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为的反常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之所以追问某一事物的因果关系问题，是因为这一事物脱离了事物发展的正常、普通或者合理的轨道。在人的行为中，凡侵权法所研究的作为因果关系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异常性，于是，可以以是否异常作为判断某一行为是否能成为侵权法上的原因的一个标准。
二、盖然性
对侵权法因果关系而言，其以社会系统中的个体行为为考察对象，以阻止反常、矫正变态为目标，由于受个体主观意志、特质等的影响，这种因果关系在大多数场合是“测不准”的。同时，法官对因果关系有无的判断也是建立在内心确信这一盖然性的基础上，客观可能和效益成本意味着法官对因果关系的考察不应当是“刨根问底”的“科学式”的。
可以说，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一个盖然性描述，只不过在不同场合其盖然性程度不同而已。
三、可预见性
由于普通人对因果的追寻往往是在反常事件出现之后，而且深深植根于责任概念（道德的或法律的）之中，因此，将价值因素从因果认识中剥离，从而使其成为纯粹的事实判断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侵权法因果关系的考察中，更应当考虑到侵权法的赔偿功能和遏制功能，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揭示事件的自然作用过程，而是为了移转、分散损失，遏制反常行为。因此，出于对反常行为控制的需要，侵权法因果关系的认定总是要受到可预见程度的影响。
四、过错的程度
一个人追求一定目的的自愿行为导致结果按一定方式发生，这在因果追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仅是由于人们在寻求解释某一特殊事件的原因时，某一个体的行为将被从一组条件中发现因而被认为是原因，更为主要的是，在因果追问经过一系列中介原因的情形，个体的自愿行为常常被认为不仅仅是因果追问的终点，而且其本身就是原因，虽然其他较后阶段的反常事件已经被暂时地认定为原因。例如，当人们在死者体内发现过量的砒霜时，这即为死亡的一个合理解释，因而被认为是原因。但我们经常更进一步寻求更为满意的解释，结果发现有人故意在死者的食物中放入了砒霜，当然现在我们认为投毒者的行为是死亡的真正原因，而砒霜在人体内的存在被认为是一个辅助的、仅仅是投毒者制造危害后果的纯粹的途径而已。事实上，我们经常追寻原因一直到一个故意行为为止，即故意的行为将减轻中间事件的反常性，而使其仅仅成为故意行为起作用的途径。
五、法规目的、政策判断
为了避免责任的泛滥及由此导致的对行动自由的限制，法规目的及政策的衡量在有些情形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某客运车严重超载，由于人员过分拥挤，一位乘客的钱包被盗。对于该乘客的财产损失，承运人承担责任吗？虽然超载与钱包被盗之间的联系是不能否认的，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呢？虽然超载是法律禁止的，但禁止超载的法律规定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人身安全，而不是为了防止被盗窃。因此，从法规目的的角度看，应当否定超载与被盗之间的因果联系。当然，如果承运人与窃贼“联合”起来如此行为，则需另当别论。政策判断这一点在已经定型化了的侵权类型中并不明显，而在责任的边缘领域、新型损害形态中作用明显。
六、构成要件的不同配置及其负担
由于在不同的国家，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的配置和负担是不同的，从而导致各国因果关系的使命并不完全相同。在法律对损害进行了分类，同时对不同的损害给予不同保护的情形（例如对于纯粹经济损失是否给予赔偿的问题往往不是因果关系问题，而是法的政策判断问题），因果关系限制赔偿范围的负担相对较轻，而在不将注意义务或违法性作为独立要件的制度中，因果关系往往被委以重任。因此，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因果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在其他要件不能或不便说明的场合，因果关系往往是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
此外，因果关系的决定因素还包括损害的种类、程度及可避免性等，这里不可能穷尽。而且，以上因素并非同时在一个案件中出现。不同因素的组合对应着不同类型的案件。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本无法提出一个关于判断因果关系的统一的抽象标准。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损害发生的可预见性、损害发生的盖然性等要素往往也是过失的判断标准。因此侵权构成要件的判断要素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它们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性。
李玉璧 刘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