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很早就知道李约瑟，不过，我是很晚才知道李约瑟难题的。确切地说，是和网友灋意先生就拙作《求同的中文PK求异的英语》进行辩论之后，为了应付灋意先生的锋利板砖，去搜索中国科技史的相关资料时，才注意到李约瑟难题的。长久以来，虽然我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文和英语、人治和法治等问题的关注和思索从未停止，但是，由于我的孤陋寡闻，却一直不知道还存在困扰学术界多年的李约瑟难题。一看到李约瑟难题，我就被它迷住了。直觉告诉我，我手里握有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   　　李约瑟难题是宏观的问题，横跨几千年的时间维度，因此解答李约瑟难题不能没有全球大历史的眼光。同时，李约瑟难题也是关于人类文明的曲折发展的问题，因此，考察李约瑟难题就离不开人类对客观世界是如何认识的问题，离不开哲学的思辨。另外，李约瑟难题尽管是宏观的问题，但是，解决的答案恐怕要从微观世界去寻求。还有，李约瑟难题的反命题是什么呢？了解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去寻求答案。   　　解答李约瑟难题，首先要界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呢？科学是人类关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知识或认识。本文将主要采用科学是一种认识的观点，因为相对而言，知识代表的是一种静态的、稳固的、结论性的东西；而认识代表的则是一种动态的、变化的、过程性的东西，尽管我们的常识习惯于前者，而后者可能更符合科学的本质。这些知识或认识可以是零碎的，也可以是系统的；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甚至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错误的。因为从来没有绝对正确的科学，科学的正确性总是局限于一定范围，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不例外。例如，中国人称彗星为扫帚星，多少也是科学，因为它至少正确地反映了中国人对彗星外部形状的部分认识。托勒密的地心说之所以被称为学说显然也是科学的一部分，尽管现在看起来它的谬误相当大，但是它仍然具有一些合理的因素，至少，“托勒密模型为预言天体在天空的位置提供了相当精密的系统”。 [i]因此，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所谓古代中国有没有科学的质疑是完全错误的。古代中国不但有科学，而且根据李约瑟等人的研究，古代中国的科学构成了现代科学的基础。 [ii]现代的某些知识或认识之所以被称为科学，不过是因为它们比较系统、比较复杂一点，因而需要分科别类进行研究罢了。科学即分科之学，如此而已。   　　解答李约瑟难题要搞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是科学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么来的呢？简单来说，科学来自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观察、思考和认识。尽管科学家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总体来说，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从而改造世界的过程。人们看到一件事物，首先观察它，由此产生关于它的初步意识，大脑再进行思维，它是什么？它由什么构成？它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分析、归纳和整理就构成进一步的认识，科学于是诞生了。即使是牛顿揭开重量的秘密的例子也是如此。据说牛顿坐在苹果树下，一个苹果落下正好砸中他的头，牛顿灵机一动从而发现万有引力。这个故事显然带有噱头的成分，但是，牛顿通过观察苹果下落意识到力的作用从而最终揭示万有引力定理过程显然符合观察、思考和认识这样的科学发现过程。有意思的是，这个科学发现的过程与语言文字产生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以至于有网友提出汉字的发明是最大的科学发明。这个暂且存而不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搜索看看。   　　解答李约瑟难题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人的认识遵循什么样的路径。既然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或知识，那么，人类的认识又遵循什么样的路径呢？人类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客观世界的呢？或者说，科学发现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来进行的呢？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早有定论，大体而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遵循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由容易到繁难，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的。考察和比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因就会发现，这恰好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征相吻合。这个基因是什么呢？这个基因就是感性而具体的思维方式和理性而抽象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任何一种思维方式，不论是感性还是理性，不论是具体还是抽象，也不论是归纳还是演绎，都是有其固有的长处和优点，也是有其固有的短处和缺陷的。同理，无论是象形文字还是拼音文字也是如此。感性而具体的思维方式和由此派生出来的象形文字，与理性而抽象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拼音文字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这涉及语言和文字的产生问题，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尽管汉字和英语都是抽象性的文字，但是抽象的程度有所不同。打个比方，文字和语言相当于我们手里不规则的凹凸镜，透过不同的凹凸镜看到的景象是不一样的。透过象形文字这把透镜，例如“山”字，我们看到的是山的外部形象的粗线条描绘；透过拼音文字这把透镜，例如“shan”或“mountain”，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们只看到了上帝的安排。因此，相对而言，汉字的抽象程度低，汉字是拟物象形的，几乎是全息式的反映所对应物的直观本质特征的，例如人、日、山、水、川、牛、羊、虎、马、象等，一看到这些字，我们的头脑里面就仿佛出现了一幅幅抽象画。而英语作为拼音文字的抽象程度高得多，因为拼音字符完全背离了所对应的物，与对应物完全分开，头脑里仅仅留下了关于对应物的意识，因此，拼音文字与其说是对所对应物的反映勿宁说更直接地反映了人类自身的意识。无论是汉字还是英语，它们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似乎都是人们透过哈哈镜（凹凸镜）看到的图景，只不过一个是拉近的，一个是放远的；一个是放大的，一个是缩小的；一个是音形义合一的，一个是音形义分离的；一个是自足的，一个是不自足的。用汉字的方式来看世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尽管是扭曲而抽象，但仍然是真实而具体的、离上帝很远的世俗的物质的世界。用英语的方式来看世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更加扭曲更加抽象因而不太真实比较虚幻、离上帝更近的宗教的精神的世界。这也许就是汉字和英语、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东方科技和西方科技、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乃至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别和不同，这种差别和不同并没有什么对和错的问题，而是各具优劣、各有千秋、各领风骚的问题，他们的相互借鉴和共同作用构成了整体的人类文明。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即我们怎样看待和认识这个世界，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和科学不像我们中国现在这样区分得很明显，例如理科博士一般都称之为哲学博士（PHD）。实际上，古代中国哲学和科学也是不分家的，易经和道家的阴阳二元论几乎可以解释一切。因此，哲学和科学本质上是相通的，它们的认识论基础，即感性和理性、抽象和具体这种二元结构是完全一致的，由此也分别派生出感性而具体的象形文字和理性而抽象的拼音文字。进一步，感性而具体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象形文字构成了东方文明或文化的基础，理性而抽象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拼音文字构成了西方文明或文化的基础。尽管人类都具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具体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但是，二者仍然有一个先后、轻重、主次、习惯与不习惯的问题。例如，我们中国人相对长于感性认识和具体思维，西方人相对长于理性认识和抽象思维。这种差别经过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已经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所反映，使用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分别使用大脑的不同部位。按照科学家的研究，“人脑语言功能区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位于前脑的布鲁卡区，另一个是位于后脑的威尔尼克区。拼音文字是线形文字，像英、德、法等文字都属此类。使用拼音文字的人若出现语言阅读障碍，一般都是位于后脑的威尔尼克语言区出了问题；而使用中文这种表意象形文字的人，如果存在语言阅读障碍，那他一定是位于大脑前部的布鲁卡语言功能区出了问题，与后脑无关”。 [iii]当然，人类个体可能有很多的差异，但是就人类整体而言，科技与文明的进步实际上是遵循前述的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由容易到繁难，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的。这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也是人类科技与文明进步的过程。因此，李约瑟难题关于古代中国科技为何领先的疑问就是不证而自明的了。其实，由感性而具体的思维方式以及象形文字为基础的东方文明不仅是在古代领先，而且也构成了现代整体的人类文明的基础和主干。   　　解答李约瑟难题要回答的第四个问题是人类能从其所习惯因而固有的思维方式、认识方式和语言文字的缺陷当中自拔吗？答案是不能。除非有外力的作用，否则不会改变。这就如同牛顿的运动定理一样，物体除非有外力的作用，否则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类要改变其固有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性的语言文字是极其困难的。人类要改变其固有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改变其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只有在外力，包括外敌的侵略、外来的文明、外来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等等的作用和影响之下才有可能。因此，把欧洲人从黑暗的中世纪里面拯救出来的只可能是中国人，如同俄国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郑和舰队的猎猎旌旗给欧洲人送去的不但有用来指示朝贡路线的航海地图，而且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长久以来，欧洲人一直自吹自擂，全世界都信以为真，认为文艺复兴是重新发现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曾经遗失的科技和文明。其实，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偏见和谎言罢了。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伟大而杰出的研究表明，这些被重新发现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来自中国的免费的礼物罢了。 [iv]逻辑上，欧洲人是不可能从他们自身的黑暗的中世纪里自拔的，必定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必定有外力的强大作用才有可能改变。   　　翻开历史，对中世纪欧洲带来强烈冲击的历史事件只有两个，一是蒙古的入侵，一是郑和舰队的造访。十三世纪蒙古对欧洲的入侵对全球历史有极大的影响，按照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的研究，成吉思汗是“缔造全球化世界的第一人”，“在纸张和印刷术、火药和火器的普遍影响下，在航海指南针和其他海上装置的广泛使用下，欧洲人经历了文艺复兴，确切的说是新生，但它不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世界的复兴：它是蒙古帝国的复兴，是欧洲人重新认识、变革蒙古帝国的遗产，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和文化的过程”。 [v]尽管蒙古入侵对欧洲有极大的影响，但是蒙古入侵显然并不足以彻底改变欧洲中世纪的进程，这就如同后来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对亚洲的入侵并不足以彻底改变亚洲的旧面貌一样，非得有其他历史事件的促成，这个历史事件就是郑和舰队对欧洲的造访。郑和的伟大航行不但给欧洲送去了全球航海图，而且给欧洲送去了记载中国科技文明的典籍。蒙古人自身并不从事制造生产，他们能做的主要是自由贸易，把东方的东西拿到西方，把西方的东西拿到东方进行沟通而已。因此，“蒙古帝国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明的复兴，文艺复兴不过是欧洲人将蒙古人和郑和舰队传到欧洲的中国科学技术加以变革改造使之升华为现代文明的过程。同理，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清末以来，如果没有欧洲人和日本人对中国的贸易和侵略，我们中国人也是不可能从长久以来的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自拔的。这正是柏杨先生所谓“如果鸦片战争早爆发一千年中国就不是这个样子”的意思。侵略，我们往往只看到它的负面意义，实际上，翻开人类的历史，侵略常常是人类文明交流的主要方式。武装的侵略因其必然带来的毁灭而记载于历史，像郑和航海这样文明的“侵略”则往往湮没无闻。   　　求解李约瑟难题要澄清的第五个问题是中文和英文，也即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到底谁更容易谁更难？一般人都以为是象形文字的中文更难，拼音文字的英文更容易，其实，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以讹传讹的、想当然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现代科学的研究表明，“使用不同的文字，对于阅读障碍的发生，影响不同。据统计，目前在讲中文的国家和地区，语言阅读障碍发病率为2%~7%；而在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和地区，发病率要高得多，为7%~15%”。 [vi]中文是简易的语言，英文是繁难的语言，英文远没有中文容易掌握，这一点学习过英语的中国人都不难体会。从前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中文是感性的、相对具体的语言，英文是理性的、相对抽象的语言。从语言、文字、思想和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讲，英文这种艰深繁难的语言如果没有低成本的印刷和传播技术是很难进行推广的，这从某种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现代英语的历史不过只有区区数百年，也从某种角度为李约瑟难题提供了答案。   　　按照李约瑟难题，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中国的科技都领先于西方。因此，中国领先于西方几乎长达两千年，而西方领先于中国则只有四、五百年。两相比较，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占到百分之七、八十，而西方只占到百分之二、三十。到底是谁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大呢？显然是中国，尤其要强调的是，人类在早期的一点哪怕是微小的进步，其作用和意义都远远大过在后期的哪怕是巨大的进步。在笔者看来，中国是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西方是现代文明的集大成者，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甚至前者相当大的一部分仍然是后者的一部分，例如纸和纸币、象棋和围棋，因此，是中国的文明而不是西方的文明构成了人类整体文明的基础和主干。如前所述，现代文明并不是希腊的、或罗马的、或欧洲的、或西方的文明，而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交替融合的产物。   　　至此，可以给出李约瑟难题的解了。李约瑟难题是由思维方式或认识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字的局限造成的，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思维方式或认识方式的局限。除非有外力的作用，这种思维方式或认识方式以及文字的局限又是其本身文明所无法克服的。其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约瑟难题的答案也隐藏在李约瑟难题自身里面，即是什么造成了古代中国科技的领先？答案仍然是由思维方式或认识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字造成的。不过，这里不是由于其局限，而是由于其长处和特点。简言之，在生产力条件相对落后的前现代社会，中国人的感性而具体的、拟物象形的、实践而世俗的、自足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适应了当时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中国人没有时间也不需要去仰望星空寻求上帝的指引，而只能反躬自省、师法自然，从而创造了伟大的文明。而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本身都是有局限或者缺陷的，除非有外力的作用，由特定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所决定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其本身无法突破自身所固有的局限，于是文明就衰落了。   　　实际上，李约瑟难题可以看作是西方科技和东方科技，或者说是人类古代科技与现代科技的PK，与此类似的PK还有中文和英语、人治和法治、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专制和民主等等的PK，它们分别构成了文明PK的一部分。以笔者愚见，所有这些PK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核心的基因的基础之上，那就是上文提到的不同的认识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语言文字。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是认识或思维方式的不同。实际上，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PK历史由来已久，《圣经》即有犹太教徒不得信仰异教的记载。文明的PK实际上体现的是文明的相互交流和融合、矛盾和冲突、借鉴和替代的过程，人类的文明不过是东挪西借、东拼西凑的大杂烩而已，这正如中文的“东西”一词所明白表示的那样。“东西”一词简直是经典至极、简洁至极的词汇。这个词汇也说明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对文明的交流有着直观的理解，古人也许没有什么系统的理论，但是他们用这种十分简单的方式就描绘出了文明交流的实质。   　　李约瑟难题可以休矣！   　　最后，要感谢网友灋意先生的热情评论。不是灋意先生与我辩论，就不会有这篇文章。但是，鉴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PK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头绪繁多，虽迁延日久，本文也只是对灋意先生提到的若干问题的初步解答。诸多未尽事宜，容留日后再辩。

【作者简介】
鲁志昆，所在单位为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注释】
[i]（英）史蒂芬·霍金 著 许明贤 吴忠超 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10年增订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3月 第3页
[ii]谈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感慨地说：“很多西方人只知道古代中国人会写诗，但不知道古代中国科技成就很大，经济发展很成功。其实，在180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的30％。应该说，没有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就没有现代科技。” 转载自《新华社通讯：今日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2003年03月09日 新华网//news.sohu.com/36/14/news206961436.shtml
[iii] 《中国人大脑语言区与老外不同》，北京青年报-北青网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5067417&；pageno=1
[iv]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阅读加文·孟席斯的不朽著作《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和《1434年——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访问了意大利从而点燃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火炬》，前者在搜狐读书有免费的中文版，后者我还只看到英文版。
[v] （美）杰克·威泽弗德 著 温海清 姚建根 译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重庆出版社 2006年2月第1版 第247-248页
[vi] 同 [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