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世   　　1990年代“大盖帽”满天飞、时常多部门“执法扰民”。形成这一问题的最大根源在于基层官员非经民选，导致执法人员为民服务意识淡薄。为解决“执法扰民”问题，中国未推行基层行政官直接选举、强化监督和问责、抑或虽不直接选举但却充分利用罢免机制，未实施“约束行政执法领导人从而约束执法人员的治理技术”――由于缺少治术研究，“行政执法改革”盲目采取了“问题打捆”的方法，国家政府法制机构决定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集中街面执法行政部门权力，组建各级城市管理队伍。   　　降临中国社会的“城管”，前世即为缺少约束的行政权力。从中国法律历史文化视角观察，这种在市井街面象征“权力”的社会力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前就出现了――比如他们在唐朝或者宋朝的街面打击贩卖私盐、为“大人”路过街市吆喝驱赶行人，诸如此类。我在阅读法律历史后，对这类约束人民商业活动的人物很是警惕。1990年代末期中国推行“城管”令人担心――中华法系中的不良官人形象会不会死灰复燃，滥权人会不会许借“改革的春风”转世于当今？“改革的春风”既可能催发新枝绿叶，也可能激活复杂世界的古老病毒。   　　二、今生   　　城管一诞生，就如同任何刚诞生的幼儿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显现出可憎面目、表露出基于法律文化遗传基因的反社会特征。甚而至于，刚诞生的城管有许多可爱举动。我曾经见过好城管――乐山城管局。他们将自己理解为“服务机构”，在保持市容整洁的情况下，他们基于慈悲怜悯，为小贩在街角、路边合理安排摆摊位置，为下岗人员赠送“流动早餐车”以保弱民谋生。这样的城管，不反社会而是服务社会。我在担当法律官员负责指导全省行政执法时，专门为此发过一期“政府法制简报”，表扬“乐山市城管局”服务市民的举动。不过，象乐山城市管理服务局的女局长李局长那样既有能力、又具良善心肠的官员担任城管首长并不可预期――我很多年前就发明了“组织轮盘”这个词，表述官员任命如同“轮盘赌”，怎能预期“组织轮盘”转动到“城管局长”的刻度时，一定是一个素质很高的人呢？   　　由于组织轮盘或然率，产生了不同的城管面貌。随着“城管”在冲突型社会的“成长”，包括机构对武力护卫的需求的不断增长，城管基于传统法律文化基因的特性日益显现，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行政执法改革春风”复活了中国历史中的怪物――城管在当今社会里的糟糕表现，路人皆知。我经常想城管这样一支“准武装力量”，究竟属于民兵还是属于预备役？是应当由军委管理还是应由政府管理？我发现“改革的春风”没有催发出行政体制的新枝绿叶，事实上激活了复杂世界的古老法律文化病毒。   　　三、未来   　　和先进国家体制比较，可以发现城管的“未来”――显然，我们应当撤掉它。我们可以移植先进国家的城市管理模式，避免“依法治国”的大戏在城管们的表演下流变为“以武治国”的闹剧，耽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途。

【作者简介】
鲜江临，本名“鲜江凌”，四川人。1981年考入北大法律系，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已经历的法律职业依次为大学教师、政府官员、执业律师，具法学教育和研究、立法和商业性法律服务的多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