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关系的变迁，传统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不合理性。首先，以前那种不公开、不成文的法律体制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其次，这种法律体制在形式上保守，内容上陈旧，已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要求。因此，在春秋中期后，打破旧的传统、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便在一些诸侯国中出现。

1.铸刑书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刑书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有利于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

2.竹刑

邓析是郑国大夫，是一位与子产同时代的思想活跃的人物。他曾在郑国办私学传授法律知识，并经常帮助他人进行诉讼。邓析综合当时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上，称为“竹刑”。邓析的“竹刑”属私人着作，但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后来邓析因为政治纷争而被郑国执政杀害，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执政者接受成为法律，所谓“杀邓析而用其刑”。

3.铸刑鼎

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对旧贵族操纵和使用法律的特权是严重的冲击，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一次重大胜利。成文法的公布，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传统，明确了“法律公开”这一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法原则，对于后世封建法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