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经济方面，我国的计划体制是内外封闭的，百姓没有话语权；改革开放的市场体制，虽然外部开放了，但内部依然封闭，百姓对宏观经济依然没有话语权。我国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只是对外开放了30年，也就是说，在对外开放方面有改革，但在内需改革方面，基本上没有起步。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外部开放的环境急剧恶化，使得我国的对外开放招致大量的批评，遗憾的是，我国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1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再次提出不排除使用人民币贬值手段刺激出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 国际经济形势恶化迎来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拐点，刚性的经济对外开放将招致国外更多的批评与调查，外贸失速将是必然结果，也是正常结果
刚性的对外开放政策，主要表现为让本国货币强行贬值，以刺激出口，减轻国际债务压力。发达国家熟用此招，他们国家的货币通常已经贬值了200倍以上。我国改革开放也是用的这一招。从1978年到2003年，人民币兑美元从1.7：1贬值到8.28：1，贬值4.87倍。虽然这个数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0倍，但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强，2004年，我国不得不开始汇率改革，以缓解国际压力。2005年7月21日，人民银行突然宣布，经国务院批准，人民币汇率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改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变相升值2%，并且不再与美元挂钩。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工作并没有因此完结，反而因此加快。渣打银行预计人民币汇率在2008年第二季度将迈入“6时代”，第二季度末升至1美元兑人民币 6.94元。招商银行总行资金交易部预测，人民币汇率在2008年第三季度将突破“7”，年底将升至1美元兑人民币6.80元。摩根士丹利全球研究部门预测2008年末将达到1美元兑人民币6.95元。但实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远远大于这些大胆的预测，2007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6.5%，2008年4月17日人民币就进入了6时代，变成了6.9895元人民币兑1美元，与此相伴的是大量的外贸企业倒闭。
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加剧了我国外贸企业的倒闭。实际上，国际经济形势恶化本质上就是对美国贸易政策尤其是美元惯性贬值政策的否定，可以预见，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会重新抬头，奥巴马的当选以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者的当选只不过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开始。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走到了尽头。面对大势，笔者认为：我国与其继续推行刚性的贸易开放政策招致他人批评，不如尊重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巧妙地运用贸易保护主义，很好地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具体要注意以下两点：
1. 贸易保护主义往往主张他国货币升值，但却最反对本国货币升值，我国可以借此停止人民币升值
国际经济形势恶化会加重我国与外国的经济摩擦，加大货币升值压力，我国应立即停止货币升值政策自保江山长城。我国受外国压力让人民币升值，已经使千万家企业倒闭，有效运用贸易保护的理论，当务之急就是停止人民币升值，因为贸易保护最反对本国货币升值。
2. 贸易保护主义反对汇率不稳定，尤其反对他国强推货币贬值，我国不能再迷信货币贬值经验，走人民币贬值的老路
国际经济形势恶化也表明依靠外贸的经济开放政策会局部乃至全部失灵，我国亦不能迷信货币贬值经验，强推货币贬值。美国对中国国央行是否干预汇率发起了几场调查，发达国家对此也非常敏感。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在80%以上（发达国家一般在10%－20%），出现了极不正常的内外贸倒挂的情形下，还像以前一样强推人民币贬值，刺激本国货物出口，必定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已经极端过度，对内开放则严重不足，外贸依存比例逐步下降，甚至急剧下降到20%的水平，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期待。央行与其强推人民币贬值，不如力行对内放权，扩大内需。
二、 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后，我国应当立即停止的几项宏观经济政策与舆论政策
我国改革开放给民众增加了大量的货币，但这些货币并不是通过发展内需得来的，而是通过发展外贸，同时推行人民币贬值得来的。我国现行的央行体制同1978年相比，已经将外贸效应扩大了8倍以上。以2003年的外汇兑换政策为例，外贸企业赚1美元卖给国家，可以换得1978年4.78倍的人民币自己使用，同时国家外汇储备同倍增加，1美元的外贸收入使得中国的货币存量增加了9.56倍。这个数字在现在还在8以上，换一句话说，搞外贸赚一个钱，到了国内就成了8个钱，甚至更多。但如果搞内贸，赚一个钱存到银行，依然是一个钱。正因为这样，中国经济增速才有些吓人，也正因为中国经济增速吓人，所以才有我国央行所独有的一系列货币减速装置。
在外贸失速以后，或者外贸依存降低到20%左右的正常水平之后，过去央行实行的下列货币减速政策，都应立即停止。实际上，也只有央行在停止下列非常措施后，内贸与内需才能做好，做到位，内外贸平衡与协调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1. 人为控制货币汇率，强推人民币贬值的刚性对外开放货币政策应当停止
强推人民币贬值的刚性对外开放货币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两个原因没有收到批评，一是外国经济景气，需要中国的廉价产品，有能力消化和接纳中国出口的冲击；二是逐步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一步，在初期并没有使得贫富差距达到不可忍受的地步。这两个原因到现在这个阶段都已经消失，再强推人民币贬值，扩大外贸，将影响中国国际形象，并拉大贫富差距，撕裂国内民众。因为外贸倾斜政策总是让已经富裕的人更加富裕，让贫穷者失去致富的机会，不断去乞求已经富裕者。只有停止外贸倾斜，扩大内需，国人才有平等的致富机会，同时让已经赚钱的人眼光投向国内，为还在贫穷者提供服务。
2. 中央银行只收购外汇，不收购企业本票的做法应当立即停止
一个正常的中央银行，最主要的法定职责就是为国内票据贴现提供服务，其中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企业本票提供再贴现服务，至于这个央行是否同外国做生意，反而是无关紧要的，美联储就不收购外汇。中国央行刚好反了过来，它收购外汇，却不为企业本票提供再贴现服务，这才造成了中国外贸与内贸的不正常发展。有些人认为过度发展外贸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是一个大误解。实际上，只要央行同国内民众做生意，过度发展外贸的现象就可以避免。货币必须要同企业本票相互兑换，国内经济才能获得正常循环所必需的鲜血。计划体制废除了货币同外币与本票兑换的可能性，甚至连货币的功能都由计划与行政权力替代。改革开放恢复了货币同外汇兑换的功能，却没有同时恢复同企业本票兑换的功能，酿成了我国企业要获得人民币，只能以外汇来换取，或者从外贸企业中换取的对外开放、对内封闭的不正常经济发展环境。外企是外汇的头道贩子，我国的外贸企业是外汇的二道贩子，央行是外汇的三道贩子，其他企业与民众是前三道贩子的附庸，自然使得内外贸依存完全倒挂，同时也让我国的央行不像央行，整天忙于控制通胀——为头道贩子与二道贩子救火，同时也使得头道贩子与二道贩子暴富，在中国颐指气使，而普通民众则低声下气，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我国票据法规定：“本票仅指银行本票”，银行本票的发行需中国人民银行审批。这些规定使得人民币无法直接从央行流到民众手上，人民要想获得人民币，只能拿外汇去换。我国赚外国钱，却不发放本国钱的做法已经招致国内外的普遍反感与严厉批评。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中国向世界出口通货紧缩的指责也从不间断。虽然我们在外交上可以否认央行操纵汇率，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一个通过本国人民自由兑换本国货币进而影响外汇汇率的基本机制，外汇汇率挂靠美元或者挂靠一揽子货币，说到底还是央行在操纵，不过是通过别国央行间接操纵。健康的汇率生成机制不是挂靠别国货币，而是扩大内部货币需求，通过内部货币交易（即企业票据换取人民币的交易）影响和控制外汇汇率。说穿了，就是现在的汇率机制依靠的是外国央行与外国人同人民币的交易，而正常的外汇汇率生成机制是要首先依靠本国人民与人民币交易，本国人民再拿着人民币去同外汇交易。
3. 由央行人为削减国内人民币流量的几种做法应当停止；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穷国，但我国的央行非常奇怪，总是嫌流通中的钱太多了，哪怕是采取诸多防止钱过多的措施都没有效果。其原因前面已经讲清，因为我国央行仅仅是钱流中的三道贩子，它能自主控制的钱流仅限于普通企业与普通民众，对于它上面的头道贩子与二道贩子，它的第一感觉是钱太多了，多得没法控制。因为前面的压力太大，而且源源不断，以致它疲于应付外国人与外贸企业的富，彻底忽略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穷。也因为我国央行仅仅是三道贩子，它削减货币流量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都会事与愿违，越忙越乱。现将目前我国央行为削减货币流量采取的几种措施及其实际效果分析如下，并建议央行立即停止这些做法，将自己从三道贩子升格为头道贩子，真正的货币源头生产者。
我国主要用央行发行票据的办法收购多余的人民币，这种做法外国都是绝对禁止的，因为央行不是生产部门，它储存的货币是没有任何实物产出的。我国央行如果不收购多余的人民币，头道贩子与二道贩子在将外汇换成人民币以后，会自动投到生产领域，产出物质产品，或者承受风险，亏损为零。央行收购这些人的人民币，给他们提供无风险的3%以上的年收益，使得这些人的财富稳步增加，民众则无法得到钱币更加贫穷。同时，因为央行给予的3%的收益并没有实物产品相对应，央行本来向通过削减货币量控制物价，结果却因为物质生产贫乏与富人无风险暴富导致了物价越来越高，穷人越来越穷。
我国还采取高存款准备金、高基础利率等政策削减货币流量，但这些做法只能控制住下游群众，对头道、二道贩子无能为力，结果同样是物质生产贫乏与富人无风险暴富并存，导致了物价越来越高，穷人越来越穷的不良后果。
人民银行如何才能从外国货币的三道贩子升格为内外货币的头道生产者，而将现在不受控制的头道贩子与二道贩子降格为普通人，使他们切实受到自己的控制。答案只有一个，采用国际央行的惯例，开放为所有企业提供本票再贴现服务，同时废止外汇强制结汇制度就行了。外汇强制结汇制度一废止，外国人与外贸企业手中的外汇要变成人民币只能从普通企业与普通民众手中获得，原来的头道贩子与二道贩子从央行的指挥者变成了普通民众的服务者，内需得以扩大，富人只有为普通民众服务才能真正富得起来，贫富差距缩小，央行没有外汇放款压力，无需收回本币，民众以生产票据（本票）换取人民币，先有生产规划与产品，后有人民币，央行无论放出多大人民币都不会造成物价空涨的情形，物价上涨压力也自动消亡。而且在这种民众先开票据，央行后放款的机制下，央行即便是要脱离现实，滥发人民币也没有可能，因为央行不能无故、主动放出人民币。美联储为什么不储存外汇，不收购外汇，其最终原理就是美联储不愿成为一个被外国货币控制的三道贩子，而只有废除了外汇强制收购机制，开放本票再贴现，一国的央行才能真正地掌握其经济发展的脉络，成为货币的源头。
4. 财政单纯上项目的做法也应当停止；
我国当前的经济教学、经济学专家与经济人才，甚至掌管经济的官员，都是两套理论教出来的，一套是计划体制的国家控制民众论，一套是市场经济的国家放任民众痛苦论。而对于外国政府的实际做法，这些人不仅不熟悉，而且无法理解。实际上，外国经济流行的是理论上说一套，法律上与实际生活中另做一套。过时的理论写成教材传给外国人，务实的做法要么还在实验，要么就是法律，没有被经济学关注。其原因我不清楚，或许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依照书本画图的外国人能被本国法律与务实做法控制住，取得国际竞争优势。
外国经济理论说，发生危机时，应当推行财政赤字政策，但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减税与充分就业并行，财政投入并不十分重要。因此，计划体制与凯恩斯模式所推崇的国家急剧扩张一定要同招工、最低工资、免税、充分就业结合起来，才会有效。
5. 舆论与理论一边倒，只关注物价上涨压力，不关注民众收入的做法，只言信心、决心、好处，不关注危机的言论政策应当停止；
舆论与理论一边倒，使得我国官员对于这次危机的严重性严重认识不足，甚至完全错误。我国在经济危机已经露头时，主要领导却在下属的怂恿下，推出了“双防”政策，导致危机急剧加深，是认识的完全错误；在经济危机已经加深时，却妄言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货币充裕，国家有能力、有信心解决危机，只说不做，听任危机发展。一直到股市危机已经超越历史记录，成为有史以来人类跌幅最大的股市时（1929年美国股灾，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从1929年7月1日的343.45点到1932年7月1日的71.56点，跌幅为49.16%，而我国2008年股市跌幅为72.8%），国家宏观调控才很不情愿地转型，由“双防”变成了“保增长”。毫不客气地说，即便是“保增长”，也是“毫无策略与章法的保增长”。从央行行长有意回归“不排除人民币贬值”的老路，财政回归“指令性计划”，丝毫没有提出任何法律修改方案，尤其是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外汇管理储备条例等几大宏观大法的修改方案，就可以得出“保增长毫无策略与章法”的结论。很多不懂宏观经济，尤其是根本不懂法律的人，却凭着一点官脉几本书、几套理论与几张报纸的舆论就当上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大员。
三、 外贸失速后，我国宏观经济的开放政策应从过去的刚性对外开放，转变为弹性的对内开放，并以弹性的对内开放影响对外开放回归自然，这应当尽快采取以下几项紧迫措施
1. 废弃《外汇管理条例》，代之以《外汇自由交易法》，将人民银行升格为外国货币的源头，而不是外国货币的三道贩子；
2. 修订《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明确央行企业本票再贴现义务，真正打开内需之门，扩大内需；
3. 尽快降低存款准备率、再贴现率、再贷款率、停止央行票据发行，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成本，减轻民众不正常的利息负担；降息后的息率水平至少应同发达国家持平，不排除低于发达国家，因为只有低于发达国家我们才有可能赶上他们；
4. 制定《国家发展与人民幸福统计法》，彻底放弃限速发展思想与物价调控理论，调整社会统计指标，国家经济目标不设经济增长指标，至多只设最低经济增长指标，经济统计也要以人均工资增长指数替代物价增长指数；
5. 修订《国家与地方统一税法》，基本消灭流转税，以家庭为单位，开征车、房、土地、资源闲置税，并提高所得税纳税起点，完成流转税向所得税、财产闲置税的转型任务，而不只是流转税体制内的生产型向消费型转换；
6. 制定《国家基础支出法》，将义务教育、军警、法院、治安、医保、社保、低保与国家工程最低工资保障支出作为国家基础支出，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预算方案，从中央银行直接开支而不是由财政开征税收弥补。
四、 结语：
单一对外开放模式与书本理论失灵，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我国应致力于解决自身经济问题，走自力更生为主、对外贸易为辅的强国之路。期间最需要关注的是民众的疾苦，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指标；最需要参考的是外国法律的一般性规定与外国官员的现行做法，而不是外国已经写成教材的模型与数据；最需要的是法律人才与民众呼声，而不是经济专家的谬论与官员的行政指令。（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李纪兵·中南大学法学院金融法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