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武某某，男，49岁，临汾造纸厂经销公司经理。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临汾分行牡丹卡办事处（以下简称牡丹卡办事处）。

被告：临汾福临大酒店。

1997年6月26日，因公司业务关系，原告在福临大酒店请客户就餐，结帐餐费为260元。原告用其牡丹金卡与福临大酒店结算，福临大酒店服务员向被告牡丹卡办事处核实该卡上是否有款，牡丹卡办事处答复卡上无款，酒店服务员拒绝原告用卡结算。原告解释无效，停留达两个小时，后由原告所请客人支付了费用。事情发生后，原告认为自己的名誉、信誉受到损害，向临汾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维护其合法权益。

审判临汾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一直按信用卡章程使用信用卡，在1997年6月25日往卡上存款4000元，卡上存款余额为1530.08元。经法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

一、被告牡丹卡办事处赔偿原告武某某520元，并赔礼道歉（当庭执行）。

二、案件受理费400元，其他诉讼费用230元，合计630元，由被告牡丹卡办事处负担。

临汾市人民法院确认该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于1997年8月7日制发了调解书。

评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中，二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原告名誉权的责任呢

一、原告的名誉是否受到损害公民的名誉是指社会对其品德、才能、思想和作风等的综合评价。在本案中，原告认为主要是其信誉受到损害，但我国有关法律中对自然人的信誉未做界定。公民的信誉是指人们对其在社会交往中信用度的评价，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它显然属于名誉的范畴之内。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个人或企业的信誉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信誉的好坏往往能决定商业交易活动的成败，信誉度愈高，意味着成功的机率愈大。因此，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是很看重其信誉的。本案中，被告牡丹卡办事处向原告用餐的福临大酒店提供了原告信用卡上无存款的虚假信息后，福临大酒店拒绝原告用信用卡结算，造成了原告请客，反而由客户付帐的尴尬局面，同时极有可能使原告的客户和他人怀疑原告是否诚实可信，而实际上饭店拒绝原告用信用卡结算，就表明饭店对原告的不信任。对原告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就是对其不能公正评价的表现。因此，原告的名誉受到损害是成立的。

二、行为人行为是否违法在本案受理过程中，对被告牡丹卡办事处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是否符合这一构成要件，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牡丹卡办事处的行为不符合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侵害名誉权行为方式侮辱、诽谤的特征，所以不属于违法行为，不应当承担本案中的民事责任。我们认为，虽然牡丹卡办事处没有侮辱、诽谤原告的行为存在，但其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原告的名誉，应该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其他方式中的一种情况，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隐含情况。在我国法律规范中，这种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比较常见，不能因为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排除行为人的义务。至于被告福临大酒店，其向银行查询客户信用卡上有无存款是其正当权利，其拒绝原告用卡结算，也是因为银行提供了虚假信息，所以不能认定福临大酒店应承担民事责任。

三、被告牡丹卡办事处有无过错从调解书反映的事实上看，应该认定牡丹卡办事处是有过错的。根据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使用章程，银行有义务在查询时如实向特约单位提供信用卡持有人的信用状况，不论牡丹卡办事处是做了查询工作，而没有如实回答，还是没有查询就轻易答复，都说明其行为的失职，主观上存在故意过错。

四、牡丹卡办事处的行为与原告名誉受到损害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正是由于牡丹卡办事处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造成福临大酒店不信任原告，拒绝原告用卡结算，而由原告客户付帐的后果，所以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明确的。

根据以上分析，被告牡丹卡办事处的侵权责任是成立的。牡丹卡办事处也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庭审过程中与原告达成了调解协议。

我们认为，本案在实体处理上是令人满意的。但本案的调解书制作有不完善之处。第一，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起诉的条件之一是具有明确的诉讼请求，但本调解书没有反映出原告的具体诉讼请求，笼统地说“请求法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合乎诉讼文书的制作规范，而且导致了诉讼费用数额的计算无依据。第二，协议内容没有说明被告赔偿原告520元的性质。本案是名誉侵权纠纷，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是精神上的损害，不是经济上的损失，所以应说明赔偿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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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文义含义来看，其所规定的损害名誉权行为方式表现为一种积极的作为方式，因此，常有人认为，只有积极的作为方式才构成侵犯名誉权，不作为行为不构成侵犯名誉权。其实，该规定的重点在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名誉权，不在于规定侵害名誉权的具体行为方式或表现形式。规定中虽然列举了两种积极的作为方式，但还用“等”字表示了可能有的侵权行为方式，而且，此处的“等”是不能用积极的作为方式来限定的；或者说，当初为什么仅列举了两种积极作为的方式，这主要是考虑总结文革的教训的结果，是当时的立法环境和基础决定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依该规定之文义，侵害名誉权行为应是一种故意行为，不包括过失行为。确实，侮辱、诽谤行为应属故意行为。但故意行为在实践中是一种极端行为，因过失造成他人名誉受损害的情况时常发生，甚至后果更严重。而对名誉权的法律保护，法律上并未明文规定只有故意行为才构成侵犯名誉权，从立法技术上，区分“故意”和“过失”而定责任，必须是明文规定的。法律上未作这种区分定责的明文规定时，既是以包括“故意”和“过失”在内的“过错”定责。

本案被告牡丹卡办事处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有权在持卡人的信用卡存款不足规定的额度时予以拒付，但也有义务在持卡人信用卡存款符合规定要求的额度时，及时、正确地为持卡人办理结算支付。本案被告牡丹卡办事处在原告信用卡上存款足以支付消费费用情况下，向特约单位提供不实信息，不论什么原因，都说明其有过失，特别是在其是为公众提供金融服务的经营单位的情况下，更难以什么理由来推脱自己的责任。虽然其这种过失并不必然造成原告在特定情况下的名誉受到损害，但原告在本案特定情况下感到的名誉损害，毕竟出于牡丹卡办事处的过失，没有牡丹卡办事处的过失，原告是不会有这种特定情况下的名誉损害的。因此，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论，牡丹卡办事处的过失行为与原告所受到的名誉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牡丹卡办事处就具备了归责的基础。而福临大酒店在消费者持卡消费结帐时，为本店的利益和发卡银行的利益及维护信用卡交易安全，有权向发卡银行查询核实，并在发卡银行表示拒付情况下有权拒绝接受消费者的信用卡支付方式，此拒绝接受实际上是执行发卡银行的指令。所以，该酒店在本案中的行为是正当行为，没有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