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几点思考
发布日期：2003-11-06 文章来源： 互联网
[摘 要] 我国多年以来，经过学术界不懈的探讨以及司法实践，虽然在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进展，审判实践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我国目前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不够成熟完备，尚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本文尝试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人文内涵和价值追求的角度出发，对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基本概念的理解、原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 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赔偿原则
“二战”以后，对公民精神利益的保护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伴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政府、民众对人权及与其相关、相邻权益认识也日益深化。精神损害赔偿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对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再认识
精神损害是我们理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起点，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概念，它的精确定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精神损害能否赔偿？赔偿的外延在哪里？赔偿的数额如何确定？也有助于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进行，保护受害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对那些侵权行为容易界定，侵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的、无须受害人或请求人举证证明伤害情形即可推导出的精神损害赔偿，可称之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但除此之外的情形中，让受害人正确地表述精神痛苦或按法律的规定举证证明，最终使法官充分相信精神损害的独立存在，继而确认损害的程度，却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现实中各种损害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需要将精神损害与其他损害剥离，使精神损害单纯化、明确化、最终法定化。
我理解的精神损害实质为可实证的精神损伤，其内涵与诉讼活动中要求赔偿的精神损害相一致。精神损伤也即精神损害，它是指在其他民事主体作用下激发的环境变化通过正常地心理机制作用于个体，从而引发个体的精神变态（个体脱离了原来生活状态的自然平衡和心理状态的动态平衡后的失衡情形）或障碍。“其他民事主体”即意指侵权人：“作用”实指不法的侵权行为，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
如恶意诽谤、公布个人隐私等；定义所称的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激发的“环境变化”一般表现为受害人生理、心理和实际上物质利益的损害，它在现实中的具体呈现却是各式各样、难以详尽的。“环境变化”的 范围包括社会或自身对个人评价的降低；社会舆论压力的徒增；生活安宁被打破；原有与人格、身份紧密相随的财产价值减少或无法继续正常增值。这种背离了个人意志的现实生存环境的突变，造成了受害人对现有生活的不适应，进而演化为个体精神上的损伤。此损伤是受害人自身感受和外在表现的复合体，而种种的“环境变化”只是与精神损害有着直接逻辑关联的表象。
“精神损害的创伤可以是躯体的或情感的，单独的或重复的，范围可以从自然灾害、事故到刑事暴力、虐待或战争，这种创伤可以是直接经历，如被强奸；也可以是间接感受，如亲眼目睹亲人的突然死亡或受伤。
这些创伤的后果即是个体遭受的精神损害，其特征性症状表现为：受害人在梦中或记忆中重复体验创伤性事件；对外界反应麻木或迟钝，对一种或多种有意义的活动兴趣明显减少；情感狭窄、分离、疏远；过分警觉；
受害人出现不同形式的睡眠障碍，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记忆障碍，还会出现持续的视听幻觉。“[1]（p4）
如此界定的精神损害易于观察、收集证据，便宜验证，亦能为我们的经验世界所认知，有利于起诉、审查、审判工作的开展。
基于以上的精神损害所引发的民事赔偿为精神损害赔偿，它是指民事主体因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具体有效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精神损害赔偿是由于精神权益受到侵害而引起的法律后果。精神权益是指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所获取的体现在人格、身体方面的精神利益。在民事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中，主体的精神权益通常体现在其姓名、隐私、身体及言行自由诸方面，是主体人格、身份利益在法律上的表现；
而且在民法意义上的精神权益具有受法律永久性保护的特点，如姓名、名誉、肖像、荣誉等人格利益，其并不随着主体的消失而消失。精神损害赔偿划定的范围应与这些民事权利受侵犯并出现上述精神损害症状时可请求赔偿的范围相一致。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原则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学者、专家有不同的见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难题。在考察国事民情、通观诸家观点的基础上，我理解的赔偿原则如下：
第一，抚慰为主原则
首先，要通过物质制裁加害人还受害人以公平和正义，抚慰其受到创伤的身心。。加害人的侵害，是对受害人无理索取和野蛮的践踏，其自身并没有陷入与受害人相近似的困境中。法庭以经济利益以外的其它方式处罚，不及其侵权获得的利益和快感来的强，也就体味不到自身错误的轻重。在这种情感体验下，加害人会无限制重复其行为，以寻求同样的快感和更大的利益。在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发生后，法庭判罚其相当数额的罚金，可使受害人意识到其行为非但不能给自身带来利益，还会直接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失，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这种直接的、缘于其行为的物质损失，是将损害变通地转移回造成这一损害的负责人自身以应对损害的不良后果，这是社会对公平、公正的内在要求，是对受害人最深刻的抚慰。起抚慰作用的制裁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方能见效。
其次，精神损害虽不能以金钱衡量，但抚慰受害人精神痛苦的物质条件是可以用金钱衡量和支付的；这种赔偿不是以相当的价值替换特定的损害，而是具有抚慰性，用以填补因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具体化就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对人身权受损造成精神损害的民事救济手段，使受害人感情上的痛苦通过加害人的经济赔偿得到减轻或消除，对受害人起到抚慰作用。受害人在遭受侵害后，往往处于内外交困的弱势，仅通过其自身的努力或侵害人的其它承担责任的方式，很难摆脱困境。而精神损害赔偿让受害人获得金钱，意在给予弱者一种补偿的快意和满足，对冲掉部分不良情绪。并以赔偿的金钱为支付手段，向医疗机构、商业部门寻求服务（如去医院治疗生理或心理上的病痛、美容、去异地旅游散心），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进一步消减精神痛楚、宣泄压力、抚慰心灵。精神损害赔偿通过这种改善外部环境的办法，帮助受害人克服不法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尽快恢复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平和其心境，尽早地步入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轨道。抚慰个人即是稳定社会。但这种抚慰的效果，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才能得以发挥。
第二，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有所限制原则
对于精神损害，可请求金钱赔偿；但是，对于赔偿的数额应该有所限制。因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经济赔偿的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抚慰受害人，有效遏止致害人再次加害他人的侵权行为。这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的内涵，“人们对赔偿金额的合理期待也应符合社会的一般价值取向，与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2]（p4）国外的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案例不乏存在，但这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
目前，我们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是很发达，公民的实际经济收入仍属偏低。如果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加以限制，一味满足受害人的要求，是脱离实际，而且难以执行。过高的赔偿数额势必刺激个体对自身精神感受的过分关注和保护，徒然增加法院受理诉讼案件的数量，同时也就增加非生产性的社会支出。过高的赔偿数额会激起被诉方的极大反对，引发激烈对抗。这种对抗最终会抹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在合理性，终止其生命力。与此相反，精神赔偿数额过低，不但不能抚慰受害人的痛苦，实际上也起不到补偿作用；甚至连受害者的诉讼成本和求治费用都不能弥补。赔偿过少，也意味着对致害人的放纵，对其行为的肯定。不法行为的成本低、利润高，不足以更正致害人的不法行为，不足以警戒社会，更不可能防范侵权的再次发生。
这两种局面与我们努力健全、发展、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初衷相违背的。因此，精神损失赔偿范围及数额只能在经济合理的范围内去考虑，要在对受害人有效抚慰、对致害人有力惩戒和双方实际生活水平中考量，划定一个合理的区间，从中选择一个平衡点。
第三，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这是指法律赋予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案件的具体赔偿数额灵活确定的权利。我们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定位于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而精神痛苦客观上可描述却做不出数理评价。由于精神损害与物质赔偿没有内在的比例关系，而受害人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其对精神痛苦感知程度不一，精神痛苦的个案差别因此比较典型。统一确定赔偿数额没有科学依据，只是人类对自身理性认识的夸张理解，它难以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个案的公平、公正需要在法律的框架规范下，在个案当中具体考察斟酌、平衡确定方能实现。另一方面，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刚建立不久，缺乏操作经验，不适宜在幅员广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国土上建立统一的硬性规范，尚需逐步总结、摸索和积累经验。综上考虑，最好由法律赋予法官和合议庭拥有自由裁量权，适用自由心证的原则，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结合法官的实践经验，由法官根据不同案情，从受害人现实感受出发，完成一段与受害人相近似的心路里程，感受并衡量其心痛轻重，以法官公正之心，确定一个具体的赔偿数额。“在此，应该注意的问题是，第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最终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必须有法律授权。第二，适用自由裁量权应受一定的限制，不能毫无限制。”[3]（p4）
当然，上述概念的理解、原则的正确性与合理性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也远不止这些，本文仅涉及了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尚有诸多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及请求权人问题、涉外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以及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等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都期待着我们积极地思考、勇敢地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