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金某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１日因阴茎包皮过长到被告医院进行门诊治疗。该院门诊医生检查后，对原告进行了阴茎中段的包皮环切手术，手术后让原告服安定治疗，原告便回家休息。当晚原告的阴茎便出现水肿，且疼痛难忍。术后十余天阴茎异常勃起、疼痛，手术处水肿，变形，多次前往被告医院诊治无好转，并出现阴茎勃起障碍。２００１年６月４日，被告出具诊断证明：建议到上级医院诊治。原告于２００１年６月６日诉至法院。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６月７日委托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金某所受到的损害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被告在治疗过程中是否有过错进行鉴定。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２日，经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对金某进行检查，鉴定结论为：金某现患有血管性器质性阳痿，构成八级伤残；金某所患阳痿，根据现有材料，应考虑系医院在对其做包皮手术失误所致，故应承担过错责任。

    原告金某诉称，在被告医院治疗，因被告医生治疗方法不当，造成原告阳痿，给原告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伙食营养补助费、护理费、伤残者生活补助费、交通住宿费、鉴定费、精神抚慰费、可膨胀假体手术材料费共计１２万余元。

    原告范某（金某之妻）诉称，因被告的行为造成其夫金某丧失性功能，严重影响了夫妻的生活，侵害了原告本应享有的权利。给原告造成了精神损害，要求被告赔偿损失２。５万元。

    被告辩称，原告金某在被告医院治疗，被告的医疗行为并无过错。被告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只切除包皮并未损伤阴茎深动静脉，不可能造成原告阳痿。阳痿可由多种原因造成，泸州市中级法院技术室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基础上，便考虑原告的阳痿系被告的医疗行为所致，缺乏必然因果关系的证据，其结论是错误的。故被告不承担赔偿原告损害的责任。对于原告之妻范某要求被告赔偿，因为被告对其夫的医疗行为无错，其夫的损害与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故被告并未造成范某的损害。另外，金某在被告处治疗时与范某系非法同居关系，虽然二原告已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３日办理了复婚手续，但其行为有欺骗性。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范某要求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法院对金某、范某诉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在庭审中被告对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的鉴定结论有意见。认为根据教科书的记载包皮切除术不可能造成阳痿，被告在手术中无过错，原告的阳痿属自身的心理障碍。因此，要求泸州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金某阳痿的真实原因进行重新鉴定。被告向法庭提供了证据。１。人民卫生出版社《泌尿外科手术并发症》一书中对包皮环切术的三种方法：剪刀法包皮环切术、血管钳法包皮环切术、袖状法包皮环切术。这三种方法均为沿阴茎头冠状沟切除包皮。但并没有从阴茎中断切除包皮的方法。２。举证《中华男性学》一书中载有：“据此阴茎勃起的三个时期，有关专家认为，引起阳痿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不管何种原因，以勃起过程的三个期的任何一期或多期障碍来诊断和分类更有实用价值，即分为不能启动、不能充盈和不能维持三个类型。不能启动者，多为神经性、心因性和内分泌性原因引起；不能充盈者，多为动脉原因所致；不能维持者，多为动静脉性原因结果。３。举证《男性生殖器官应用解剖》证明：包皮环切术与器质性阳痿无关、包皮环切术后可发生水肿等并发症等。４。举证《泌尿外科手术图解》证明阴茎的动静脉及神经解剖位置。５。举证《性功能失常的临床处理》证明阳痿常见器质性原因：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感染、阴茎解剖上的缺陷、生殖腺功能不足性雄激素缺乏、手术并发症。除上述证据外被告未向法庭提供其他应当重新鉴定的证据。

    原告及代理人认为，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是受法院委托进行鉴定的，且该技术室经过泸州医学院和华西医科大学检查、专家会诊，其鉴定主体、程序合法科学。被告仅提供了学术资料，对原告所提供的鉴定结论并未提供其反驳的事实证据，因此对被告要求重新鉴定的请求应予以驳回。

    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认为被告的请求不符合重新鉴定的条件当庭驳回了被告的请求。

    被告对原告举证可膨胀假体材料及手术费４万元的证据为西南医院泌尿科出具的证明，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因为泌尿科为内设机构不能代表单位出具证明。

    在庭审中范某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２。５万元。仅向法庭举证了《结婚证》。被告认为该《结婚证》是为了获得赔偿而办理的具有欺骗性，被告也未侵害范某的权利，且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这种赔偿，因此不同意承担原告范某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要求调解，原告范某自愿申请撤诉，法庭当即裁定准予原告撤诉。在调解过程中，原告要求被告一次性赔偿８万元，被告同意延期给付原告赔偿费８万元。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由被告医院给付原告金某赔偿费８万元，定于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０日前给付４万元，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前给付４万元。

    关于金某、范某诉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事实较为清楚，双方当事人争执的问题主要是原告的阳痿是否是被告的医疗行为所致；原告金某的损害后果如何确定；原告范某的诉讼请求是否予以支持。

    法院在审理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原告举证由该法院委托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作出的鉴定结论，予以认定是正确的。因为该鉴定主体合法，程序合法，而原告阳痿的结论是客观真实的，因此对该鉴定予以确认。而作为医疗损害赔偿对于当事人双方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是原告对于损害后果及其后果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举证。在这里的关系并非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仅仅是事实上的关联性，即在一定时间内在某一医疗机构进行治疗的客观事实。

    本案原告金某举证泌尿科的证据，是不能作为证据认定的。其原因就在于所作证的单位，应当是具有独立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单位，这是对单位证据的实质要求。单位证据在形式上要有单位的印章和负责人的签字盖章。

    在金某一案中，造成原告阳痿的原因尽管被告提供了较多的学术上的资料，但学术资料仅对分析认定案件事实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毕竟不是案件的事实，缺乏客观性和关联性，因此法院未予采纳是正确的。本案中无论被告提供的证据还是鉴定结论均未排除原告医疗过程中的过错及行为与后果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由被告承担责任符合法律的规定。

    范某诉医院，虽然以撤诉而终结，但留给我们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范某与金某原系夫妻，离婚后未办理复婚手续便在一起同居生活，金某到被告处治疗时，双方未办理复婚手续。在金某诉讼过程中，两人才办理复婚手续，其时虽是合法夫妻，但其行为具有欺诈性，且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可认定其行为的无效。但是如果二原告一直是合法夫妻，范某的请求是否应当保护呢？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具有法定性。作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在现行法律中，仅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和承担责任的原则上有一定特殊性，而就其构成侵权的要件上来说，仍然需要符合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的四大构成要件，即：侵权主体、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作为一般人身损害的后果，指的是因侵权行为所直接造成的损害结果，并不包括间接损害。本案中原告金某得到了赔偿，这种民事赔偿的救济方式，本身就具有使受损害者对其所受到的损害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复的功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使夫妻另一方得到了救济。如果通过赔偿不能恢复其性的功能，但由于夫妻关系，既是法律上的人身关系，又是以爱情作为基础的夫妻关系，作为夫妻的一方完全有权利选择与另一方继续共同生活，或是解除婚姻关系。如果选择了共同生活，便意味着对自己本应享有的权利的放弃。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出现受害者不能恢复性功能的情况下，可采取对患者的精神抚慰费适当提高的办法，一方面是对患者的补偿，另一方面也是变通地对与其共同生活的另一方的抚慰，从而充分保护了患者的利益，对进一步维护家庭的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对人身权利的保护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它将随着一个国家民主法治的进程，社会的文明进步而得到更充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