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格式条款效力13条裁判规则
1.顾然地诉巨星物业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3年 第6期）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顾然地是三和花园4号楼29e室的业主，对该室享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29e室内的墙板、楼板与该楼其他墙板、楼板一样，是使该楼能成为独立建筑物的不可分割部分，应属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共有的财产。顾然地如果按照设计的用途和设计的荷载量使用29e室内的墙板、楼板，他人无权干涉，但如果超出设计允许的限度使用墙板、楼板，就应该征得其他区分所有权人的同意。29e室内虽然设计了三间浴室，但最大一间的使用面积也只有10.39平方米。顾然地的浴缸，上口面积达9.754平方米，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这个浴缸无法安装在顾然地的浴室内。若安装在室内其他部位，则势必改变房屋的设计布局和用途。况且该浴缸注满水后的重量，超出了每平方米最大280公斤的楼板设计荷载量。长期使用这个浴缸，不仅顾然地的安全不能保证，且势必危及相邻其他区分所有权人的安全。在此情况下，顾然地必须征得其他区分所有权人的同意，才能放置这个浴缸，否则既是对共有财产的侵犯，也是对相邻关系的损害。
巨星物业作为物业管理企业，接受业主委员会的委托，对三和花园进行物业管理。巨星物业对原告顾然地吊装浴缸的行为加以制止，是其管理职责所在，并无不妥。对这个从面积看无法在浴室安装、从重量看不能在29e室其他部位安装的浴缸，顾然地坚持要求放入29e室。浴缸的特定功能是洗澡，将这个浴缸放在室内，其虽然承诺不使用，但这种承诺有悖常理。巨星物业从保障物业安全的角度出发，对这一承诺表示怀疑，有一定的合理性。巨星物业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且无侵权事实。
2.周培栋诉江东农行储蓄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6年 第2期）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证人万孝喜证实，周培栋发现借记卡被他人调包后，立即向江东农行的营业员提出挂失，营业员要求周培栋持与借记卡配套的存折去原开户行进行挂失，这是造成迟延挂失的原因。而江东农行以证人彭小玲的证言予以反驳。彭小玲的证言称，其已及时提醒周培栋在该分理处办理挂失手续，周培栋予以拒绝，因此迟延挂失。证人万孝喜是周培栋雇用的摩托车司机，证人彭小玲则是江东农行的营业员，与江东农行存在利害关系。结合周培栋于19日13时20分离开火车站分理处，13时47分即赶到乐群里分理处口头挂失的事实，分析两位证人的证言，在借记卡被盗，卡内存款随时有丢失风险的情况下，如果彭小玲的证言属实，周培栋何必舍近求远地办理挂失手续？故不能采信这个与常理相悖的证言。而对于证人万孝喜关于迟延挂失的原因是“营业员要求周培栋持与借记卡配套的存折去原开户行进行挂失”的证言，应当予以确认。在周培栋能提供身份证和个人密码的情况下，江东农行营业员没有按照《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第九条规定及时给其办理电话挂失，是造成周培栋卡内存款被盗取的主要原因。
3.孟元诉中佳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5年 第2期）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通常情况下，由一个人代表他人签订国内旅游服务合同是完全正常的。合同签订时，参加旅游一方明确人数即可，游客的具体姓名，可以在以后进一步明确，旅行社根据对方提供的人数即可以履行预定机票和酒店客房的义务。本案中，当事人已在合同上签字，并当场缴足了六人的全部费用，应认定合同已经生效。虽然中佳旅行社向椰林大酒店、赛特国旅付款订房、订机票时，没有具体游客的姓名，但考虑到旅行社是根据商业惯例在保证其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履行预定机票和酒店客房义务的，中佳旅行社关于4月22日已为上诉人预订了机票和酒店客房的说明合乎常理，且有相应的证据，认定其主张成立，并无不当。
4.张志强诉徐州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侵犯消费者权益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6年 第10期）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苏宁公司主张因第一台冰箱的随机单证没有收回而未提供第二台冰箱的随机单证，张志强可凭第一台冰箱的随机单证就第二台冰箱享受售后服务。对此法院认为，随机单证是商品的身份证明，与商品一一对应，具有不可替换性。苏宁公司的上述主张既不符合常理，也与商品单证的特性不符，且苏宁公司在本案一审、二审乃至再审期间始终未出示该随机单证，不能确定第二台冰箱是否附有随机单证，亦即不能确定第二台冰箱是未经使用过的新机器，故对苏宁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5.郑克宝诉徐伟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8年 第7期）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徐伟良在为涉案保险车辆投保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的同时，还为该车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徐伟良与财保长兴支公司订立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条款规定，因发生意外事故造成保险车辆车上人员的人身伤亡，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保险人负责按照责任限额予以理赔。据此可以认定，这里的“车上人员”仅指发生意外事故时身处保险车辆之上的人员。如果某人在意外事故发生前是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意外事故发生时已经置身于保险车辆之下，则不属于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由此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判断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交通事故而受害的人属于“第三者”还是属于“车上人员”，必须以该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的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上为依据，在车上即为“车上人员”，在车下即为“第三者”。同时，由于机动车辆是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地置身于机动车辆之上，故涉案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所涉及的“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性身份，即“第三者”与“车上人员”均不是永久的、固定不变的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
本案中，涉案交通事故的事实，是郑克宝被涉案保险车辆碾压致伤。该事故发生前，郑克宝的确乘坐于涉案保险车辆之上，属于车上人员。但由于驾驶员遇到紧急情况时操作不当，导致涉案保险车辆失控，将郑克宝甩出车外，随后被涉案保险车辆碾压至重伤。因此，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郑克宝不是在涉案保险车辆之上，而是在该车辆之下。如果郑克宝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是涉案保险车辆车上人员，则根本不可能被该车碾压致伤。因此，财保长兴支公司仅以郑克宝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前乘坐于涉案保险车辆之上的事实，即认为郑克宝属于涉案保险车辆车上人员、涉案交通事故责任应当按照车上人员责任险理赔；其观点不仅不符合涉案保险合同的规定，亦有悖于常理。
6.青岛中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诉徐献太、陆素侠物业管理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7年 第9期）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中南物业南京公司在发现被告徐献太、陆素侠对所购麒麟锦城小区房屋南阳台外的庭院绿地实施改建后，分别于2005年11月1日、2006年3月21日向徐献太、陆素侠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徐献太、陆素侠停止对该庭院绿地的改建，恢复原状。徐献太两次签收了中南物业南京公司出具的整改通知单。庭审中，徐献太虽然主张其仅签收过一次中南物业南京公司出具的整改通知单，而且在签收时并未查阅整改通知单的具体内容，但未能举证加以证明，且其关于未查阅整改通知单的具体内容即予以签收的主张有悖常理，故不予支持。
7.泛华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8年 第2期）
最高法院认为，人寿(集团)公司购买泛华大厦的目的系为解决办公用房之需，因泛华公司一直未能交付讼争房屋，人寿(集团)公司至今仍于他处租赁房屋办公。于此情形下，依泛华公司的上诉主张人寿(集团)公司于房屋交付期限届至后长期不主张权利，既不符合本案《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的订立目的，亦有违常理。且泛华公司于上诉请求中一方面主张，根据相互往来函件，双方已对交房期限达成了新的变更，另一方面又认为双方对交房事宜从来没有协商过，人寿(集团)公司从未催促过泛华公司交付房屋。该两项上诉主张，前后表述矛盾，本院不予采信。
8.王永胜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9年 第2期）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中行北京天缘公寓支行提供的交易明细所显示的前述35 140元被支取的时间为2007年12月3日晚22时22分9秒至2007年12月 4日凌晨0时33分53秒，这个时间段离原告在光华路自助柜员机取款的时间不足两个半小时。根据常理推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原告不可能从南京到北京取款。因此，中行河西支行不能证明该35 140元系按原告的指示予以支取，仍应就35 140元向王永胜承担给付责任。
9.张致清与冯照霞、崔枫、新乡市新华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侵权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1年 第7期）
最高法院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张致清与新华服务公司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关系。首先，张致清与新华服务公司虽没有订立书面房屋买卖合同，但张致清认可1983年将讼争房屋移交给新华服务公司时收取了2000元，而张致清之父张保兴在1982年购买该房屋时支付的房款为1100元，即使考虑张保兴对房屋进行过翻修，将该2000元认定为房屋买卖价款，也符合常理。而且，房屋由张致清移交他人使用已长达20多年，该2000元对价与使用该房屋20多年应付的费用相比甚微。由于交付2000元款项时，双方并无房屋使用期限的约定，根据当时房屋的价格，张致清主张2000元属房屋使用费，不合常理，该数额与当时房屋的价格相当，更符合购房款性质。
其次， 1983年，我国房屋登记制度尚不完善，房屋产权转让时不办理过户登记而采取移交产权证明形式的情况也较普遍。张致清将房屋移交新华服务公司使用时，将政府颁发的证明房屋产权的契纸也交与新华服务公司，能够体现张致清转让房屋产权的真实意思。
最后，张致清从把讼争房屋移交给新华服务公司使用到起诉时已超过20年，新华服务公司和冯照霞的占有使用是连续的、公开的、和平的，而张致清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没有就此主张过权利，表明其长期对他人占有使用该房屋并无异议，如果认定张致清没有转让房屋产权，其作为所有人长期怠于行使权利，与一般房屋所有人对权利的关注，形成较大反差，明显不合常理。综上所述，张致清与新华服务公司之间已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
10.赵俊诉项会敏、何雪琴民间借贷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4年 第12期）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赵俊自述其名下有多套房产，且从事经营活动，故其具有相应的现金出借能力。但其亦表示向被告项会敏出借200 000元时，其本人因购房负担着巨额银行贷款。为此，法院给予原告合理的举证期限，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资产状况和现金出借能力，并释明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嗣后，原告明确表示拒绝提供相应的证据。法院认为，原告明确表示放弃继续举证权利，而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亦并未能证明涉案借款的交付事实以及原告本人的资金出借能力，其陈述的借款过程亦不符合常理，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1.华镇名与孙海涛、吉林市轩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4年 第5期）
最高法院认为， 孙海涛在本院开庭询问时陈述，其在与轩宇公司签订合同的当天即2006年3月2日，轩宇公司就将钥匙交给其妻。经查一审庭审笔录，其陈述是轩宇公司将钥匙交给了他本人。对钥匙究竟是交给他本人，还是其妻，孙海涛的陈述前后矛盾。讼争网点所在建筑在2006年3月并未竣工验收，水、电、气都没有通，该楼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考虑到一般情况下交钥匙时都必须预交水、电、气等费用，且是办理了入户手续后才由物业公司将钥匙交给住户，而孙海涛签合同当天拿到钥匙的陈述不仅不符合常理，而且其陈述自相矛盾，对房屋钥匙交给谁这样的重大行为，如果真的是当天交了，孙海涛应当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双方进行验收交接时，要签署房屋交接单，但孙海涛并没有提供交付钥匙的任何证据。孙海涛的代理人王冬梅律师在二审的代理词中写到：“2006年年底被告轩宇向上诉人交了钥匙”。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院确信2006年3月2日轩宇公司并没有将讼争网点的钥匙交给孙海涛或者其妻。
12.陈呈浴与内蒙古昌宇石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6年 第3期）
最高法院认为，5．3补充协议对5．1协议的风险负担进行根本变更，不合常理，陈呈浴对此变更不能进行合理说明。根据2004年9月26日陈呈浴、刘景印与昌宇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陈呈浴等在获得采石生产、定价、销售所属矿山产品权利的同时，对生产、销售活动中所需的资金、物力等均需自行解决，自行承担在生产经营中因自身原因引起的责任；同时，陈呈浴等还需一次性给付50万元开发补偿费，并据商品荒料的价格按比例向昌宇公司交纳补偿金。可见，合作合同的风险主要在陈呈浴一方。之后，双方签订2005年5月1日《补充协议》，决定终止上述《内部承包合同》，该《补充协议》虽有昌宇公司同意以优惠条件与陈呈浴签订新合同之内容，但同年5月1日签订的5．1协议仍有陈呈浴负责生产、销售活动的资金、人力、物力以及税金，承担生产经营活动中因自身原因引起的各项责任义务等内容；同时，5．1协议还对协议履行期间陈呈浴不合理开采、开采权转让、不按约给付补偿金等约定昌宇公司享有单方解除权，并约定因此造成的损失由陈呈浴自行承担。可见，陈呈浴与昌宇公司无论在前的《内部承包合同》还是在后根据昌宇公司给予陈呈浴优惠条件签订的5．1协议，合作风险几乎全部由陈呈浴承担。但5．3补充协议对双方合作合同期间的风险作了完全相反的约定，即合作合同风险完全转移到昌宇公司一方。根据该5．3补充协议内容，无论协议有效或无效、昌宇公司单方或法院判定协议解除或终止，昌宇公司均有义务对陈呈浴除经营损失外的全部投入予以退还。同时，该《补充协议》有关剥夺他方鉴定申请权及明确诉讼管辖地等内容，进一步将风险完全转移到昌宇公司一方。
本院认为，在合同当事人的缔约地位并未改变，且依约昌宇公司全部矿山使用补偿费仅240万元的情况下，上述约定超出了合作协议的合理范围，不合常情、常理；陈呈浴对仅时隔一天后签订5．3补充协议根本变更5．1协议内容，虽解释是受到昌宇公司和他人所签合同的影响，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支持，其解释的可信性不足。
13.黄光娜与海口栋梁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6年 第9期）
最高法院认为，关于黄光娜未参与前述诉讼能否归责于其本人的问题。根据（2014）琼环民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及黄光娜本案起诉内容，其与栋梁公司系在阳江公司诉栋梁公司一案诉讼过程中，就案涉房屋签订买卖合同，当时黄光娜为持有栋梁公司50%股份的股东。在前述阳江公司诉栋梁公司一案审理结果势必影响黄光娜重大权益的情况下，黄光娜未举证证明其在提起本案撤销之诉前，知悉二审判决结果较知晓该案整个诉讼过程的条件有何不同。本案一审法院依据黄光娜股东身份、当时持股比例，及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与前案起诉时间的关系，推定黄光娜知晓前案，符合常理和企业一般经营决策惯例。一审裁定认定黄光娜应当知晓前案诉讼情况，其不能证明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该案诉讼，故其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受理条件的规定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