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忠诚协议》有无法律效力？
一、忠诚协议概述
“忠诚协议”是否有效，与协议约定的内容密切相关。由于一方不履行忠实义务以获得赔偿为内容的忠诚协议应该是有效的;以限制人身权利、人身自由为内容的忠诚协议是无效的。
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所写下的承诺书、保证书、赔偿书或协议，应得到法律的承认。夫妻的忠诚义务虽不是法律强制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之间自行约定。作为夫妻之间应当恪守的行为标准，忠实义务可以与经济利益合法挂钩，以期得到较好的履行。《婚姻法》第4条已明确规定夫妻有忠实的义务，违约赔偿的“忠诚协议”，实际上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
二、媒体报道及法院判例
1、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平谷区一对夫妻为维持婚姻，签订了一纸谁要求离婚就赔偿对方50万元的“忠诚协议”。后来丈夫提出离婚，妻子拿出协议要求丈夫赔偿50万元。平谷法院审理后认为，该协议限制了婚姻自由权，属于无效协议，丈夫无需付钱。
婚姻不是保险箱，在动了签订“忠诚协议”的念头时，说明夫妻在思想上对对方的忠诚程度已经大打折扣了。既然如此，“忠诚协议”谈何保证忠诚?
2、上海市法院判例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日前审理了一起因婚外情而引发的“夫妻不忠赔偿案”。法院判令违反“忠诚协议”的男方赔偿女方25万元。这是婚姻法修改后，道德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的首起判例。它开了一个先河：即通过协议的合法方式，让法律作用于婚外情。
“忠诚协议”不忠者要赔对方30万
年届不惑的曾明原是上海一家企业的营销人员，与前妻离婚后在常州创业。1999年，通过征婚，他与同是离异的贾雨虹相识。经过短暂接触，他们在几个月后登记结婚。由于双方均系再婚，为慎重起见，2000年6月，夫妻俩经过“友好协商”，签署了一份“忠诚协议书”。协议约定，夫妻婚后应互敬互爱，对家庭、配偶、子女要有道德观和责任感。协议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违约责任”：若一方在婚期内由于道德品质的问题，出现背叛另一方不道德的行为(婚外情)，要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30万元。
协议签订后不久，贾雨虹就感到丈夫与别的异性有染。2000年10月13日晚，贾雨虹得知丈夫在看望由前妻抚养的儿子时，留宿前妻家中。次日凌晨，贾雨虹便和亲友前往察看，发现丈夫与其前妻都只穿着睡衣。曾明的解释是，自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但贾雨虹全然不信。
2001年8月，曾明生日那天没有从常州回上海。贾雨虹顿觉可疑，遂约亲友一起赶往常州，并隐于曾明的住处守望。下午，她发现丈夫与一年轻女子一同进屋，直至次日凌晨未见离开。
危机四伏的婚姻终于破裂。2002年5月，曾明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法院判决双方离婚。与此同时，贾雨虹以曾明违反“夫妻忠诚协议”为由提起反诉，要求法院判令曾明支付违约金30万元。
法院判决：
丈夫一次性赔偿25万。
面对贾雨虹的反诉状，审判长顾亚安“当时颇感困惑”。毕竟，这是个没有先例的案子。直到去年，“夫妻应当相互忠实”才被写进新修订的婚姻法里。并且，这只是一个宣言性的条款、一种法律精神或原则，人们并不能单凭这一条来状告配偶对自己不忠。
这起“不忠赔偿”案争议最大的焦点在于：当事人签署的“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顾亚安法官说，夫妻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正因此，新修订的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并在第46条规定，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情形之一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虽然，对违反夫妻“忠诚”义务、情节尚未达到“重婚”、“与人非法同居”等严重程度的一方如何承担相应责任，法律未做具体规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自行约定。
而贾雨虹与曾明约定30万元违约责任的“忠诚协议”，实质上正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也正是这一具体的协议，使得婚姻法上原则性的夫妻“忠实”义务具有了可诉性。
顾亚安法官认为，既然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是在双方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平等地位下自愿签订的，协议的内容也未损害他人利益，因而当然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同时，在指认自己有不忠行为的证据面前，曾明又不能进行有说服力的反证，据此，法院认为曾明“存在违约行为”，遂判令他支付对方违约金30万元人民币。曾明不服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但不久即撤诉。最终，曾明赔偿贾雨虹25万元人民币，当场一次性付清。一场特殊的“夫妻不忠赔偿案”尘埃落定。
专家争鸣：
婚外情赔偿不能搞强制。
这起法律上已有定论的判例，在引起人们兴趣的同时更引起了法律界广泛关注与争议。将婚外情纳入司法影响力范围，法律的手是否伸得过长?如果法院纷纷效法，法律留给人们的私生活空间还有多大?
曾参与婚姻法修改研讨的北京大学婚姻法专家马忆南用“十分警惕”来表达她对法院判定“不忠赔偿”的担忧。她认为，除非自愿履行，当事人不得就一般婚外情要求赔偿，法院不能强制执行“忠诚协议”，因为“这超出了现行法律的规定”。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而非“必须忠实”，“应当”意在提倡，只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婚姻法规定的过错方四种赔偿情形并不包括婚外情，判定“不忠赔偿”显然扩大了对法律的解释。再者，从定约权的角度而言，“忠诚协议”也是无效的。因为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但并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
“忠诚协议”遏制婚姻出轨
但顾亚安法官强调，职业法官首先考虑的是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既然婚姻法没有明确禁止夫妻就忠诚问题进行约定，协议又出自平等双方的真实意愿，不损害他人利益，且有利于纯化善良风俗，那就是法律所能接受的。再者，从事后救济的角度看，如果双方没有协议的话，不忠诚夫妻关系的一方是否会赔偿?赔偿多少?法院大多难以定夺。但若有了具体协议，无过错方就会相对顺利地获得既定数额的赔偿，而不会因为婚姻法的原则性规定落空。 签下协议不等于婚姻保险
马忆南指出，不承认“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并非鼓励婚外情。“婚外情是不道德的”肯定是一种主流道德规范，但道德的问题要靠道德来调整，“法律要给人们留下一个私生活空间”。 她告诫，法律工作者一定要在民众的情绪冲撞下保持清醒，不能因为对不道德行为的反对，就对法律进行扩大解释，从而加重对过错者的打击。而从现代社会权利结构看，个人自由、私生活的隐私权要高于配偶身份权。因为“文明社会的基石是人的尊严和自由，破坏了它，付出的社会成本就会很高。”正因此，在国外的类似判例中，法官即便同情婚姻的受害方，也会以其他的形式进行弥补，而不会将婚外情作为判决指向。此外，就效果而论，法律的绳索也未必能缚住婚姻的翅膀。本案贾雨虹用心良苦却成空即是明证。法学者杨晨光告诫：“别以为有了一纸‘忠诚协议’婚姻就有了保险，婚姻毕竟还是以爱情为基础，法律只能止步于卧室以外。”(注：为尊重当事人的隐私，文中的贾雨虹、曾明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