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又名李X、李某抛，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略）。身份证某号（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丁，男，X年X月X日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住所地南安市X路X号。

法定代表人梁某，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某强，福建诚全某某事务所律某。

委托代理人戴志猛，福建诚全某某事务所实习律某。

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刘某丁等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一案，不服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泉民初字第X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被上诉人刘某丁、被上诉人南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方志委）的委托代理人李某强、戴志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查明：

原告李某，系（略）民，多年研究高甲戏曲文化。1983年至1993年间，其撰写的人物传记文章《陈某》、《黄琵琶》、《洪埔》（或称《洪埔师》）先后收编在《中国戏曲志•福建卷》和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汇编的《泉州市志人物传稿（第五辑）》等书内。2010年5月，原告发现刘某丁编著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南安文化丛书》之一《南安历史人物传略》中采用了上述三篇文章。其中《陈某》、《黄琵琶》署名“潘民”，《洪埔》署名李某表。

被告刘某丁系方志委副主任。2003年南安市委、市政府举办庆祝建市十周某系列活动，其中一项活动是“《辉煌十年画册》、《南安文化丛书》等首发式”。刘某丁作为方志委工作人员被市委宣传部抽调参与《南安历史人物传略》的编著工作。其将《陈某》、《黄琵琶》署名“潘民”，《洪埔》署名李某表，编入该书。这套丛书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发行3000册，主要在庆祝活动中赠送给受邀嘉宾。审理中，刘某丁承认《陈某》、《黄琵琶》存在抄袭，而《洪埔》一文则是李某表重新创作的。

本案争议的问题是：刘某丁参与编纂的《南安历史人物传略》中收编的《陈某》、《洪埔》、《黄琵琶》三篇文章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是否侵犯原告李某的著作权以及如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原告认某，本案所争议的《洪埔》（或称《洪埔师》）、《陈某》、《黄琵琶》系原告耗损大量精力和时间而作、体现出了与其他作品不同的个性化色彩，具有独创性，符合文字作品的构成要件，且没有被禁止出版、传播的情形，完全某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作品的范畴，因此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如无相反证某，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本案的现有证某已经形成了一个证某链，能够证某原告是《洪埔》（或称《洪埔师》）、《陈某》、《黄琵琶》的著作权人。该三篇文章分别于1983年收编在《中国戏曲志•福建卷》及1991年收编在《泉州市志人物传稿》、1993年收编在《中国戏曲志》书内并出版发表，事实清楚、证某确实充分、足以认某。刘某丁编的《南安历史人物传略》内的《洪埔》、《陈某》、《黄琵琶》这几篇文章几乎是对原告上述已发表的文章内容的全某抄袭。双方所表达的意思和内容基本一致。因此，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原告作品的抄袭和剽窃，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且两被告的行为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行为，其出版发行不属于“合理使用”，依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某任。原告为写这些文章花费大量心血和时间精力，为此连妻子生病也无暇照顾，得知作品被侵权后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故原告综合自己的损失及被告侵权行为所持续的时间、程度及后果等因素酌情确定为经济损失5万元，合情合理合法，应予支持。

被告刘某丁认某，本案确系其在工作中失误引起，其愿意在南安市方志委出版物比如《南安年鉴》就《陈某》、《黄琵琶》两文声明更正，而《洪埔》一文系李某表新创，不存在侵权。且本案不存在造成原告经济损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方志委则认某，刘某丁所实施的《南安历史人物传略》的编著行为，不是履行其单位的职务行为，方志委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原判认某，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如无相反证某，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本案的的证某表明原告李某系人物传记文章《陈某》、《黄琵琶》、《洪埔》（或称《洪埔师》）的著作权人，李某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受法律某护。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侵权行为的成立须以行为人未取得权利人的合法授权为前提。本案中，被告刘某丁未征得原告李某同意，未经其许可，擅自以“潘民”的署名，将李某撰写的《陈某》、《黄琵琶》收编在《南安历史人物传略》中，并予以复制、发行，侵犯了作者李某的著作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署名李某表的《洪埔》一文，经分析比对，虽然与李某创作的《洪埔师》是同一题材，但在文字表达上，是在李某原著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编排，且具体内容较原文更为丰富、充实，有一定的创作性，因此，被告刘某丁辩称该文系作者李某表新创作的作品可以成立，予以采纳。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法定情形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本案中，被告刘某丁系方志委副主任。其编著《南安文化丛书》之一《南安历史人物传略》是被南安市委宣传部抽调，为完成庆祝建市十周某系列活动的工作。其编著的《南安历史人物传略》应属职务作品，著作权由刘某丁享有，但该套丛书编纂委员会有权在庆祝活动中优先使用。由于工作失误，刘某丁在编著该书时抄袭《陈某》、《黄琵琶》二篇文章，侵犯了原作者李某的著作权；且庆祝建市十周某活动并非从事制定政策，行政管理活动，也不是被告方志委的业务范围，因此不属著作权法规定的执行公务中的合理使用范围，方志委亦不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原告李某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0000元，但未提供其实际损失也未能提供被告违法所得方面的证某。故综合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七）项、第四十七条第（五）项、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某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

一、被告刘某丁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李某作品《陈某》、《黄琵琶》的著作权的行为；

二、被告刘某丁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泉州晚报》上向原告李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内容须经法院审核）。逾期不执行，法院将在《泉州晚报》上刊登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被告刘某丁负担；

三、被告刘某丁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某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5000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四、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50元，由原告李某负担150元，被告刘某丁负担900元。

李某上诉认某原审判决认某被上诉人刘某丁侵犯了李某的著作权，但却只判决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5000元赔偿数目过低，不符实际、显失公平。

其事实和理由：一、著作权作品《陈某》和《黄琵琶》、《洪埔》（或称《洪埔师》）是上诉人花费大量心血和精力才创作问世，为了这些作品上诉人倾家荡产、大量时间终日在外寻找并整理材料、家里亲人生病也无时间照顾，后来作品虽然完成也已是家破人亡，可以说作品来之不易、代价惨重。被上诉人却无视法律、抄袭该著作权作品，严重侵犯上诉人的著作权，给上诉人造成很大的伤害，严重挫伤了上诉人的创作积极性。

二、被上诉人侵犯上诉人著作权、印刷出册并在书店公开发售，是用于牟利而非公益。尽管被上诉人辩称部分用于南安市建市纪念日“免费”赠送海内外嘉宾，但上诉人认某这样的“赠送”影响更为巨大，而且所谓“免费”实际也可能是另有客户买单，比之零散卖给一般民众对上诉人的侵犯程度更为深刻。

三、上诉人在这起著作权侵权诉讼过程中支出了大量的调查费、律某、住宿费、交通费、材料费等必要的费用，5000元的赔偿数额明显过低，根本不符合审判实践。上诉人原审中要求5万元也毫不过分。因此，为了在知识经济时代充分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更有效提高著作权人的创作积极性，请求贵院依法改判。

四、两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均有侵权行为，对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刘某丁在原审一再强调其侵权行为一部分是单位授权，因此上诉人认某作为直接责任人的刘某丁与作为管理领导者的南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是实施共同侵权行为，上诉人要求该双方承担连带法律某任合理合法。

五、文章《洪埔》（或称《洪埔师》）系上诉人独创、整理的具备著作权利的作品，应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署名李某表的《洪埔》一文虽有部分内容刻意更改，但从主要内容看显然是大量抄袭上诉人的原作品，应认某为抄袭、侵权。原审法院错误认某为署名李某表的《洪埔》一文是李某表新创的观点严重混淆黑白。

被上诉人刘某丁答辩：

一、本书不是以营利目的，只是起宣传作用而已。大部分书是市政府在庆祝大会上作为宣传品赠送的，该书在方志书店也是作为学术交流，极少售出。现上诉人与其子长期同住在南安市X镇家中，衣食无忧。上诉人所称的“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实属夸大其词。

二、编者采用的记述人物的材料主要有199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南安人物选介》、199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南安县志》及南安方志委的有关资料，这些资料均未署名李某，编者没有存在蓄意抄袭的倾向，传记最后校对时发现没有作者，因而在《陈某》、《黄琵琶》后署名潘民，潘民不是特指某人，只是一个虚拟的化名，用意是不让它放空白，对撰稿人也没有发稿费。李某先生所指的两篇文章在南安方志委的有关材料中均未署名。

三、《洪埔》系李某表的新创，完全某同，不存在抄袭。且一个人可以多人写传，责任首先在作者身上，而不在编者身上。一是语言表述不同，上诉人的作品平铺直叙，新作比较活泼。二是篇章结构不同，上诉人的作品全某一段，新作分为多个段落，展开叙述。三是背景角度不同，新作把人物放在高甲戏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记述，上诉人的作品没有。

四、被上诉人在编辑过程中确实没有见到过《中国戏曲志福建卷》和《中国戏曲志》及《泉州市志人物传稿》第五辑，且后者是内部资料，2000年5月《泉州市志》正式出版，仅有《陈某》一篇，也未署李某之名。被上诉人与李某先生素不相识，无任何恩怨，如果知道《陈某》、《黄琵琶》是李某先生创作的，是一定会署上李某的名字。因此，确实没有恶意侵权。

五、被上诉人愿意在南安方志委的出版物比如《南安年鉴》就《陈某》、《黄琵琶》两篇声明更正，并向李某先生致歉。本案确系工作失误引起，并未对上诉人造成任何经济损失，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违法所得，不适用赔偿。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赔偿5000元，合情合理。

被上诉人方志委辩称，一、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南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与刘某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依据。上诉人所诉称的《南安历史人物传略》是《南安文化丛书》中的一本（见南安历史人物传略封面），该书是南安市委、市政府为庆祝南安市X组织汇编的，而非南安市X组织汇编。本书编著刘某丁虽然曾系南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但是刘某丁编著该书并非履行南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单位的职务行为。刘某丁被南安市委宣传部抽调到南安市X组织委员会编著该书，刘某丁编著该书为南安市委、南安市X排的工作，与被上诉人无关。况且上诉人提供的证某仅是证某刘某丁编著该书，没有提供任何证某证某是被上诉人指定刘某丁汇编或者组织汇编的。因此，被上诉人并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与刘某丁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某据。

二、一审判决赔偿上诉人李某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5000元合情合理。《南安历史人物传略》仅印刷3000本。该书大多已在南安市委、市政府举办庆祝南安市建市十周某活动《南安文化丛书》首发式上赠送给海内外嘉宾。仅有少数部分在南安地区作为交流使用，并未在市场上销售。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泉州市方志文献交流有限公司出具发票联仅表明该公司出售书本给上诉人，事实上该书已被作家出版社明确告知为盗版书籍，作家出版社并没有印制该书。上诉人提供该发票无法证某该书在市场上发行销售。上诉人至今也没有提供任何损失的证某，因此一审法院根据该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等因素，酌情确定上诉人损失为5000元合情合理。

综上，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某可以证某被上诉人刘某丁编著该书是南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单位职务行为，南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为知之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确定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5000元合情合理。一审法院认某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某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依法予以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总之，本案一审法院依法判决，请二审法院支持，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院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李某称鉴于一审判决已经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内容，针对此不再上诉。本院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李某提供新证某，一是中国戏曲志福建卷编辑部的《高甲戏师祖埔师传》、《陈某传记》、《黄琵琶》、《郑文语传等2篇》的收稿通知。二是《中国戏曲志》的撰稿人，李某作为撰稿人名列其中。三是《中国戏曲志•福建卷》的撰稿者李某排在第一个。四是李某完成《中国戏曲志•福建卷》的编纂任务所得到的一系列嘉奖，包括1988年5月9日《中国戏曲志•福建卷》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的感谢信、1988年5月9日《中国戏曲志•福建卷》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的奖状——李某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4年12月6日福建省文化厅颁发给李某先进工作者的证某、2008年12月泉州市文化局命名李某为泉州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高甲戏代表性传承人、2010年8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命名李某为福建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高甲戏代表性传承人。

被上诉人刘某丁质证某某证某一、证某、证某三一审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某，对这三组证某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某四只有复印件，无法确认某实性。被上诉人方志委同意刘某丁的质证某见。

本院还查明，上诉人李某于2010年5月14日在泉州市方志文物交流有限公司购买《南安历史人物传略》一本25元。

除上述外，原判查明认某的事实基本属实。

本院认某，上诉人李某系《陈某》、《黄琵琶》、《洪埔》的作者，上述作品具有独创性。被上诉人刘某丁将李某的作品《陈某》、《黄琵琶》署名“潘民”收入其编著的《南安历史人物传略》一书的行为构成对上诉人李某著作权的侵犯，《南安历史人物传略》除赠送外还进行销售，原判对被上诉人刘某丁抄袭上诉人李某的作品《陈某》、《黄琵琶》构成侵权的认某正确，但遗漏认某侵权书籍销售的事实，且所确定的赔偿数额也过低，至于上诉人李某上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方志委承担相应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某据，原判关于此的认某正确。综上所述，原判认某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某分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泉民初字第X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维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泉民初字第X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三、被上诉人刘某丁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上诉人李某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人民币2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人民币1050元，上诉人李某各负担150元，被上诉人刘某丁各负担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叶毅华

代理审判员陈某和

代理审判员蔡伟

二○一二年四月日

书记员曹慧敏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某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某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某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某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某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某事实不清，证某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