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逼我离家来深圳－－一个湖南人在深圳的真实经历
    作者:三月风2005/04/29
    第一部分
    贫穷逼我离家来深圳（1）
    86年的初春，湘中地区气温仍旧很低，可我的情绪更低。虽从独木桥挤了过去，可毕业分的工作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山包上(到小镇要30分钟、到县城、当时县城与市在一起、骑自行车要70分钟)。别说看mm，就是看到母蟑螂都很希奇。一份报纸除了接见外宾、评论员文章、政治、就是某某讲话、再不就是某某领导检查、视野某地。一本杂志从早班、中班、晚班、从星期一、到周末、传来传去。
    虽然当时的红本子很吃香，可本人的“成份”不好(地主‘外公当年有200多亩地’、资本家‘爷爷在一个现在的地级市内有16间铺面’、国民党‘老爸是国民党宪兵总队湖南支队的少校’、反革命‘毛选四卷老爸用来包烟让姑父看见告了’、如果经历过当时那年代的人，就会知道这么多的“好事”全让我摊上了。也就能想象得出我家会是什么环境)。
    用一句在我八岁时，生产队一个有5个丫头的妈妈话来证明。大人笑话我看上了她家的三丫头。她指着我说。“我就是一个晚上生一个女儿，也不嫁给他们家”。现在三十二年过去了，她当时的表情仍旧时时浮现在我眼前。而且次次一想起来我就全身鸡皮。 

    工作了，可姐姐早就嫁了。姐姐是48年出生。哥哥55年出生。到76因为娶不到老婆娶，后多方托人介绍娶了一个湘北的水乡姑娘。在77年时，我全家当时负债就高达3000多元。而全家当时的全部家当也不值当时的币值300元。
    可想而知我的学费有多难要到。初中之前，两个母鸡生的蛋就是我的学费、纸、笔、费来源。爸爸自从在厦门被红四军包围收编后就不肯干活。要不是妈妈看的紧。爸爸早死了一千次了。也不会有我哥、我来到这世界。
    家里没有劳动力，哥哥就要支持一个根本不像家的家。妈妈成了一个争工分的机器。天天是天不亮就出工、很晚才回来。一直到我初中时。我没有吃过一餐晚饭是在有光线的时候。
    每年、年三十、年初一也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家不需要去给人拜年。所以生产队会叫我全家去看晒谷场、养猪场。这种轻松活计不到过年我们家是摊不上的。而且过年给的工分也高。所以我全家都乐意争工分。
    不要拜年是因为我奶奶50年就自杀了。爷爷挨到了我出生的当年也逝世。外公让“人民公社”在“三反五反”时就“专政”了。(因为田地太多要枪毙)。外婆不想外公在天国寂寞，外公升天的当晚也跳了池塘。几个姨妈都是好不容易才嫁了死了妻子的“红五类”，不敢来看我妈。
　　姑姑一直到三十多岁才嫁了一个死了妻子的大队支书。姑父家是五代“又红又专”的“贫下中农”。更不会来看我们家了。我小叔叔一肚子诗、词、曲、赋。可就是娶不到老婆。至今还是一个人。因娶不到老婆，小叔远走江西帮人扛竹子。所以别人家都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只有上坟的份。
    在我不到5岁时，家里没有人看着我。爸爸是除了睡觉就不管事的。妈妈只好送了一个老师十个鸡蛋。将我关进了“小学校门内”。毛的语录、“金顺华”“欧阳海”日记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
    在小学，我成了老师的活教材，如果教到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国民党、地主、反革命“如何、如何欺压老白姓”时，就会叫我站到讲台前面。最少要站一节课。最长时间我站过一个上午“三节课”。
    每次深夜开批斗大会时。(农村白天要干农活、学校上课，所以每次政治运动来了，大批斗会都在深夜，在学校的操场上。晚上农村人没有事可做，生产队又记工分。所以到的人特别多)。我爸是必到的对象之一。而我就必须站到学生的最前面。在山呼打倒我老爸时。我不举手一同叫打倒，后面的同学就会踢我的屁股。这样的学生生活我挨了4年。 
    到了72年之后。运动少了。我才能安生的读一点书，我的成绩也就从四年级开始追了上来。也是老爸的一句话与老妈的老黄牛生活方式。让我发狠、拼命的学。不管老师，同学如何看。我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了。
    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老爸的原话是：“我们家族的未来只有靠你了。我不行了。你哥更不行了。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爸，如果我死了，你还有脸来我的坟前烧‘一柱香’。如果你还想有钱给我烧‘一柱香’。你就给我认真读书。否则。你可以不读书了。去争工分”。
    当时“一扎香”(不知有多少根)要5个鸡蛋。还得偷偷的去买。因为“香”是四旧的产物。当年有一个运动好像是叫“破四旧、立四新”。只是记忆，具体我说不清了。但破四旧、立四新是肯定的。砸古庙、砸祠堂、烧文物、毁菩萨就是那年代。
    我不是为了能给我爸爸在死后烧香、也不是为了有钱去买香烧。当时我很看不起我爸爸。我是为了不干农活。抢早、插晚、修河、修公路我是真的怕。一来是我懒惰，二来是真的累。让我发狠读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家族沉沦了。我有责任为一个家族的兴、衰努力。 
    我对我爸的看法改变是在我读初中一年级时。当时我13岁不到。妈倾全家的的余钱19大元。让爸爸带我去市内看我爷爷当时拥有的16间铺面。那16间铺面的雄伟大与宽大，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我爷爷的气魄与能力。第二感觉是我家当时的可怜与凋怜。第三感觉是人生的落差与悲哀。
    我看着50多岁老爸那无声的泪。看着那进进出出的男女、看着与我同年龄在欢奔乱跳小孩。说真的，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想杀人，想杀死所有住在我爷爷铺面里的人。那是我们家的，那其中有属于我的一份。可我连走进去的权利都没有。一个5分钱1两粮票的烧饼，支持着一个13岁的男孩与父亲在那街对面站了一整天。
    当星星满天之时，爸爸拖着我向回走。父子俩走到天快亮了才到家。可我不觉得累。一个人站在我家门前的池塘边上。我人生第一次发出了嚎叫。那叫声我相信能传出十里。我爸爸妈妈站得远远的，看不清他、她们的脸，但我知道，他、她们都哭了。
    从那一天起，我不需要有人叫我读书，更不需要老师叫。下课了。同学们都去玩，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练习。并且是多数的练习都重复做两次。放学的路上，我要去采棕树子、黄枝子。1公斤晒干了的棕树子能卖1角钱、1公斤晒干了的黄枝子能卖2角5

    我上学的路都是从山边走。路边上有很多棕树，山上面有很多黄枝子。我上学带有砍刀，留意到有棕树子时，将砍刀埋藏好。放学就砍了背回去晒干。星期天担着去收购站卖。再到镇新华书店换回来图书。上甘岭、青松岭、杨子荣、江姐、刘湖兰、红湖赤卫队、闪闪的红星、等图书当时都只有8分、1角2分钱左右。我两周一盘都能换回来10本左右的图书。
    换回来的图书我用磷肥袋子纸包好。(现在叫牛皮纸)。写上名字、编上号码用建房子的土砖压着。上学时带到学校“租给”同学看。看1本1分钱。看5本3分钱。当时图书是仅有的课外读物。老师有时也借了看，只不过没有钱给。最多是换来女老师中午吃剩的几块肥肉。这足以让全体同学为之羡慕。(因为离家很远，中午饭都是带到学校，学校帮加热再吃)。
    有了老师的参入，我的图书“租借”很成功。连霸王生也不敢不给我“租金”。到我初二。我的学费就不再靠母鸡生蛋了。能自足还有余钱给我妈买上半斤猪肉。当时供应的猪肉7角7分一斤。议价猪肉9角5分一斤，每次我最多也只是买半斤猪肉。 
    我现回想起来，主要是当时的读物少，加上中午午睡时间长，长达80分钟。老师们有时不午睡。没有东西看。只好向我“租书”。加上我的成绩好。数学全年级第一、二。从没有到过第三。其它课都在年级的前十名。
    到高中，住校了，没有办法赚钱。在初中时积累的200多本图书。成了我生存的基础。可没有新书增添，很快我就两手空空。靠家里接济生活费。这时我的嫂子过来了，妈妈也快50了。再也帮不上我什么。向哥哥要钱，无异于与虎谋皮。我再度依靠母鸡生蛋才能活下去。可我知读书的意愿更强，常常是一包“榨菜头”对付一个星期。(榨菜头是妈妈做的)。
    是“榨菜头”“母鸡”送我挤过了独木桥。是母亲的双手送我过了河。所以我至今也不敢吃鸡肉、鸡翅、鸡腿。
    贫穷逼我离家来深圳（2）
    是我的母亲那粗糙的双手将我推过了河。更是我爸爸那一把老泪，让我知道了我的责任重大。
    当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第一个去的地方是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坟墓。第二个的地方是我爷爷那16间铺位。其它的人都不知道我录取了。
    在离家时，我们一家人(多了一个姐夫外、小外孙、小侄子)坐在了一起，那一餐是我家当时最奢侈的。有5角钱的猪肉、一条我姐夫(当时是小学老师)从他学生家里借来的鱼、我妈还杀了一个公鸡。鸡肉一块我也没有敢动。我怕我后面几年还要仍靠母鸡生蛋才能活下去。我不能忘了是鸡蛋将我送出了农村。
    当我提着被子、几件衣服离开家时。我第二次站在那池塘边上嚎叫了。因为上午，那叫声召来了整个生产队的眼光。同时也将我的小侄子吓哭了。但没有一个人走近我和走近我家。当我站在山顶上回头看我那“家”时。我发出人生的第三次嚎叫。我想我那叫声一定比沙漠中的狼嚎还要凄凉。因为山周边的几个生产队的人都跑了出来。
    84当我毕业分回去再次见到我妈妈时，她告诫我，今后别再嚎叫了，很吓人。
    刚上班，我背负着振兴我家族的豪情，决定在单位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但决不是为了报效祖国，是为了让我的父母能在人前抬得起头。我开始告诫自己，要拿出在农村做农活的劲，做好工作。
    上班的第三天，我就发现我错了。因为没有人当我一回事，当时的邮政局(现在应该说是电讯局)跟本就不在乎我。没有一个部门肯要我。一直到第五天，总算是将我“高就”到了那山头上的交换机站。(为了备战，当时的交换机站多数建在山里)。 
    到交换机站，接待我的是从山下到山上满山的蚂蚁。和一直到晚饭才睡醒的“站长”。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有“红本子”，我的工资没法定。最后给我定的工资居然比“站长”高了2元8角。这下可好了。我人没有到，站长就知道了。我居然比他这“老革命”(在交换机站干了16年)一个月多了3.5斤猪肉。
    在我工作之余，因为我还需要“接受再教育”，因为我“大有作为”，因为我年轻、因为要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所以我要为站长每天打扫他的房间、办公台、从山顶上担粪、肥、山底下担水浇他在半山腰偷种的十多块“自留”菜地。
    同时也因为我的工作“出色”，在我工作的第二个月，我就分配到了一个只有三只脚(另一只脚与对面办公台用一块木板固定在一起)的办公台上的一个抽屉。我拿到我人生的“第一把锁匙”。当时站里共19个同事。有抽屉的只有8个。我是第9个。也就是说我的“钞票”“粮票”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每到轮班我就会回家去，不是为了去看父母，而是要去砍棕树子、摘黄枝子。我当时是站里最高收入者。一个月52。75元，加上补助。我能拿到63元左右(视晚班多少而定)。 
    可我家里仍欠账高达2000多元。在上海读书的三年里，我没有回过一次家，不是不想家，是没有路费。我得利用假期将生活费赚回来，帮人补习成了我的专利，当时的学风比现在好多了。帮人补习的钱虽不多，可学生听话。也用功。这期间我还给我妈妈寄过三次钱。最多的一次是100元整。
    在我读书期间，我哥、嫂与我、父母分家了。因为我读书最多，所以我要负担全部债务。我妈在家养猪、鸡、争工分还帮我还了800多元债。(因为我爸爸在我录取后也开始帮我妈做一些家务事)。但我寄给我妈妈的三次共230元钱。在我回家的当天，我妈妈就交给了我。
    轮体的时间是两个白天，一个晚上。我能砍到100多公斤棕树子。最多的一次我砍了不下300公斤棕树子。交给爸爸帮手晒干。下次轮休我就是送到收购站去。换回来我急需要的书。(不是想做什么学问，是那山包上的时间没有办法打发)。我从杂志、名著、历史、到收藏知识类的书，只要我寻得到我就看。 
    因为我去新华书店次数多了，一个阿姨发现我爱看书，又经常只能买便宜的书看，就好心的介绍我。她有一个侄女在市图书馆。可办借书证。当时要办一个借书证。要单位的证明。我为了办到借书证，我开始了我人生第一次行贿。行贿的东西是一条我家门前池塘里的草鱼。是我偷偷钓的。有三斤多重。为了钓到一条大一点的鱼，又不被生产队发现，我用了三个轮休机会。钓到了第二天我就去行贿了。
    情况不错，我的鱼送到，小姑娘就帮我办了一个借书证。只不过不是我的名字。是用她爸爸的名字办的。(这小姑娘也是我人生第一个最感激的人)。虽然后来没有能成为我的lp。可我仍旧常常想起她。
    有了书，上班的时间就好打发了。因为交换站基本没有事可做。天天只是对着那几台“高、精、尖”的电子管。抹抹灰、尘之外。基本上不要动它。
    一年的时间转眼就过了，男人到了二十二开始思春。周围的媒婆比我还急。介绍的对象一个比一个漂亮。可当她们一到我家坐坐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听媒婆说。是因为我家的“成份”与“经济”实力“超群”。加上我的老爸不肯干活。所以姑娘们“爱莫能助”。 
    要想寻一个好姑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单位分到了房子。在市内结婚。山上面是不会有人跟着去数星星看月亮的。乡下的月亮、星星比山上面的还清晰。不想看了最少还能听到几声狗叫人嚎。
    其实当时我并不急，因为我看上了图书馆那位。所以有空就跑图书馆。
    在85年的3月18号，(因为一个日子是我的生日、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所以记忆特深)我对姑娘表示出来我的意思时。她的回答让我从头顶凉到脚底窝。她在五一就要结婚了。爱人是财政局局长的公子。在检察院工作。
    五一节我去喝了我人生喝的第一次喜酒(以前我是从来不肯去参入的，一是没钱、二是没有人请、三是怕丢脸、四是不想让人害怕我)。实在是苦酒。但我必须去，毕竟她帮了我。我送她的是一个影集外加30大元。在当时出手这么大方可能只有我一个。所以她后来帮我多办了一个借书证。是他爱人的名字。
    五一之后。我开始有计划的与媒婆联系，(因为我知道没有人能生两个女儿、最少第二个晚上不会再生)。同时开始与单位领导交往。因为我知道，我要是想找到“爱人”。我必须先有房子。一个单间是我的理想。 
    几次跑下来。我绝望了。原因很简单，单位等着房子结婚的人有67个。其中最小年龄的都比我大三岁。都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也就是说，我要到三年之后才有“资格”去排队。领导还“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不要有了一个“红本子”就有了优越感。老同志为单位做出的贡献比你多得多。你要顾全大局。
    为了“大局”。我对媒婆说近期不必再麻烦了。如果有人愿意在我这“大厦”与我结婚，我将终生对她“府首贴耳”。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过去了。没有人愿意让我一生对她“府首贴耳”。
    我知道，红本子并不能改变我的一生。穷字不是一个“本子”能改变得了的。只有存款“本子”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我不能重踏我哥哥的复重辙。我得努力改变我的生活。不为了自己，也为了爹娘。
    在工作之余。我开始了抓青蛙、鳝鱼、砍棕树子、挖中草药。每个双休我都能弄上十块八块的。到86年的春节，加上妈妈、爸爸的努力。我还清了债。还留了200多块钱。我家也第一次过年不要去看养猪场、晒谷场。 
    贫穷逼我离家来深圳（3）
    不看养猪场、晒谷场只能一时，不能一世。想在单位分到房子难上于青天，而我家里是没有潜力可挖了。我的路似乎绝了！
    我不能死，因为爹娘都在。可活下去又能怎样？生与死之间。我没有死的权利。更不情愿一死了之。在当时，比我差的人不是没有，还很多。
    想活就得变，如何变，成了我天天思考的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只有不到十天我寻到了答案。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我那“山包子”的下面，有三户人家，其中有一户张姓的儿子在沙头角当兵，春节刚好回去探亲。又刚好与我聊得来。
    他的一次无意之谈，让我茅塞“大开”。他说，在他巡逻的边境线上，经常有人逃去香港。过去几年就有身份证。他看到回来大陆来过年过节的香港人个个都很有钱。
    不是香港吸引了我，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香港到底多有钱。但钱字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第二天我就有意去寻他，问他逃香港是不是很难。他看了我半天，说。不难。说说也不怕，你又不可能逃去香港。
    因为他认为我当时的工作、收入是很好了。所以他神侃了一下午。而我也第一次知道了沙头角过去就是香港。知道深圳、罗湖、莲塘、知道香港人很有钱。很好赚钱。 
    但有一点让我迟疑了，他说，逃去香港的人一旦抓住了，只要坐牢。让人发现叫站住，没有停下来的，巡逻兵可开枪。坐牢没有什么，死都不怕。可真是让人开枪打死了，就不值得了。
    有了变的机会，我岂能放过。几天之后，他要回部队。来看我，我们又聊了一通。这时我又知道莲塘最近香港。从长岭到沙头角方向最多人逃过去。白天巡逻的人少，傍晚巡逻的人反而多。我也知道了进深圳需要办边防证。否则连深圳都进不了。
    我特意问小张，到深圳的路费、时间。如何坐车。他当时跟本就没有在意我顺的意义。都详细的说了。还告诉我，要是真的去深圳，没有边防证可请人带进去。在广州火车站对面有一个宾馆，有中巴车去深圳，中巴车就可代办边防证。他的这一细节让我省了很多麻烦。
    他一走，我就开始计划离开单位的事。虽然我一直在准备。可我没有想出对父母说要出门的理由。自从上班单位就没有叫我出差过，突然要外出，根本寻不出一个合适的借口。
    心里更不愿意抛下父母不管不顾。可家里的生活与单位的现实，当时我判断，几年内我根本没有出头的机会。也就是说，我的青春必然是混过去。别说是结婚，就是供养正一天一天老了的父母我也无能为力。


    可我又不愿意在山包子上呆下去。时间就越来越难打发了。别说是工作，就是坐起来都没有心情。在床上呆了两天，终于让我想出了两一其美的办法。请病假，单位的人多。为了多赚一点钱，谁都愿意替人顶班。别说是顶一天，就是二十天，只要有人顶班，站长是决不会过问的。
    86年3月18号。这天是我的生日，我准备好了一切。回去看了父母，吃了一碗面。我就去了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坟上，规规矩矩的叩了九个头。在三座坟前(我爷爷奶奶合藏)，我大声的说了出来，我肩上的责任太重，如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们在天有灵，就保佑我此去顺利，如果我还能回来，我一定会带上香火。现在这半生不死的德性，每次上坟，连香火我都烧不起。当天晚上去了我姐姐家。第二天我又弯回家里，帮父母做了一会事。
    出门时，我没有敢回头看父母，到了家对面的岭上。我跪了下去，对着我的家门，(它虽不像一个家)。可它毕竟是我生长的地方。我一连叩了无数个头。我没有敢再嚎叫，心里在告诉自己，此一去将不知何时再会再回来。父母。别怪我，儿不孝，但只要我没有死，不久我就一定要我衣锦还乡。
    在回山包子的路上，我不停的告诫自己，逃不出不去就不去。十天为期。不行就回来，决不能死在外面。 
    在山包子上，我给我父母、哥哥、姐姐留了一份信。很短。告诉他们我走了，目的地是香港。如果三个月内没有我的信。那我一定是死了，何处青山不埋人？赡养父母的责任就拜托哥哥、姐姐了。就当爸爸妈妈没有生我。
    我将当时我的工资与积蓄都翻了出来。共计有383。57元。我带了350元。余下的我用信纸包好与我的信一同放在我的“抽屉”里。当时让几个同事安排顶我的班。我故意安排了二十天，当时我还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86年3月20日上午9点。我只提着一个包，两件衣服，一件背心，口袋里350大元。离开了山包子。
    当我踏上火车时，我哭了。因为此一去，不知是否还能回来。但当火车起动。我就止住了泪水。因为我没有再后悔的机会。路——已经开始！生死我都必须走下去！深圳我来了！！
    题外话：    回忆是一件非痛苦的事！它让我激动，让我彻夜难眠，更让我自责。因为人生的路上，当回想起来，我会发现有很多的机会差过了，在很多次人生十字路口选择错了方向，走了无数的弯路。当我回忆发现因为我的选择错误导致我坎坷、失意我会不停的假设。认为如果……如果…… 
    其实根本不必后悔，因为我走错、选错。我才能更深的体会人生。假设根本就不能成立。人生路——不是实验室。实验可先假设——不对再重来。人生路。没有重来的机会！！
    所以我常对我认为值得交往的弟弟、妹妹谈我的坎坷人生。目地只希望看到、听到的弟弟、妹妹少走弯贰?从我的身上吸取教训。一生顺利。
    进入主题。
    1986年3月21日上午10点我到达广州车站，按小张说的，我顺利的坐上了中巴，直截了当的问司机，能不能将我带进深圳。司机的答复是肯定的，没有边防证的人，每人收费50元。证是集体证，进关之后就失效。
    我没有犹豫，命运也不可能给我犹豫的机会了。生死路就在眼前，只有走下去。
    到南头检查站是21日下午1。15点。(当时只有广深公路，但路上的车很少)司机办证只用了不到10分钟。一车人就顺利的过了关，这一点我一直很庆幸，来的路上很顺利。
    下午2。30分我踏上了深圳的土地。地点在燕怡小学(现在地王位置、当时有一棵大榕树从学校的围墙内伸出来，当天的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我一下车，就看到了燕怡小学围墙上贴满了招工广告。
    我当时那兴奋别提了。但我的目的地是香港，只是草草的记下了两个招家教的电话，我就开始打听到莲塘的车。
    3路车将我送到了东门、5路车将我送到了长岭，按公安的话说，我要去踩点。当五路车开动时，我看到了深圳满地都在建楼，向怡景花园、现在电视台方向，到处都是建筑工点。过了黄贝岭站，我已经告诉自己，如果过不去，在深圳停下来，也决不会饿死我。
    我心花怒放，告诉自己不会死了，一个满地建筑的城市，决不可能没有我立足的地方。
    车到长岭站，我看到了香港的山水，两道铁丝网阻隔了我的去路，从长岭站下来，我沿着公路向前走，看到了现在“隧道口”有一个中队的武警。当时刚好对面有香港警察巡逻过来，我知道，此时此刻不可能有机会逃过去了。只能先停下来。没有必要去送死。
    我不想去寻小张，因为小张会时常写信回家，只要透露了一点风声，我的后路就没有了。单位是不可能迁就我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值得单位迁就。
    5点钟，我从5路车返回了市内。转3路车直奔燕怡小学的围墙。我抄下了十多个地址，第一个去的是德兴大厦的十二楼。去应聘家教，这是我在上海最拿手的一个“行业”。也是我的谋生技能。当我敲开门，男主人第一句是，我家不请男老师。你要是有女同学可介绍给我们。 
    没有放弃，转身我去了金城大厦，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两家请家教的连我的“红本子”都没有看，仅仅因为我是男的，我就没有机会。但我从这两家主人口中打听出了家教的收入。每晚补两个小时，工资是400元。我想我只要寻一家家教我就比在单位上班，要强出了8倍。白天我还可以做其它事。
    金城大厦下面的一部公用电话改变了我的求职路，看到电话，按我抄的电话给深圳水库边上的一个电子厂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听说我有红本子，而且是名牌学校出来的，当即叫我去考试。并告诉我坐3路车到水库。再问大望村就寻得到了。
    我是7点多钟才到的水库站。从车上下来，深圳已沉静在茫茫的夜色之中，可谁知道有一个求生意识很强的“三无人员”为了活下去在寻找生路？
    我按路人的提示，沿路向前走，因为当时要根本没有车到大望村了。在水库站向沙湾方向走到第一个坡顶，我就让武警5中队的执勤抓住了。因为我没有“边防证”。他们“理所当然”的扣留了我。
    可能是天意，可能是我的命好，抓我的战士抽烟时火机打不着了。问我有没有火机。刚好我为了寻到工作、也为了麻醉自己，我刚始学抽烟。身边有烟有火机。 


    这只火机让我与战士拉近了距离，在与他的谈话中，我听出了他是我的老乡。我用湖南话问他是什么地方人。能不能放过我。他看了我半天，又要了我的身份证、红本子，借着手电筒光看了看。与另一个战士说，是我老乡，别为难他了。
    再我递上第三支烟时，他问我去大望村做什么，当听说厂方要我去考试时，他笑了，你这红本子，他们厂还要考你？他主动提出带我去。
    11点钟我到了厂门口。当时厂里还在加班，我老乡将厂保安叫了出来，几句话，保安跑去叫来了老板。一个在大望村“土生土长”的香港老板。
    看在战士老乡的份上，老板当即就考我，一张收音机线路图。这对我来说只是幼儿园的知识。5分钟我就回答完老板那张纸上的所有题目。
    老板也很爽快，当即告诉我，工资500块，加班另计。保安带我到了一个有两张床都空着的小房间。战士老乡看我进了厂就回中队了。

    我当时激动不已。不是因为500块，家教一个月也有400块。一天才2小时。是因为我有了落脚点。能寻到一个不要钱的住宿，我就有了机会。
    第二天一早，老板告诉我，今天的工作是修机。这样我开始了流水线工作，收音机在流水线生产我是第一次看到，生产过程中有不少的故障机出来。调试小姐的调试速度惊人。只十分钟，我的工作位上，故障机就有十多台。
    按我的经验。我一步一步的向下检查故障，等我修好第一台机子时，我的工作位上成堆的机子让我无法动手了。
    故障机不停的来，调试小姐只在机子上贴了1张贴纸，标上1、2、3。我看着成堆的机子，急的冒汗了。小声问小姐，1、2、3、是什么意思。
    她看了看我，告诉我。贴号一样故障一样。1号表示是功放坏了。2号表示是微调坏了。3号表示是收不到台。此时我如梦初醒。生产线上的故障与我在学校学的不一样。它有共同点。而且测试出来了，只需对零件做更换就行。 
    有了方式，到上午下班时，我的台面只有四台故障机，当下班铃一响，全厂的工人都走了，我没有动，弄完这四台机子。我拿出来笔记本，将故障原因、零件编号、贴纸号码表示意义全记了下来。
    老板刚好从洗手间出来，看我在做笔记。问我要了笔记本看。没有说什么。当我出厂门时，他在厂门口等我。叫我与他一同走。我在厂家的第一餐就这样与老板一同吃的。
    下午我上班就让老板叫了进办公室，他给了我一个没有站相片的厂证，上面写的是维修部主管。我人生第一次有了“官衔”。
    任务是将生产线上的故障机原因找出来。并提出修改措施。
    有了“官衔”。我开始游走于各修理位，坐下认真观察故障机故障类别。我发现。1号故障特别多，有时是成批的下来。原因很快让我查明。功放三级管型号是9018。该三级管质量特差。到下午下班，我将原因与整改方案给了老板。建议将该三级管在插件前做质量测定。
    到了晚上，我做了一个特简单的三级管批量测试器。一次可测试20个三级管。我到仓库要了一包9018。测试结果是。平均有25%开包就是坏零件。 
    当晚我一连做了十个同样的测试器。交给老板，在插件之前就对功放三级管9018全部测试。到第二天下午，1号故障基本功上根除。整个下午1号故障只有12台。
    到第四天上午，我的厂证给我贴上了相片，官衔从维修部主管变成了生产副厂长。当天晚上，我收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红包。人民币“工农兵”10张。住房也从两张床的房间搬到了老板住的同一栋楼，一个有7平米左右的房间。
    骑牛望马—我的第一桶金（1）！
    在大望村xx电子厂的日子过的很快。红包、加班费、工资。到4月8号。我得了322.6元。(这张工资单我至今保存着、这是我第从资本家手里挖来的第一桶金、我要让我的后代记住，人挪活、树挪死，穷则思变、变则通)。
    在我进厂的第三天，我用“航空”快信给父母报平安，并告诉他们我的收入情况。(当时还没有拿到红包)。父亲的回信很快就到了。收到我的信，我妈人都疯了似的，又哭又笑。但信尾有我妈亲手写的一句话。只要你活得好好的，在什么地方我都放心，但一定要活着。 
    我不知道父母当时的感受。但我能理解我出走之后，我妈一定快疯了。我妈是在收到我的信才知我“跑”了。
    在我收到第一份工资时，我给家里寄了100块。并告诉我父母，我此生不论是生是死，我决定留在深圳。
    在我收到工资的当晚，12点多了。我一个站在厂前面的深圳水库边上，我默默的告诫自己。生是深圳人，死。我也要做深圳鬼。我不是好马，但我也决不能吃回头草。
    有了决心，就好做事，我时时告诫自己。现在的月收入(加班费一起)足足顶我在单位做一年。没事做好过有事做。更好过在家连“爱人”都寻不到。有了钱，这世界决不会少了我的“爱人”。
    为了“爱人”、为了钱、为了父母、为了我自己。我得拼命。累不死人。再说在厂里也不累。只是时间长。坐在厂里总比我在家里做农活舒服。看在钱的份上面，我得努力。
    在4月15号，我对厂里的一条生产线做了一些局部的调整，向老板要了一个秒表。对每一个工作位工作流程做了一个精确的时间计算。18号下午，得到老板的同意，生产线开始试运行。结果是生产速度提高了15%，从每小时生产63台收音机，达到了每小时73台。而且传动带上看不到太多的故障机停滞。
    4月22号晚饭时，我收到了我人生的第二个红包。四张一百的港币(当时的港币对换人民币只有100：38)。但我仍旧很高兴因为我又得了单位两个月的工资。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港币。红红的颜色，真是很可爱。
    因为我没有熟人，也没有朋友，只有战士老乡来看过我一次，我请他喝了两瓶汽水。再也不认识人了。
    所以星期六、星期天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只想加班多赚钱，可电子厂不是天天有加班的，有时一两天没有事做。
    没事我就开始整理笔记，将厂里的生产线每个工序、时间、测试器型号、频点、频率、到使用、零部件的测试、从插机、装机、修理、包装、qc、qa等做了十分详细的记录。
    在我进厂后的几天，不知是因为我的“官衔”、我的努力、我的红本子、我的湖南普通话、我人模狗样的外表、还是我这176cm的身高。总之。我周围有时常有“小姐”来请教我。通过小姐，我认识了十多个技术很好的维修师傅。清一色的梅州市、大铺县、三河镇人。清一色姓张。 
    认识了这一批朋友之后，我从他们、她们的口里知道，深圳有很多电子厂，像我这种有技术的人，工资都在1200左右。也就是转着弯告诉我，老板给我的钱少了，他们的收入也不高。同时还告诉我，只要我愿意，他们能帮我联系到工资更高的厂，从他们的口里我知道。当时科班出身到深圳打工的人不多。
    同时他们、她们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帮我联系到高工资的厂之后，我要带他们一同走。
    不是我想走，是钱让我动了心，另一个原因是厂里货源不稳定。说真的，老板对我不错，最少在当时我是这么看的。
    五一节全厂要赶货，计加班工资。老板说，做完这批货，放三天假，给二天工资。看在钱的份上，全厂都没有人请假。
    在平时的聊天中，我透露出我有一个同乡在沙头角，我想去看看他，可我不知如何坐车去，一个人出去也不好玩。问他们、她们中有没有人到过沙头角。 
    5月2号，一个长的还蛮可爱的女孩子一早就来寻我告诉我她认识两个在沙头角工作的老乡，并告诉我老乡厂里工资很高，一个维师傅就有900块。当时我的口水一定是流出来，不是色相让我流口水，是900块的工资。因为900块是我在单位工作14个月工资的总和。
    我当即请她带我去看看。她说还有两个男的维修师傅要和我一同去。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上午11点。我们一行三男二女到了沙头角，说真的，我并没有想很快寻到高工资，我是到沙头角“踩点的”。车从梧桐山顶过的时候，我的眼前只有铁丝网和武警、香港警察。
    我看到双方这么多的巡逻，我特底放弃了逃过去的念头。我知道我想在一两次“踩点”就能寻出“通道”是不可能的。
    没有了别的念头，心里就只有钱字。所以我认真的与几位同行去寻厂，寻机会。坦诚——让我得大于失
    是机缘、机会、时运、还是命运。我不知道。总之。当我们一行三男二女在“银园宾馆”下车时，就看到了沙头角工业公司贴的一张海报。 
    招聘电话机厂技术员、维修师傅、拉长、qc、qa、插件。等等不下200人。考试时间从5月2日到5月4日。
    我们一行直奔该厂三楼的办公室。我这人特别细心，一扫厂房内情况，我就知我有机会了。因为该厂大多数生产线是空的。只有一条生产上坐满了工人。其它的生产线不单只空着，还有装修工人在组装。
    一个排了6条生产钱的工厂，最少需要300人，可上班的工人只有不足90人。这不是机会是什么？再看流水线上的电话机，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民款式。这刚好是俺的“专业”。它的每张电路图我都能说出每个零件的作用、电压、电流、国外使用的ic型号、每个ic脚的对“地”电压。
    考试我们的是厂长，姓吴。是中方派驻的厂长。一个疑心病很重、但为人却十分好的客家人。
    两个同行的女孩子没有考试就通过了。因为她们带的厂证上就是qc，她们只要求做qc。两个修理师傅也通过了，因为他们是客家人。与厂长是同乡。只是像征性的问了几个初中物理知识就ok。
    我进办公室时走在最后，(因为我一直在东张西望、打量厂里的生产情况)。叫到我时，我递上我的红本子、厂证、厂长用“发现始前动物”的眼光，上下扫了我不下二十次都没有开口。对我的考试就不同了。
    考题多达20多个。从管理、技术、到图纸、故障分析、政治、历史、时事、地理都有。但我一看就是外行出的考题。因为它根本与生产厂家要考的东西不沾边。
    我用了20分钟答完考题，但我对故障分析做了一个复测。我怕我丢脸。所以对技术的东西我很认真的想了一下。
    厂长一直盯着我答题，当我将考题交给他时，他没有看题目对错。却一直问我那一届毕业、师长是谁？学校有一些什么特殊标记、现在学校开了什么方面的专业？为什么要出来寻工作？家乡的工作为什么不要？单位知不知道我出来？出来打工能打多久？等等一些当时我不知所然的问题。 
    我老老实实告诉了厂长，穷、思变、想多赚钱、想死在深圳、想找一个爱我、我爱的“爱人”。
    厂长问我要多少工资，我没有直接回答。用了一个反问句，我问厂长。我值多少工资？怀疑心虽重，人却很实在，厂长告诉我，他的最大权利只能招技术员，工资是1200人民币。加班费另计。勤工奖是发港币。大约有150—300元。试用期是三个月，而我可以不需要试用期。还告诉我，我是他招的员工中给出的工资最高的一个。
    而他看我不止是一个技术员的材料，可他权利有限。问我能不能先来厂里上班。等机会他与香港的老板谈。相信老板会看得上我。而且还说老板很了解我的母校。
    吴厂长一边说，与我同行的几位一边帮我“加油添醋”。他们用客家话不知说了一些什么，当时我一个字也听不明白，只看那一个最早请我一同来，“蛮可爱女孩子”，对我咪咪的笑。
    最后吴厂长问我何时能来上班？我说我原来的厂里有一个月的工资没有领。发工资要到8号。我最快也要到10号才能来。 
    厂长给我开“茅塞”。原厂一个月只有700块左右。你现在一来就有1200。而且老板还有可能加你的工资。你也看到了。厂里正扩大，需要人，说不定你有出息。
    算了算账，厂长的话不错。我问厂长，你需要我什么时候来？老实人说话就是老实。他说，只要你愿意。现在你就可以上班了。
    我没有同意，因为我还得回去拿我的“行旅”。我有一个旅行袋、几件衣服不能丢了。
    我告诉厂长，我到深圳，是原来的老板收留了我，我最少要回去向老板说一声。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来时叫主，去时辞东。
    其实我当时没有这么“尾大”。只是我想我得给自己留多一条“后路”。老板对我不错，万一我出来“混不下去”。我还有可能吃吃回头草。出门在外，别将路都堵死了，多一条路多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可能是我那一句“来时叫主。去时辞东”。厂长说。只要你来，我随时欢迎你。但别太长的时间。你来了之后。我保证向老板推荐你。 
    下午，我们一行开开心心的“参观”了中央街的大门。看了三家店购物中心。还特意去看看“海”。7点多我们才回到大望村。
    我寻到老板，推心置腹的谈了我的想法。从穷、到想钱、从我如何到深圳、如何寻到老板、如何感激老板的收留。如何想留一条后路。如何回复吴厂长的。我没有敢说半句假话。我坚信。诚意能感动上苍。
    精诚所致。老板没有说我什么？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之后就掏腰包。给我的全是港币。连着号的12张“红底”。我知道，他能给我这么多，已经是最大的限度了。虽与我一个月的工资相比，还差了三分之一。但我知足。
    我并且十分高姿态的说了一句。本来我没有想要工资。但你给我了，我会要，因为我需要钱，因为你有钱，不在乎这一点。但别因为我拿这钱。断了我们一场雇主情谊。
    可能是我的真诚，也可能是我的高姿态，老板说。本来可以全部将工资算给你，财务不在。这么晚了，也不好去叫她，那边叫你快去。我也不拦你。钱相差不了太多。如果你需要。你今后可以回来拿。我给你的是12张“红底”。按我们香港人的意思叫“月月红”。我祝你今后一路顺利，如果真的不行，你回来寻我。我会帮你的。 
    我当时是真的不争气。居然哭了。虽无声，但眼泪却长流。我不知我为什么会一回想起来就会流泪，更不明天我有什么必在流泪。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有人拿我当一个人看。更多的可能是我第一次得到了尊重。(现在写到此处，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刚去洗了一把脸，我不想眼泪老是阻碍我的思路)。
    注：我与这位老板至今仍旧保持联系，他虽早在10年前就不开厂了，现在却拥有十几栋厂房。靠收厂房租金过日子。我基本上每年都去看他两次以上。请他喝杯茶，但多数是他埋单，不是我念旧，也不是我有什么值得张扬，只是我认为饮水要思源，受人滴水之恩，我无法涌泉相报，但最少我不能忘了滴水之恩。
    5月3号，我没有急于去沙头角。而是将厂里的一些经我手的事，详细的对接我手的新人做了交接。并将我的笔记本交给老板去复印。我不想我一走茶就凉。正因为这样。3号晚上财务交给我扣除老板给我12张“红底”之外的全部工资。
    这时，我的手上拥有了我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人民币共有407元。港币有1600。
    5月4号一早，也就是我当时的节日——青年节。我一身整洁的背着我的全部财产踏上了我到深圳的又一旅程——目的地沙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