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北
  
  中国人的法律意识不高，这已成定论。政府加强国人的法律意识也有好几十年了，但收效寥寥。现在学者们寄希望于市场经济，因为据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自动加强国人的法律意识。学者们（以及政府、媒体）找了好多正面的例子，但不知为什么，反面的例子就是不算数，比如腐败——其中的行贿受贿是比翼双飞的——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几乎同步。
  说中国人的法律意识不高，其实是很冤枉国人的。举一例子，在酒桌上中国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不仅实行彻底的按需分配，而且常常是超需分配；以酒助兴中一人劝另一人喝酒时，常见这人自己斟两杯酒，让对方选择。自己斟酒，对方选择，与法学中经常提到的纯程序正义的例子——两人分饼，一人操刀，另一人选择——是一样的，都体现了法的精髓。这种方法，在中国，各色人都会用，而我发现，小混混们、痞子们用得最多。——法的精神似乎更体现在他们身上。
  这个例子在“高尚之士”看来可能有滑稽之嫌。另举一例。在西方法律发展史中，成文法的诞生是被统治阶级用来约束统治阶级的，法的这种倾向也体现在现代西方法律中；国人的法律意识不高，肯定是西方法律意识不高，但西方法律的优良倾向难道会为国人所恶？另外，比普通老百姓具有较高西方法律意识的官员，他们按社会中流行的说法“十官九贪”，成为中国腐败的渊源。
  如果说法的精神更体现在普通老百姓身上，他们的法律意识又为什么不高？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法律除了约束他们外，他们感到法律与他们没有关系。这种感觉是传统的——法不从来都是一种统治术吗？这种感觉也是现代的——我们的法不仍然在宣称它是统治者的意志和工具吗？扩大法的范围，让法包括契约，这种由老百姓自己制定的法在中国的适用不会比西方差，我还从未听说有谁说中国人是背信弃义不守承诺的。
  法律既然只是约束自己的，那还是想想对策吧。行贿就是一种对策，现代法律虽然规定行贿属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但中国人根本就不把行贿叫做“行贿”，那叫做“请客送礼”，名正言顺。在所有的“请客送礼”中，我敢肯定，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发生的“请客送礼”占多数，纯粹为获得不义之财（真正的行贿）的是少数，中间还有一些性质不明的，比如，小额纳税人“请客送礼”减免自己的税费。行贿只是策略的一种，中国人所有的策略大抵体现在他们“混”的概念中。
  “混”是中国的国粹，是一种深层次的亚文化。我曾在一篇文学随笔中为“混”做过如下辩护：
  
  “‘混’不一定与敬业精神相背，正如‘厚黑’不一定非要与尔诈我虞相联系。我倒以为，‘混’才是中国人敬业精神的护身符。看看‘混’字的表达吧：
  1、老朋友相见，问在哪里发财，答曰：‘混口饭吃吧’；
  2、某人晋升快捷，众人说：‘真能混’；
  3、工作不顺心但又别无选择的人叹道：‘只好混下去了。’
  1说明了国人的谦逊，2是国人对这种谦逊的嘉奖，且反映了‘混’在国人眼中是一种值得羡慕的能力，3是国人在无奈中的最后动力。
  只要不是‘鬼混’，‘混’不应该遭到过多的非议。你看就连街头上无所事事的小混混，也能以‘混’为业，才不致精神无所归依而给社会安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混”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从根本上说，“混”是国人在对制度的无奈中所展开的一种个人博弈。为什么制度是无奈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殊非易事，但对这个问题完整的回答肯定不能避开“混”的文化。在中国，“混”的精神几乎渗入每一个人的骨髓，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想出人头地，“混”出水面。
  反过来，如果制度的无奈不曾解决，国人还是要继续“混”下去，说他们的法律意识不高是枉言的。因为即便他们像你我一样懂得更多的法律知识，这无非是他们为自己增加了一些“混”的且未必是有用的策略而已。
  市场经济能加强国人的法律意识，是因为“混”需要法律的策略。但“混”的其他策略会增长得更快，书市中介绍计谋、厚黑等策略的书籍不会比普法书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