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的经济解释
《新劳动法的困扰》新劳动法因为约束合约选择而引起的热门话题有4个方面。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吵得最热闹的是法例第十四条。
中国之外，我知道终生雇用有两个其他实例。其一是日本，终生雇用的安排曾经普及。起自100多年前德川幕府的家族传统，不解雇成员。这个制度之所以能持久，主要因为基本工资低，员工的收入主要靠分红。这终生雇用制今天在日本再不是那么盛行了。第二个与第十四条更相近的例子，是美国大学的终生雇用合约（香港的大学也拜之为师）。起于要维护教授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初时只用于公立大学，后来好些私立的也被迫跟进。
效果怎样呢？说是维护思想自由，结果是维护懒人。考虑减薪吗？教师工会立刻出现，吵得一团糟。可能最大的祸害，是有了终生雇用制后，力争上游的青年才俊因为上头“满 座”而无职可升。今天要在美国的大学获得终生雇用简直免问，而以短暂合约续约再续约的安排是来得普遍了。这就是香港人说的散仔打散工。原来的计划是终生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
目前中国要推出的新劳动法，第十四条之外还有其他数十条，一般是要维护劳工的权益。短期不会有大影响，因为正在盛行的，是员工炒老板，不顾而去另谋高就，老板跪下来也留不住。然而，有朝一日，经济缓慢下来，老板要炒员工，在新劳动法的保护下，工会林立会出现，举国大罢工的机会也会存在。
从经济原则方面看，如果要增加自力更生的机会，正确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资产权利之后，要让市场有合约选择的自由。在雇用合约那方面，雇主要怎样选，劳工要怎样选，你情我愿，应该自由，政府干预一般是事与愿违的。政府要做的不是干预合约的选择，而是要设法协助，对劳工解释他们选择的合约是说什么，法律可以帮多少忙。
最近为高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我指出90年代后期中国有通缩，而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升，使得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2/3。然而，这时期经济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4%左右。毫无疑问，这个推翻了佛利民的货币理论的经济奇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尤其是劳工合约那方面。如果当时中国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劳动法，严厉执行，失业率逾8%恐怕是起码的了。
《再谈新劳动法》
（一）有谁够胆站起来，说那新劳动法对改进低收入阶层比今天的市场做得更好？市场的自由合约选择既然大显神通，干预不是很蠢吗？该新法无疑是为协助低收入的人而设的，为什么高收入的也一视同仁地处理？
（二）增加了一点知识但还是远 为不足的老百姓，往往认为政府的扶贫政策，或今天推出的新劳动法，会对他们的收入有助。可惜历史无情，这类政策的一般效果，是扼杀了贫苦人家自力更生的机会。新劳动法的推出，我可以看到某些人会获得掌声，可以看到某些人会获得甜头，但看不到此法会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百姓。纵横经济研究大半生，这类推断我从来不错。
（三）为什么（企业）毛利率这几年急速下降呢？劳力工资上升是个原因；出口以美元结算，而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些厂家不提升产品的价格呢？是越南与印度等地，他们的工资比中国低相当多，而今天国内厂家的竞争对手，早就不限于国内的了。北京如果不派人做实地调查，就要相信我：目前的接单工厂，工资出到尽，但聘请不到工人。新劳动法的推出，过几年看，一定会增加这些厂家的成本压力。
（四）新推出的新劳动法，对“独立”工会诞生的鼓励是明显的。独立或民营工会对经济的祸害，主要是租值转移与租值消散。在租值转移方面，传统的分析是工会把老板或资本家的身家局部转到劳工那边去，削弱了前者力争上游的投资意向。但我认为更头痛的租值转移，是把生产力强的员工的收入中的租值，转到不事振作的员工那边去。
（五）我不明白，中国的经济改革今天有大成，一个主要原因是粉碎了当年“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铁饭碗，为什么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又把铁饭碗搬回来？不一样，但杀伤力类同也。
（六）新劳动法可以有数之不尽的阐释，不容易肯定，而这样一来，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急升无可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面对的有两方面的选择。其一是该法写得或管得下无对策，经济改革会停顿下来。其二是政府上头或管或不管，阐释变化多端，那么在交易费用急升下，律师发达可期矣。
《灾难的先兆》今年12月22日是中国经济改革30周年，这个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伟大改革，有很大机会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而休止。
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是拦腰一棍把贫苦人家的收入上升直线打折！不会说错，农历大假几个月后或更长一点的日子回头看，我们会见到2008年1月1日左右，贫苦人家收入上升的直线有一个明显的折点，英语所谓kink是也。这是说，上升直线会出现一个尖角形的折点。不敢说从升转降，但上升率明显折下可以肯定。
报章上读到的这里关门，那里炒鱿姑且不论，但老板要聘请员工的不少决定要暂缓，或要增加员工薪酬的不加，或加得少一点。我查询过的没有一个不这样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各行各业这样处理，正如广东人说的一起“闸住”，殃及池鱼，农民的生活改进会画上句号！农民的生活改进画上句号，经济改革也就画上了句号。
前思后想，我认为如下的治方值得有关部门考虑。那是新法不改，但容许工商业机构选择。一、采用新劳动法，或二、劳工合约完全自由。劳动市场于是有甲、乙两种机构或公司的选择存在。如果员工认为新法对他们有利，可选执行新法的机构，否则会选合约自由的。
倒过来，如果老板采用自由合约的公司，不同意的员工可以另谋高就。这样分两种合约性质不同的机构或公司处理，员工的自由选择可以说清楚很多有争议性的问题。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哪种公司胜出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如果两种公司一起存在，我敢赌身家，自由合约公司员工的收入一定比选择新法的上升得快！
《经济学要怎样处理才对？》为什么发展得头头是道的经济改革，会推出那样庞大而又复杂的劳动法，明显地表达着设计的人对劳动市场的实况与合约变化的需要，没有基本的理解或认识呢？
若问劳苦大众：“需要政府帮助吗？需要多点保障吗？需要老板多给钱吗？”他们多半回应：“要、要、要。”他们可没有想到，老板比他们吃得好穿得暖，主要是出了钱设厂置械，有利息与风险的回报，而那些“保障”法例，到头来害了他们。
低下阶层（包括农民）的收入，这几年急升。我想，这就是了：数以亿计的穷人的生活急速改进，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我事前想得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学说全盘错了。我又想，继续这样的发展再10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可与城市的中等人家打个平手。历史上，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只有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可以做到。可惜日本要靠禁止农产品进口，导致地价奇高，坏了国家大事。当然，让日圆大幅升值，是日本的另一个致命伤。新劳动法的推出，比日本当年还要蠢，因为日本当年没有那么多的国际廉价劳力参与竞争。
没有人可以反对为了生计，助理教授要在国际知名学报发表文章，希望拿得一纸终生雇用合约。自然科学有实验室的操作，也有实验室可以反证，不容易生安白造。经济学者一般不会生安白造，但写文章的人不知真实世界，学报编辑也不知真实世界，或大家以为知道但其实是另一回事，这样的学问不是自欺欺人吗？还是回到斯密的造针工厂去吧。
学术需要的饭碗与劳苦大众需要的饭碗是两回事。在推出新劳动法之前，有关部门不可能没有征求过吃着学术饭碗的经济学者的意见。但该饭碗与劳苦大众吃着的，是有着造针厂之外与造针厂之内之别。30年来的经济学发展，这两者早就互不相干了。
《劳动合同的真谛》首先要说的，是劳资双方是合伙人。一方出力，另一方出钱，不是合伙是什么？合伙当然不是仇家，毋须敌对。当然，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任何合约都可以有纠纷，但政府立法例，左右合约，有意或无意间增加了劳资双方的敌对，从而增加交易费用，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可以大得惊人。
还有另一个远为湛深的问题，由高斯1937年首先提出。“被雇”的劳工，大有奴隶之慨，由老板或经理或管工指挥工作，不靠市场的价格指引，那是为什么？其实不是奴隶，因为劳工有自由不参与公司，可以自己到街头卖花生去。参与公司，服从指挥，自甘为奴，那是为什么？答案是埋堆入伙有利可图，而高斯拿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思维，是公司内的员工的操作贡献，缺少了像街头卖花生那样有市价的指引，公司的形式就出现了。高斯之见，是厘定市价的交易费用可以很高，公司替代市场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1937年发表，是古往今来第一篇重视交易费用的文章。
一、埋堆合伙，高斯说公司替代市场不对，而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例如以劳动合约替代了在街头卖花生的市场产品合约。二、高斯说厘定市价的交易费用往往过高，没有错，但公司之内的监管或拿着鞭子的行为，是起于劳工的薪酬一般不是直接地以产品的市价量度，而是以工作时间作为一个代替（proxy）。三、从重要的件工角度看，按件数算工资，劳动市场也就是产品市场。如果一间工厂内所有的产出程序皆由件工处理，老板只不过是个中间人，劳动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分不开的。四、劳工或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合约的安排不仅变化多，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合约的伸延而串连到整个经济中。结论是：一家公司的财务可以有界定，但从产出的角度看，公司的或大或小是无从界定的。这就是10多年来西方兴起的“企业大小无关论”的火头了。这也是目前国内工厂倒闭引起“骨牌效应”的原因。
任何企业或公司或工厂都是一家合约组织，这组织的形成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如果没有自由的合约选择，这非常重要的费用节省是不能办到的。这样看，像新劳动合同法那种大手干预合约选择自由的法例，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是不能低估的。
这就是重点。意图把收入或租值再分配的政策，或大或小对经济有害。如果一定要做， 我们要用为祸较小的方法。我们要先让产出赚到钱，才考虑拿出刀来下手。埋堆合伙，通过自由的合约选择而组成公司，劳资双方有利可图，是经济发展的重心所 在。大手干预这合约的选择，在图利的关键上政府手起刀落，何来租值或利润再分配呢？这解释了为什么凡是左右合约的政策，例如价格或租金管制，对经济的杀伤力历来比抽税、补贴等政策大得多。1971美国推出价管，导致经济大不景凡10年。今天中国的新劳动法，如果严厉执行，其祸害会远比美国昔日的价管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