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这种谈“政治”而不强调法治的表述，值得商榷。
首先，律师可以讲的最大政治，就是依法维护当事人权利，为当事人争取利益。在我国，法律由人民代表大会制订，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因此，律师只要是依法执业，从根本上说就符合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在代理敏感案件、群体性案件时也不例外。实在无需在法律之外，再去考虑其他的“政治”、 “大局”。
而敏感案件、群体性案件的当事人，即使得不到律师的有效帮助，也不妨碍他们用法律来维权，只不过专业知识的缺乏会给案件的审理带来困难。而他们如果因此放弃司法途径，转而选择上访、上街，只会进一步地破坏社会稳定，影响政治和大局。
其次，政治、大局要靠依法治国来保证，靠人治只能被问题牵着鼻子走。法律具有平等性、公平性和规则性的特点，民众可以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社会可由其维持合理的秩序，正义可经此得到普遍的实现。我承认，敏感案件、群体性案件情况复杂，在适用法律上确实存在一定困难，有时候不让或少让律师介入，当事人可能因不懂法而少提条件和要求，从而有利于个案的从速解决。但我更要指出，这样的后果是破坏了法律的尊严，造成规则失范、民众行动失据，长此以往，并不利于社会长治久安。这能不破坏政治和大局吗？
再次，讲政治不能损害任何群体的权利，讲大局不能无视任何群体的利益，否则那就不是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政治与大局。邓玉娇案是不是敏感案件，三鹿牛奶案算不算群体性案件？难道这些案件中的律师都不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或者都要在地方司法部门指导下按其各自的大局观去辩护？那律师还有何独立性？如果只是为了地方政府在全国的形象，而希望将事情压下来，拖下去，害怕律师在其中“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害怕律师争夺眼球，争取舆论支持，那么，这种“政治”和“大局”只关系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代表不了全体人民的利益。
最后，司法部门不宜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去谈“政治”、“大局”。我国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即使要讲“政治”，也只能讲宪法和法律框架下的政治，而我国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律师代理敏感案件、群体性案件必须接受“指导”；更没有哪条法律指出，什么是敏感，什么是大局。
当然，对法律关系复杂、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门对办案律师提供帮助也未为不可。但那应该是从专业方面为律师提供支持，在坚持依法从业方面做律师的坚强后盾，在律师受到打击报复时出面保护其利益。可惜事实却并非如此，我曾见过部分省市司法局禁止律师代理群体性案件的通知。如果真像那些通知所说的那样，我不知道这讲的是哪门子的“政治”和“大局”。（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
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