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审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市中心支行。住所地：防城港市兴港大道22号。

　　法定代表人：黄开鲜，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斌华，该支行科长。

　　委托代理人：沈晓伟，北京市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上诉人：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友谊大道5号。

　　法定代表人：刘长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大川，紫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上诉人：防城港星光海鲜酒楼。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友谊大道5号。

　　法定代表人：郑建华，总经理。

　　原审被上诉人：郑建华，男，住所地：香港西环上美菲路43号。

　　原审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市中心支行（简称防城港人行）与原审被上诉人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简称星港酒店）、防城港星光海鲜楼（简称星光酒楼）、郑建华借款合同抵押担保纠纷一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999年6月1日作出（1996）桂经监字第6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01年10月26日本院以（2001）民二监字第328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3年元月12日，郑建华以防城港东港电子有限公司（简称东港公司）的名义与防城港人行的下属金信服务中心（简称金信中心）签订一份资金拆借合同，约定：由金信中心借款1000万元给东港公司，月利率9.8‰，期限从元月12日至2月12日止。合同签订的当日，金信中心根据东港公司的指令将1000万元转入防城港银丰贸易公司在防城港农行的账户上。1993年元月21日，郑建华又以东港公司名义与金信中心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由东港公司向金信中心借款2800万元，期限2个月，不计利息，如逾期按月利率15‰计付利息；东港公司根据金信中心与中山粤海进出口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承担金信中心的违约责任。星港酒店在两份借款协议签订的当天，出具了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此后又先后开出财产抵押清单四份，星光酒楼在清单上也加盖了公章。郑建华在协议书上表明以其个人资产为该债务担保。元月21日协议签订后，金信中心又划款2800万元到东港公司在中行的账户上。东港公司于1993年6月至1994年7月共计还款952万元，其中本金602万元，利息350万元。1994年6月3日，东港公司经法院宣告破产，防城港人行申报债权为本金3498万元及利息。1995年9月13日，东港公司破产还债程序终结。东港公司仍实欠防城港人行的借款本金3198万元及利息。东港公司已无财产清偿债务。防城港人行于1994年6月6日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星港酒店、星光酒楼及郑建华对东港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星港酒店、星光酒楼用设定的抵押物清偿债务。

　　另查明：金信中心是防城港人行所属金融市场资金拆借中心的非独立核算金融性中介服务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3）166号文件的规定，防城港金融市场资金拆借中心及金信中心被撤销，其业务及债权债务由防城港人行接收。

　　还查明：星港酒店是中国广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发包给香港森发贸易公司经营的企业，当时星港酒店的法定代表人是发包方委派的朱瑞洪，总经理是承包方香港森发贸易公司委派的郑建华。星光酒楼是防城港海滨企业有限公司与香港森发贸易公司共同于1993年3月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但合资双方均未出资，只是将星港酒店的部分财产用作合资企业财产进行工商登记。郑建华作为香港森发贸易公司的代表，同时也是星光酒楼的法定代表人。

　　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金信中心与东港公司于1993年元月12日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是借贷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应确认有效。金信中心1993年元月21日与东港公司签订协议书，除对借款利息的约定违反了国家金融法规规定定无效，应依照国家规定的借款利率计算利息外，协议的其他条款及担保条款应确认有效。星港酒店出具的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及其提供的财产抵押清单是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均已加盖公章，该财产抵押并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抵押关系成立。星港酒店主张抵押手续是后补的，是虚假民事行为要求确认抵押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星光酒楼在星港酒店开出的财产抵押清单上加盖公章，亦应确认抵押关系成立。郑建华自愿用其个人的全部财产对东港公司借款未还部分的本金、利息承担保证责任，应确认其保证有效。星港酒店、星光酒楼及郑建华为东港公司的借款提供财产抵押和保证，因东港公司破产，已不能归还所欠防城港人行借款本金及利息，依法应由抵押人用抵押财产清偿，保证人郑建华用其所有财产承担保证责任。于1995年12月29日作出（1994）防中法经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一、星港酒店、星光酒楼应以财产抵押清单上所列抵押财产清偿借款人东港公司所欠防城港人行借款本金2998万元及利息5358384元（借款期内按银行利率计，逾期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计息至1994年6月3日）。二、郑建华应以其个人全部财产对东港公司所欠防城港人行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211702元，其他诉讼费21170元，合计232872元。由防城港人行负担42340.4元；被告星港假日酒店负担84680.8元；被告星光酒楼负担42340.4元；被告郑建华负担42340.4元。

　　防城港人行以一审判决少计金额200万元为由提起上诉。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合同效力的确认，承担责任的理由是正确的。但判决认定欠款数额有误，少计金额200万元。对此，债务人东港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建华在庭审中也承认其欠款为3198万元。故应变更本案债务为3198万元。于1996年4月2日作出（1996）桂经终字第99号民事判决：一、维持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防中法经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撤销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防中法经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三、被上诉人星港酒店、星光酒楼负责清偿东港公司欠防城港人行借款本金3198万元及该款利息（利息合同期内按银行规定计付利息外，逾期部分加付每日万分之五罚息，时间从1993年元月13日起计至本判决规定履行期止，此后利息依法另计）。一、二审诉讼费各232872元，合计465744元，由星港酒店负担186297.6元，星光酒楼、郑建华各负担139723.2元。

　　星港酒店不服该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防城港金融市场资金拆借中心本身没有从事短期资金周转借款业务的职能，不能向社会企业放贷，其设立的金信中心没有经工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也未取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依照工商及金融管理法规的规定，金信中心不能从事金融业务。因此，金信中心与东港公司签订的本案借款合同及协议因金信中心不具备贷款主体资格无效。借款合同无效，其抵押担保亦无效。星港酒店对本案借款合同的达成和贷款不能收回无过错，星港酒店和星光酒楼对担保无效无需承担无效的过错责任。原判认定借款合同有效，星港酒店和星光酒楼承担担保责任不当，星港酒店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应予支持。郑建华自愿用其个人的全部财产对东港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责任应予确认。于1999年6月1日作出（1999）桂经监字第6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996）桂经终字第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防城港人行对星港酒店，星光酒楼的诉讼请求；三、郑建华以其个人全部财产对东港公司尚欠防城港人行的借款本金3198万元及该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对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分段计息，时间从1993年元月13日起计至本判决规定的自动履行期限止）承担清偿责任。案件诉讼费共计698616元，由防城人行负担349308元，郑建货负担349308元。

　　防城港人行不服再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1.防城港金融市场资金拆借中心有从事短期资金周转拆借的职能，其设立的金信中心经授权具有短期资金拆借的业务范围。2.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没有准确地把握在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前全国金融秩序混乱时，国家在金融秩序整顿中对金融市场跨同业拆借的政策性规定，而将其简单地统归于“不能向社会企业放贷”，必然得出与金融秩序整顿政策相反的错误的认定。金信中心的跨同业拆借行为，发生在一九九三年元月，这正是在全国金融秩序混乱时所为，也是同业拆借和金融市场从无到有，逐步发展中遇到的新的问题，在一九九三年下半年全国金融秩序整顿中，国家已对这种跨同业拆借的不合规性有了明确的政策性处理意见。

　　星港酒店答辩称：1.金信中心没有领取《金融业务许可证》，也没有办理工商登记手续，领取工商营业执照，是一个非法成立的机构，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的主体资格。金信中心与东港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2.借款合同无效，抵押担保也无效。郑建华在没有星港酒店法定代表人签字授权的情况下，利用其掌管酒店公章的条件，出具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不是星港酒店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星港酒店委托代理人在本院再审庭审中提供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的原件，答辩称，两份担保书的落款日期是1993年元月12日和1993年元月21日，上面盖有“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和“星光海鲜酒楼”的公章，当时星光酒楼还未成立，抵押财产清单上的财产当时根本不存在，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和抵押财产清单都是虚假的。对无效抵押担保，星港酒店没有过错，不应承担合同无效的民事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关于同意设立防城港金融市场的批复》，防城港金融市场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批准成立的全民所有制金融机构，是防城港人行的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颁发了《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书》。金融市场下设三个分别核算的中介金融机构，其中资金拆借中心的经营范围包括“办理本地和跨地区同业短期资金拆借”。2000年9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在答复本院咨询的复函中明确回复：“金信中心是经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分行批准设立的、资金拆借中心的下属事业单位，不必办理工商登记。资金拆借中心、金信中心批准成立时，所在防城港区并未实施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制度，不存在编制列入编委的问题。金信中心经资金拆借中心授权，可以办理短期资金拆借的短期资金周转业务”。据此，应认定金信中心具备从事资金拆借业务和短期资金周转业务的主体资格。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银传（1993）75号文件《关于继续纠正和清收违章拆借的几项政策规定》中也规定：“加强对未收回拆借资金的风险管理，确保资金的安全，对那些可能有风险的资金，尤其是直接拆借给非金融机构的资金，要重新核查手续的合法性，没有办理担保抵押的要补办担保抵押”。可见，在清理整顿中，对于直接拆借给非金融机构资金的行为要重新核查手续的合法性，补办担保抵押，不是一概以无效的原则处理。中国人民银行有权根据当时清理整顿金融秩序的情况作出相应的政策性规定。防城港人行的下属金信中心与东港公司1993年元月12日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是借贷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应确认有效。金信中心1993年元月21日与东港公司签订协议书，除对借款利息的约定违反了国家金融法规规定无效，应依照国家规定的借款利率计算利息外，协议书的其他条款及担保条款应确认有效。郑建华作为合资一方的香港森发贸易公司的代表、星港酒店的总经理以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作抵押担保属职务行为，应认定有效。星港酒店委托代理人在本字再审庭审中提供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的原件，上面盖有“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和“星光海鲜酒楼”的公章，意在证明当时“星光海鲜酒楼”尚未成立，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是后补的。而原告防城港人行起诉时提供的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的原件，上面均只盖有“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的公章，且该两份原件经一、二审庭审质证，星港酒店均未提出异议，应当作为本案有效证据采信。星港酒店委托代理人在本院再审庭审中提供两份《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的原件，与防城港人行举证的原件不一致，丧失证据效力，本院不予采信。星港酒店出具的不可撤销抵押担保书均已加盖公章，该财产抵押并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抵押担保关系成立。星港酒店辩称，四份抵押清单均为星港酒店为避免星港酒店、星光酒楼的财产被外地法院扣查于1994年5月30日补办的，大部分财产在93年元月份尚未购置。由于两份担保书都承诺“以本担保书开具后所续进财产一并列入抵押。”后续进财产的清单都经盖章确认，因此，即使在93年元月份尚未购置，直至94年5月30日后续进的财产也应列入抵押财产内。郑建华自愿用其个人的全部财产对东港公司借款未还部分的本金、利息承担保证责任，应确认其保证有效。星港酒店、星光酒楼及郑建华为东港公司的借款提供财产抵押和保证，因东港公司破产，已不能归还所欠防城港人行借款本金及利息，依法应由抵押人用抵押财产清偿，由保证人郑建华用其所有财产承担保证责任。据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二审判决并无不当，再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星港酒店和星光酒楼不承担担保责任不当。防城港人行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借款合同条例》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996）桂经监字第66号民事判决；

　　二、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防城港星光海鲜楼以财产抵押清单上所列财产清偿原防城港东港电子有限公司所欠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市中心支行借款本金3198万元及利息（从1993年元月13日起计至本判决规定履行期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

　　三、郑建华以其个人全部财产对原防城港东港电子有限公司所欠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市中心支行的借款本金3198万元及银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二审诉讼费各232872元，合计465744元（中国人民银行防城港市中心支行已预交），由防城港星港假日酒店负担186297.6元，防城港星光海鲜酒楼、郑建华各负担139723.2元。

　　上述款项，债务人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逾期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