模糊，保持案件定性应有的准确性。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复合之诉也往往不具备诉的主体合并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单独诉案由的合并组构的案由也不会显得太冗长、过烦琐，也不会造成司法工作任何的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