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考中国法制史：汉代法制
发布日期：2013-10-16 文章来源：互联网
司考中国法制史：汉代法制。
（一）汉代文帝、景帝废肉刑
1.背景：西汉建立后，重视总结秦亡教训。汉文帝时鉴于当时继续沿用黥、劓、斩左右趾等肉刑，不利于政权的稳固，开始考虑改革肉刑。
2.导火线：缇萦上书救父
文帝开始刑罚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在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获罪当施黥刑，其小女缇萦上书请求将自己没官为奴，替父赎罪，并指出肉刑制度断绝犯人自新之路的严重问题。文帝为之所动，下令废除肉刑。
3.刑制改革的内容。
（1）文帝：
①黥刑 改为 髡钳城旦舂（去发颈部系铁圈服苦役五年）；
②劓刑改为 笞三百；
③斩左趾改为 笞五百；
④斩右趾改为 弃市死刑。
（2）景帝：
①笞三百改为笞二百；
②笞五百改为 笞三百。
《箠令》，规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节，以及行刑不得换人等，使得刑制改革向前迈了一大步。
4.刑制改革的意义。
文帝、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为结束奴隶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次改革还有缺陷，但同周秦时期广泛使用肉刑相比，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在法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汉律的儒家化
1.上请
汉高祖刘邦七年下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即通过请示皇帝给有罪贵族官僚某些优待。其后，宣帝、平帝相继规定上请制度，几百石以上官吏、公候及子孙犯罪，均可以享受“上请”优待。东汉时“上请”适用面越来越宽，遂成为官贵的一项普遍特权，从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适用。
（关键词记忆：汉高祖；东汉）
2.恤刑
统治者以“为政以仁”相标榜，强调贯彻儒家矜老恤幼的恤刑思想。年80岁以上的老人，8岁以下的幼童，以及怀孕未产的妇女、老师、侏儒等，在有罪监禁期间，给予不戴刑具的优待。老人幼童及连坐妇女，除犯大逆不道诏书指明追捕的犯罪外，一律不再拘捕监禁。
3.亲亲得相首匿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汉宣帝时期确立的。主张亲属间首谋藏匿犯罪可以不负刑事责任。来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理论，对卑幼亲属首匿尊长亲属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尊长亲属首匿卑幼亲属，罪应处死的，可上请皇帝宽贷。
（关键词记忆：汉宣帝；儒家；卑幼藏尊长不负刑责；尊长藏卑幼有条件的负刑责。）
（三）司法制度
1.司法机关
（1）汉承秦制，廷尉仍是中央司法长官。郡守为地方行政长官也是当地司法长官，负责全郡案件审理；县令兼理本县司法，负责全县审判工作；基层设乡里组织，负责本地治安与调解工作。
（2）汉代时期御史大夫（西汉）、御史中丞（东汉），负责法律监督。汉武帝以后设立司隶校尉，监督中央百官与京师地方司法官吏；刺史，专司各地行政与法律监督之职。
2.《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其特点是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审理案件，而不仅仅依据汉律。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篇中对“春秋决狱”作了解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可见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这里强调审断时应重视行为人在案情中的主观动机，在着重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依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
《盐铁论》中认为：“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春秋》决狱实行“论心定罪”原则，如犯罪人主观动机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事处罚。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背儒家倡导的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也要认定犯罪给予严惩。
以《春秋》经义决狱为司法原则，对传统的司法和审判是一种积极的补充。但是，如果专以主观动机“心”、“志”的“善恶”，判断有罪无罪或罪行轻重，也往往会成为司法官吏主观臆断和陷害无辜的口实，在某种程度上为司法擅断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记忆：董仲舒；儒家化；论心定罪）
（2）“秋冬行刑”。
汉代对死刑的执行，实行“秋冬行刑”制度。汉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得执行死刑。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秋冬行刑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唐律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明清律中的“秋审”制度亦溯源于此。
（关键词记忆：天人感应；秋审的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