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法学的社会学研究，无论如何也不过分，尤其是在中国。
  但社会学研究本身一直缺少方法。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手段，但调查作为一种方法仍然需要方法。在中国，情况更加特殊。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其增长率都不太可信，其他的数据就可能更成问题。
  另外，从概念上看，社会学研究？除非人在社会之外，研究就是可疑的。（研究一个东西就是把这个东西当作与主体相对立的对象。）早期的人类学倾向于对野蛮部落作考察研究，其目的是要保存“文化种”，如果仅是出于要对“野蛮文化”有所了解，则大可请一些“野蛮文化人”进入文明社会讲解即可。但这一方法之所以不可行，绝不是因为“野蛮文化人”讲不清楚他们自己的文化，而是他们不能用我们的（西方的）语言讲解好让我们听懂。
  社会学研究在文化层面上与此相似。比如，我们要了解西方文化，通过译介工作，或请西方专家学者讲解即可；但西方要了解我们的文化（指没有被西方同化那部分），就得做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了。因此，在文化层面上，强调社会学研究其实是要作其他文化的代言人。费孝通的声望之所以高，就是因为他的声望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当然，费孝通的著述也有利于中国人理解自己的文化，但那一定是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理解的。
  这一点，于法文化不例外（在此声明无法的本土化或西方化的价值倾向）。也许我们应该作本土文化的考察研究，但那是不是像人类学那样，仅仅是在作“文化种”的记录，因而预示着这种文化的消亡？
  但无论如何，在问题的层面上，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不过，至少可以肯定对于法律而言，问题与文化常常是纠缠不清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的法律出问题多半是因为文化的缘故。（千万不要归罪于制度，因为法律就是制度。）原因或许在于，法律虽是一种应该，但这种来自异域文化的应该并不自动注入本土文化中。
  因此，即便法学的社会考察仅落脚于问题，但不可避免会涉及文化。（问题的解决更是如此，因为法学的社会考察与其他社会学考察不一样，不能动不动就诉诸制度。）当然，如果仅是将问题集中于具体的法律制度的运作的效用或功用，则答案必定是：都是合理的！因为在既定约束条件下（文化的和制度的），人们之间的交互行为会使效用或功用最大（除非你假定相关人都是傻子。但中国人的聪明人人皆知）。
  如果问题与文化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在一起，那么法学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无论是在问题的层面上，还是在文化的层面上，一个可取的方法是向文学学习：强调体验。文学中，有“痞子”王朔放弃既定的“崇高”，身体力行于文学，只可惜还未成为一场运动。不敢轻言王朔小说的是非，但它们对现实揭示的程度及流行程度倒是值得法学仿效的。法学中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场“痞子运动”，让我们的法学学者从“应该”的象牙塔中走出来去体验“活法”？
  如果王朔领导的“痞子运动”不足为信，那另一个人领导的“痞子运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的农民运动），无论如何都值得我们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在这一点上，肯定是正确的。
  社会学在欧陆盛行的程度胜于英美，其中不乏原因。重要的一点在于，成文法相对于普通法，差不多是“学者法”；在普通法中，法学家有法官和律师的来源，象牙塔中的法学家就相形见绌了。
  我们国家虽没有普通法国家的优势，但有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传统。因此，强调社会学方法的法学家们，在法学的社会学方法不实际或尚无现实可能的情况下，不妨潜入实践，作一个身体力行的法官或律师，发起一场“痞子运动”，以推动中国法律和法学的发展。之所以是“痞子运动”（请不要反感），不是说我们的法官和律师是痞子，（他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尚待社会学研究。但如果研究者不身体力行，很难研究清楚。）而是说我们的学者在身体力行之后做学问时，应该有勇气像痞子一样诚实。
  当然，学者们能否走出象牙塔，身体力行于“痞子运动”，其实还是一个制度问题。但至少，强调社会学方法的法学家们，能在此制度问题上进行一场“痞子运动”（因为他们就在体验中）。只可惜连这一场运动都尚未萌芽，或许是无意识还是因为我们的法学家太“崇高”了？ 
  
亚北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