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论坛：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发布日期：2012-02-01 作者：宋建海律师
达沃思论坛：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2012-1-31 23:33:53
［陈有西按］今年是唯一的中国领导人缺席了重要的世界达沃思经济论坛的年份。据说原因是中国春节，领导人要访贫问苦与民同乐。更多的解读是中国有钱了，资本主义经济焦头烂额，我们很有钱，人家讨论危机解困我们就不伺候了。这真有点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感觉。当然这都是民间版的故事。张力奋先生原在微博上就为中国缺席而遗憾，我微博回应请他的ＦＴ中文网多多报道论坛消息。会期大致浏览，该网还真的传递了很多重要的信号。其中一个，就是很多中国人都在怀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资本主义阵营也都在思考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能够永存。政治经济思想的更深更新的思考，进一步出现了。但是他们想走的，也不是我们传统理论上说的必然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现选取三篇，除了我们中国人天天在讨论的社会主义命运外，也看看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在设想着怎样的未来。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另外转发一篇。
以下三篇文章均转自伦敦金融时报 FT中文网。//www.ftchinese.com/#s=d
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设计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 张力奋
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都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举行，已有42年历史。每年都有个宏大主题。它是一个精密的“议程设置“工程，用来测试该年度全球政界商界和意见领袖的脉搏和体温。
今年的主题是 “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 (大转型：寻找新模式)。对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这类主题很熟悉，是老生常谈，甚至有时空穿越的错觉。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30多年中，改革、转型和新模式这些用语，几乎独用于中国、越南以及前苏联、东欧一党威权国家向市场经济的演革过程，但很少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考和反思。1979年之后，中国由复出的务实派领导人邓小平主政，开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对转型的理解一直存有差异，但它已成为中国社会从上至下最恒久和高度认同的集体意识：不改革，中国别无出路。我们很少听到“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可能是基于一个共识或前提：彼岸以市场经济和选举民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实践，已在制度竞赛中胜出，已成型完备，进入长期的稳定。
这次看到达沃斯会议手册上“大转型：寻找新模式”的字眼，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年之后，面对欧美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达沃斯论坛——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信奉者和推进者，不得不思考改革了。长达五天的议程，有近300个分会场的讨论和活动。头天清早，第一场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我赶去旁听时，过道上已站满了人。
主持人问，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 开场伊始，他对在座的几百位代表做了一个举手民调。结果发现，将近一半在座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两成左右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余下的是谨慎的游离派。
五人嘉宾阵容，颇有象征意味：澳大利亚人巴罗(Sharan Burrow)，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全球工会联盟（ITUC）的总干事长，国际工运最高领导人；金融界领军人物、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首席执行官莫尼汉(Brian T Moynihan)；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让江(Raghuram G Rajan)；私募基金——凯雷(Carlyle)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以及电信集团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总裁佛瓦言(Ben J. Verwaayan)。
每位嘉宾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工会劳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学界的，跨国服务业的。
达沃斯虽是资本主义大本营，但崇尚多元，也不惧争议。它每年都邀请不少工会领袖出席，80年代还曾邀请与铁娘子撒切尔斗法的英国煤炭工会领袖斯卡基尔(Arther Scargill)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斯卡基尔宣告说，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死亡。
坐在正中的巴罗女士率先亮明劳工阶层观点。她说，富人避税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游戏。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资本主义已失去方向；公司拥有有过多权力；金融业正将你致于死地。
“资方人士”佛瓦言立即反驳：“资本主义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向往的制度。它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这段话令我想起，中国80年代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也出现过同样的逻辑——共产主义理论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实施。）
巴罗抢过话头，再度抨击。她说，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拉大，显示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失效。“商业界已经失落了道德的罗盘。我们必须重新设计模式。我们必须重新启动。制止贪婪。除非雇主，工人和政府坐下谈判，这个制度将继续走向失败。”
私募基金经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近来遭到批评，被指责交税太少，低于一般中产阶级的税率。针对富人避税的指责，美洲银行总裁莫尼汉听后觉得坐不下去，作了辩护：“世界上没有人想多加税，除了巴菲特先生。罗姆尼只是按章办事，交应交的税款。如果大家不满意，可以提出来，要求修改法律，让他们多交税。”
鲁宾斯坦则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资本主义，一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中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至少少目前看，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效率。如果西方资本主义不改良自己，国家资本主义就会最后胜出！”
印度裔的美国教授让江，在讨论中思维最为慎密。他提醒大家，收入差距的加大，大体上是因为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的提高。其实，寻租行为在高收入群体中也很有限。对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角力，他有不同看法。他说：“只要贫穷国家在经济上能赶上发达国家和它们的产业，国家资本主义就不会成功。两种资本主义都有其局限。但西方有一个强项，就是创新。以前，资本主义的日子比现在好过，是因为需求就在家门口，现在则要创造全球的需求。”
他还谈到，财富分配是个大问题，主要集中在富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增长已放缓，低于预期。而这些国家的公众对生活水准的高预期，是超前消费，是国家能力所不及。
当下，欧洲一些国家就业惨淡。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失业率高达30%至40%，失业的多半是年轻人。巴罗女士说，她是全球劳工的领导人，她要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剥削的就业环境，企业要在全球各地创造就业机会，不要用一个地方的就业来牺牲其它地方的就业。她呼吁，公司须每年拿出2%至3%的年收入用于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显然，莫尼汉觉得，进入新世纪才12年，关于主义的讨论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说，假如把今天的讨论往前推100年，也就是1912年，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他说，现在如果回顾一下，资本主义还是或多或少履行了它的承诺，无论是就业，财富还是社会理想。现在，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工作机会受到威胁，影响增长的风险加大，经济周期无法消除，加上贫富差距，这些都是制度的弱点。
佛瓦言在回应其它嘉宾对资本主义的反省时说：“我们不要过于怀旧，要向前看。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不知道方向，我们也不知道方向。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面对新技术，24/7已经不够，要的是25/8。”
提问时间，一位代表激言：你们台上五位嘉宾，为何没有一个人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承担一些个人责任？
听完这场火药味的辩论，在场的一位FT资深同事感到很失望。他说，讨论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拥戴者，还是反对者，观点都过于模糊，谈得过于空泛，对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没有作基本的
我的看法，倒是稍有不同。第一，资本主义碰到了百年来之大变局，必须改革。这个议题由大家戏称为“全球资本家俱乐部”的达沃斯提出，来自堡垒内部，用意良苦，是个很有价值的开端。
第二，嘉宾们未能找到一个彼此认同的剖析资本主义的思路，也可以理解。大家都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已很久没人就资本主义的存在和价值发出如此的质疑了。
第三，过去30多年，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一直用“不争论”来消解。但达沃斯无缘享受这种特权，因为绕不过去。这场不如人意的辩论，至少告诉我们，除了乔姆斯基这样孤独的永远的批判者，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和得意者，正在启动反思。
资本主义正在生一场大毛病，但它并不需要退场。即便对它的批判者来说，它仍是不完美的制度竞赛的优胜者。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独特的时代：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中国式的威权主义，将不再互为敌手，而是同时进入一个制度的自省和改革期。在全球化的运行中，在资本、商品、人力和思想的流动中，这两种制度的互动，到底会结成怎样的果子？ 尚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进入21世纪，现在轮到资本主义举起改革的旗帜，开始它对制度的重新设计和修补。
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终点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总裁 奥特马尔?伊辛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这难道不奇怪吗？当柏林墙倒塌、“铁幕”被拉开之际，一场历史竞赛似乎画上了句号。观察家们见证了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自由市场战胜中央计划体制，民主战胜独裁，哈耶克(Hayek)战胜马克思(Marx)，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称，历史到达了终点站——人类想来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
这套理论从一开始就错了。虽然“现实社会主义”在每一块试验田都以灾难收场，但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承诺实现平等的思想永远不会消失，不管实践证明了什么。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所施行的资本主义达到了各个方面都让人满意的程度。历史决定论是福山观点中最为荒谬的一面。自由主义哲学家决不会接受历史的发展是预先注定的观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继续争奇斗艳。社会主义仍承受着过去失败经历的致命打击。因此，如今基本上只有草根抗议活动中能够看到社会主义的身影，比如“占领运动”。这场运动如何才能实现目标仍然没有任何眉目，它所涉及的众多问题都包含着一个核心因素：抨击金融业。
纵观这场金融市场危机的演变过程，唯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竟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这场危机为反对金融体系的人们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而实施干预的做法，不仅严重削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也动摇了人们对整体市场经济的信心。当一家金融机构发展到过于庞大、或者关系过于复杂，以致其偿付能力可能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时，政治家必须进行干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导致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不得不为个别金融机构的生存埋单。
这动摇了自由市场的基石。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原则是：在法律制度规定的界限内，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项原则鼓励个人利用各种机会，并对风险加以评估。就释放个人的潜力而言，没有一种制度能与市场经济媲美。正如哈耶克所言，市场是最佳的发现机制。
游戏规则应当明确。成功者可以自由地占有（税后）利润；而亏损者必须承担后果，破产是最终的制裁。因此，“大到不能倒”现象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破坏了一项社会原则——即个人应为自身行为负责的原则。
数十亿纳税人的资金被用于拯救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这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心——这进而对自由社会构成了威胁。人们对政府寄予厚望，可政治家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作为，这一点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地方，人们对政治家的信任都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金融业至今仍然未能对以下这个基本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金融业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社会的福祉？它们对于充满活力的经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吗？
如果你以为金融业会承认其部分业务确实是多余、甚至是危险的，那或许是一种奢望。因此，政府正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建设可信的监管机制，使金融业能够提供被认为不可或缺的服务，并尽可能地阻止该行业追逐被认为对社会有害的活动。
尽管现在有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改进，如提高资本要求和提高透明度，但这项任务仍然远未完成。巩固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基石的挑战依然存在。历史永远不会结束——只有那些笃信玛雅历法的人，才以为历史会终结。玛雅历法预言世界末日将在2012年12月到来。
本文作者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总裁，曾为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
译者/何黎
资本主义已转至东方？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戴维?皮林
几年前，即便不是全无可能，我们也很难想象，欧洲领导人会向中国政府托钵“化缘”，请求提供资金纾困。同样，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访问华盛顿的中国领导人会公开指责美国政策制定者对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管理不当。但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2008年美国和欧洲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去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加速了经济动能向亚洲的转移。
在201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欧洲恐怕还将继续与衰退共舞。许多经济学家称，除非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否则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国家，将继续实现7%左右的快速增长。
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使一些亚洲人产生了某种必胜的信念。“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危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名誉教授德赛勋爵(Lord Desai)表示。“存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它已经得了‘老年病’。充满能量、创新和增长渴望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已经转移到了东方。”
德赛勋爵并不是唯一感觉到某种道德因果的人。他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亚洲国家一直被西方打上“烙印”，直到不久以前，还一直被斥为不能自力更生的“悲剧”。现在，他指出，更善于控制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力量的，总体而言是南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
然而，这种胜利感仅到此为止。至少有三个相互作用的原因，使得这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对于东方而言，同样令人深深不安：
首先，除日本、韩国和少数新加坡之类的小国以外，亚洲国家仍然贫穷，或者顶多算是收入中等。许多国家计划走上一条逐渐吸收更多“资本主义”政策的未来繁荣之路，这些政策包括通过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使经济向市场开放。但这样一条繁荣之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危险，可能被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以及金融灾难所吞噬。
过去，亚洲的技术官僚信奉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逐步转型，对国内更加提倡干预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声音，通常持反对态度；如今，他们感到疑惑或失望。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经济学家李昌庸(Changyong Rhee)表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自1997年亚洲自身发生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府的论调发生了急剧转变。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由放任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之母——为泰国、印尼和韩国等经济体开出了猛药。要求这些国家削减政府开支，而不顾经济衰退的事实；提高利率；切断银行与政府的联系；并且放松监管。而现在，西方经济体却在为自己开出几乎相反的药方。它们在加大财政政策力度、降低利率，并利用政府资金为银行纾困。
从亚洲的角度来看，这使得西方看起来充其量只能称得上伪善。而往差里说，那些他们所信奉的关于应如何管理经济的论调，就都成了空话。“我们感到很苦恼，”李昌庸表示。“我们曾想采取干预政策，但被禁止了。那么我们现在该遵循何种模式呢？”他指出，中国一直致力于循序渐进的市场改革。“过去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速度是合适的？而现在他们却在质疑目标本身是否正确。”
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从日本的角度看待危机。他表示，多年来，东京受到西方政策制定者的指责，理由是没有更快地核销问题贷款，以及没有采取更激烈的货币政策来复苏经济。他指出，他们不懂的是，在崩盘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由于私人部门负债严重，正常的经济手段不再奏效。经济教科书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眼下的危机提供答案。
“日本在过去20年经历的、以及美国和英国现在正经历的情况是，即使利率为零，人们还是不愿意借款，”他表示。“人们只是一味地还贷。”如果他说得没错，那么西方经济体将可能进入日本式的长期低增长。下面这一点或许提供不了多大安慰，但东京至少还可以说：“我们早告诉你们了。”
西方的困境令东方不安的第二个原因是：尽管谈论亚洲价值观一度十分流行，但没有哪个亚洲经济体产生了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严密制度。当然，关于这一主题出现过多种变异，比如更具干预色彩的政府。但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试验，其中主要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和印度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都遭遇了惨败。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由此放弃了共产主义。1991年，印度放弃了使之陷入缓慢“印度式增长”的印度式社会主义。其他国家，比如越南，也纷纷效仿，开放经济，从而开启了自身的快速增长。相反，那些固守非市场制度的国家，比如朝鲜、缅甸和老挝，则继续深陷在贫困的泥沼之中。
第三，以亚洲的处境而言，不能对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幸灾乐祸，因为正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Donald Tsang)所言，它们的经济在同一条全球大船上。“如果船的一部分出现了漏洞，你也不可能安然无恙，”他表示。在印度，人们深深担忧资本主义家族企业和西方金融推动下的增长故事，可能正在走向终点。甚至中国经济也在放缓，少数经济学家甚至预测可能出现硬着陆。
没有多少亚洲国家会声称自己不需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强劲需求。中国经济学家、IMF副总裁朱民最近表示，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仅为2万亿美元，而美国消费者即使在当前拮据的情况下，每年依然要消费10万亿美元。如果西方资本主义“起火”，那么火苗迟早会烧到亚洲的家门口。
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给亚洲国家如何恰当治理提出了许多问题。统一的主题是：政府应承担多么积极的角色？西方专家过去一直批评亚洲经济体干预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直到最近，大部分国家都计划逐步消除政府控制。但西方理性市场理论的失败，以及不痛不痒监管的明显弊端，已经使得一些亚洲政策制定者对仓促转向自由主义更为警醒。
关于政府应如何作为的问题，几乎涵盖了从金融监管到产业政策的方方面面。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银行的角色。在亚洲，银行的职能通常较为狭窄，其角色是把资金引导向“实体”经济，主要是制造业。
亚洲或许忍不住会坚持其狭隘的模式，不仅因为这样的银行给经济带来麻烦的可能性更小，而且因为在危机时期更容易对它们进行“围护”。自2008年起，北京方面就发现，保持银行的驯服、并通过它们以固定利率把资金导向实体经济的做法十分管用。既然亚洲各国政府已经看到了放松银行管制的危害，它们为什么还要向“更复杂”的西方银行模式转变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的姚洋指出，得出这样的教训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政府和知识界中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回到过去那种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他表示。“然而，大多数人仍然相信，中国应该继续走开放经济的道路。”
其他一些人指出，政府主导的银行在根据政府指令分配资本的过程中，可能陷入麻烦——也确实陷入了麻烦。亚洲开发银行的李昌庸表示，让亚洲经济体放弃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是错误的建议。“如果不飞，就不会有事故，”他举了最近西方灾难的例子。“西方有许多飞机，所以会有坠机事件。那么，我们应该不要飞机吗？”
另一个资本主义危机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亚洲的社会不公平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许多人——尤其以中国人和印度人为首——以“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作为增长战略的基础。涓滴理论认为，超级富豪阶层的出现会使所有人受益。但是，和西方一样，亚洲人也在质疑这种自由放任的理论。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模式的优势十分明显。它鼓励创新、无所不能，并且促进个人自由，”姚洋表示。“但它的缺陷同样明显。它非常多变、对员工残酷，并且在经济低迷时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他更偏爱北欧的高税收、相对平等、较少发生盛衰循环的制度。但在亚洲，只有日本和韩国有点接近这一模式。
在受够了西方的说教后，亚洲人现在或许能从美国和欧洲的困境中获得一些愉悦。但亚洲唯一接近美国生活水平的国家，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而在日本巩固优势地位之前，经济就陷入了停滞。中国建立了在贫穷国家实现高增长的机制，但它并不能保证，中国能够在不对其进行“大修”的情况下，赶上西方的生活水平。
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的广泛定义内，政府可大可小；它可以施加更多干预，也可以减少计划。在亚洲许多国家，这些政策选择尚有待讨论。不过，在选择的压力猛然增大时，大多数人都信服资本主义，并且，在缺乏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希望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国家，将只能依赖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如果你审视一下中国，会看到资本主义的力量——市场机制和激励的力量——确实得到显现，”李昌庸表示。“一些资本主义的要素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译者/何黎
［陈有西按］今年是唯一的中国领导人缺席了重要的世界达沃思经济论坛的年份。据说原因是中国春节，领导人要访贫问苦与民同乐。更多的解读是中国有钱了，资本主义经济焦头烂额，我们很有钱，人家讨论危机解困我们就不伺候了。这真有点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感觉。当然这都是民间版的故事。张力奋先生原在微博上就为中国缺席而遗憾，我微博回应请他的ＦＴ中文网多多报道论坛消息。会期大致浏览，该网还真的传递了很多重要的信号。其中一个，就是很多中国人都在怀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资本主义阵营也都在思考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能够永存。政治经济思想的更深更新的思考，进一步出现了。但是他们想走的，也不是我们传统理论上说的必然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现选取三篇，除了我们中国人天天在讨论的社会主义命运外，也看看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在设想着怎样的未来。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另外转发一篇。
以下三篇文章均转自伦敦金融时报 FT中文网。//www.ftchinese.com/#s=d
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设计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 张力奋
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都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举行，已有42年历史。每年都有个宏大主题。它是一个精密的“议程设置“工程，用来测试该年度全球政界商界和意见领袖的脉搏和体温。
今年的主题是 “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 (大转型：寻找新模式)。对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这类主题很熟悉，是老生常谈，甚至有时空穿越的错觉。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30多年中，改革、转型和新模式这些用语，几乎独用于中国、越南以及前苏联、东欧一党威权国家向市场经济的演革过程，但很少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考和反思。1979年之后，中国由复出的务实派领导人邓小平主政，开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对转型的理解一直存有差异，但它已成为中国社会从上至下最恒久和高度认同的集体意识：不改革，中国别无出路。我们很少听到“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可能是基于一个共识或前提：彼岸以市场经济和选举民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实践，已在制度竞赛中胜出，已成型完备，进入长期的稳定。
这次看到达沃斯会议手册上“大转型：寻找新模式”的字眼，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年之后，面对欧美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达沃斯论坛——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信奉者和推进者，不得不思考改革了。长达五天的议程，有近300个分会场的讨论和活动。头天清早，第一场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我赶去旁听时，过道上已站满了人。
主持人问，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 开场伊始，他对在座的几百位代表做了一个举手民调。结果发现，将近一半在座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两成左右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余下的是谨慎的游离派。
五人嘉宾阵容，颇有象征意味：澳大利亚人巴罗(Sharan Burrow)，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全球工会联盟（ITUC）的总干事长，国际工运最高领导人；金融界领军人物、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首席执行官莫尼汉(Brian T Moynihan)；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让江(Raghuram G Rajan)；私募基金——凯雷(Carlyle)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以及电信集团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总裁佛瓦言(Ben J. Verwaayan)。
每位嘉宾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工会劳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学界的，跨国服务业的。
达沃斯虽是资本主义大本营，但崇尚多元，也不惧争议。它每年都邀请不少工会领袖出席，80年代还曾邀请与铁娘子撒切尔斗法的英国煤炭工会领袖斯卡基尔(Arther Scargill)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斯卡基尔宣告说，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死亡。
坐在正中的巴罗女士率先亮明劳工阶层观点。她说，富人避税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游戏。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资本主义已失去方向；公司拥有有过多权力；金融业正将你致于死地。
“资方人士”佛瓦言立即反驳：“资本主义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向往的制度。它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这段话令我想起，中国80年代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也出现过同样的逻辑——共产主义理论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实施。）
巴罗抢过话头，再度抨击。她说，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拉大，显示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失效。“商业界已经失落了道德的罗盘。我们必须重新设计模式。我们必须重新启动。制止贪婪。除非雇主，工人和政府坐下谈判，这个制度将继续走向失败。”
私募基金经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近来遭到批评，被指责交税太少，低于一般中产阶级的税率。针对富人避税的指责，美洲银行总裁莫尼汉听后觉得坐不下去，作了辩护：“世界上没有人想多加税，除了巴菲特先生。罗姆尼只是按章办事，交应交的税款。如果大家不满意，可以提出来，要求修改法律，让他们多交税。”
鲁宾斯坦则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资本主义，一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中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至少少目前看，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效率。如果西方资本主义不改良自己，国家资本主义就会最后胜出！”
印度裔的美国教授让江，在讨论中思维最为慎密。他提醒大家，收入差距的加大，大体上是因为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的提高。其实，寻租行为在高收入群体中也很有限。对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角力，他有不同看法。他说：“只要贫穷国家在经济上能赶上发达国家和它们的产业，国家资本主义就不会成功。两种资本主义都有其局限。但西方有一个强项，就是创新。以前，资本主义的日子比现在好过，是因为需求就在家门口，现在则要创造全球的需求。”
他还谈到，财富分配是个大问题，主要集中在富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增长已放缓，低于预期。而这些国家的公众对生活水准的高预期，是超前消费，是国家能力所不及。
当下，欧洲一些国家就业惨淡。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失业率高达30%至40%，失业的多半是年轻人。巴罗女士说，她是全球劳工的领导人，她要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剥削的就业环境，企业要在全球各地创造就业机会，不要用一个地方的就业来牺牲其它地方的就业。她呼吁，公司须每年拿出2%至3%的年收入用于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显然，莫尼汉觉得，进入新世纪才12年，关于主义的讨论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说，假如把今天的讨论往前推100年，也就是1912年，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他说，现在如果回顾一下，资本主义还是或多或少履行了它的承诺，无论是就业，财富还是社会理想。现在，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工作机会受到威胁，影响增长的风险加大，经济周期无法消除，加上贫富差距，这些都是制度的弱点。
佛瓦言在回应其它嘉宾对资本主义的反省时说：“我们不要过于怀旧，要向前看。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不知道方向，我们也不知道方向。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面对新技术，24/7已经不够，要的是25/8。”
提问时间，一位代表激言：你们台上五位嘉宾，为何没有一个人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承担一些个人责任？
听完这场火药味的辩论，在场的一位FT资深同事感到很失望。他说，讨论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拥戴者，还是反对者，观点都过于模糊，谈得过于空泛，对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没有作基本的
我的看法，倒是稍有不同。第一，资本主义碰到了百年来之大变局，必须改革。这个议题由大家戏称为“全球资本家俱乐部”的达沃斯提出，来自堡垒内部，用意良苦，是个很有价值的开端。
第二，嘉宾们未能找到一个彼此认同的剖析资本主义的思路，也可以理解。大家都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已很久没人就资本主义的存在和价值发出如此的质疑了。
第三，过去30多年，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一直用“不争论”来消解。但达沃斯无缘享受这种特权，因为绕不过去。这场不如人意的辩论，至少告诉我们，除了乔姆斯基这样孤独的永远的批判者，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和得意者，正在启动反思。
资本主义正在生一场大毛病，但它并不需要退场。即便对它的批判者来说，它仍是不完美的制度竞赛的优胜者。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独特的时代：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中国式的威权主义，将不再互为敌手，而是同时进入一个制度的自省和改革期。在全球化的运行中，在资本、商品、人力和思想的流动中，这两种制度的互动，到底会结成怎样的果子？ 尚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进入21世纪，现在轮到资本主义举起改革的旗帜，开始它对制度的重新设计和修补。
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终点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总裁 奥特马尔?伊辛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这难道不奇怪吗？当柏林墙倒塌、“铁幕”被拉开之际，一场历史竞赛似乎画上了句号。观察家们见证了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自由市场战胜中央计划体制，民主战胜独裁，哈耶克(Hayek)战胜马克思(Marx)，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称，历史到达了终点站——人类想来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
这套理论从一开始就错了。虽然“现实社会主义”在每一块试验田都以灾难收场，但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承诺实现平等的思想永远不会消失，不管实践证明了什么。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所施行的资本主义达到了各个方面都让人满意的程度。历史决定论是福山观点中最为荒谬的一面。自由主义哲学家决不会接受历史的发展是预先注定的观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继续争奇斗艳。社会主义仍承受着过去失败经历的致命打击。因此，如今基本上只有草根抗议活动中能够看到社会主义的身影，比如“占领运动”。这场运动如何才能实现目标仍然没有任何眉目，它所涉及的众多问题都包含着一个核心因素：抨击金融业。
纵观这场金融市场危机的演变过程，唯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竟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这场危机为反对金融体系的人们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而实施干预的做法，不仅严重削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也动摇了人们对整体市场经济的信心。当一家金融机构发展到过于庞大、或者关系过于复杂，以致其偿付能力可能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时，政治家必须进行干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导致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不得不为个别金融机构的生存埋单。
这动摇了自由市场的基石。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原则是：在法律制度规定的界限内，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项原则鼓励个人利用各种机会，并对风险加以评估。就释放个人的潜力而言，没有一种制度能与市场经济媲美。正如哈耶克所言，市场是最佳的发现机制。
游戏规则应当明确。成功者可以自由地占有（税后）利润；而亏损者必须承担后果，破产是最终的制裁。因此，“大到不能倒”现象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破坏了一项社会原则——即个人应为自身行为负责的原则。
数十亿纳税人的资金被用于拯救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这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心——这进而对自由社会构成了威胁。人们对政府寄予厚望，可政治家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作为，这一点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地方，人们对政治家的信任都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金融业至今仍然未能对以下这个基本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金融业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社会的福祉？它们对于充满活力的经济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吗？
如果你以为金融业会承认其部分业务确实是多余、甚至是危险的，那或许是一种奢望。因此，政府正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建设可信的监管机制，使金融业能够提供被认为不可或缺的服务，并尽可能地阻止该行业追逐被认为对社会有害的活动。
尽管现在有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改进，如提高资本要求和提高透明度，但这项任务仍然远未完成。巩固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基石的挑战依然存在。历史永远不会结束——只有那些笃信玛雅历法的人，才以为历史会终结。玛雅历法预言世界末日将在2012年12月到来。
本文作者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总裁，曾为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
译者/何黎
资本主义已转至东方？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戴维?皮林
几年前，即便不是全无可能，我们也很难想象，欧洲领导人会向中国政府托钵“化缘”，请求提供资金纾困。同样，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访问华盛顿的中国领导人会公开指责美国政策制定者对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管理不当。但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2008年美国和欧洲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去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加速了经济动能向亚洲的转移。
在201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欧洲恐怕还将继续与衰退共舞。许多经济学家称，除非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否则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国家，将继续实现7%左右的快速增长。
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使一些亚洲人产生了某种必胜的信念。“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危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名誉教授德赛勋爵(Lord Desai)表示。“存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它已经得了‘老年病’。充满能量、创新和增长渴望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已经转移到了东方。”
德赛勋爵并不是唯一感觉到某种道德因果的人。他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亚洲国家一直被西方打上“烙印”，直到不久以前，还一直被斥为不能自力更生的“悲剧”。现在，他指出，更善于控制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力量的，总体而言是南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
然而，这种胜利感仅到此为止。至少有三个相互作用的原因，使得这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对于东方而言，同样令人深深不安：
首先，除日本、韩国和少数新加坡之类的小国以外，亚洲国家仍然贫穷，或者顶多算是收入中等。许多国家计划走上一条逐渐吸收更多“资本主义”政策的未来繁荣之路，这些政策包括通过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使经济向市场开放。但这样一条繁荣之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危险，可能被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以及金融灾难所吞噬。
过去，亚洲的技术官僚信奉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逐步转型，对国内更加提倡干预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声音，通常持反对态度；如今，他们感到疑惑或失望。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经济学家李昌庸(Changyong Rhee)表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自1997年亚洲自身发生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府的论调发生了急剧转变。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由放任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之母——为泰国、印尼和韩国等经济体开出了猛药。要求这些国家削减政府开支，而不顾经济衰退的事实；提高利率；切断银行与政府的联系；并且放松监管。而现在，西方经济体却在为自己开出几乎相反的药方。它们在加大财政政策力度、降低利率，并利用政府资金为银行纾困。
从亚洲的角度来看，这使得西方看起来充其量只能称得上伪善。而往差里说，那些他们所信奉的关于应如何管理经济的论调，就都成了空话。“我们感到很苦恼，”李昌庸表示。“我们曾想采取干预政策，但被禁止了。那么我们现在该遵循何种模式呢？”他指出，中国一直致力于循序渐进的市场改革。“过去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速度是合适的？而现在他们却在质疑目标本身是否正确。”
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从日本的角度看待危机。他表示，多年来，东京受到西方政策制定者的指责，理由是没有更快地核销问题贷款，以及没有采取更激烈的货币政策来复苏经济。他指出，他们不懂的是，在崩盘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由于私人部门负债严重，正常的经济手段不再奏效。经济教科书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眼下的危机提供答案。
“日本在过去20年经历的、以及美国和英国现在正经历的情况是，即使利率为零，人们还是不愿意借款，”他表示。“人们只是一味地还贷。”如果他说得没错，那么西方经济体将可能进入日本式的长期低增长。下面这一点或许提供不了多大安慰，但东京至少还可以说：“我们早告诉你们了。”
西方的困境令东方不安的第二个原因是：尽管谈论亚洲价值观一度十分流行，但没有哪个亚洲经济体产生了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严密制度。当然，关于这一主题出现过多种变异，比如更具干预色彩的政府。但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试验，其中主要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和印度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都遭遇了惨败。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由此放弃了共产主义。1991年，印度放弃了使之陷入缓慢“印度式增长”的印度式社会主义。其他国家，比如越南，也纷纷效仿，开放经济，从而开启了自身的快速增长。相反，那些固守非市场制度的国家，比如朝鲜、缅甸和老挝，则继续深陷在贫困的泥沼之中。
第三，以亚洲的处境而言，不能对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幸灾乐祸，因为正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Donald Tsang)所言，它们的经济在同一条全球大船上。“如果船的一部分出现了漏洞，你也不可能安然无恙，”他表示。在印度，人们深深担忧资本主义家族企业和西方金融推动下的增长故事，可能正在走向终点。甚至中国经济也在放缓，少数经济学家甚至预测可能出现硬着陆。
没有多少亚洲国家会声称自己不需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强劲需求。中国经济学家、IMF副总裁朱民最近表示，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仅为2万亿美元，而美国消费者即使在当前拮据的情况下，每年依然要消费10万亿美元。如果西方资本主义“起火”，那么火苗迟早会烧到亚洲的家门口。
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给亚洲国家如何恰当治理提出了许多问题。统一的主题是：政府应承担多么积极的角色？西方专家过去一直批评亚洲经济体干预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直到最近，大部分国家都计划逐步消除政府控制。但西方理性市场理论的失败，以及不痛不痒监管的明显弊端，已经使得一些亚洲政策制定者对仓促转向自由主义更为警醒。
关于政府应如何作为的问题，几乎涵盖了从金融监管到产业政策的方方面面。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银行的角色。在亚洲，银行的职能通常较为狭窄，其角色是把资金引导向“实体”经济，主要是制造业。
亚洲或许忍不住会坚持其狭隘的模式，不仅因为这样的银行给经济带来麻烦的可能性更小，而且因为在危机时期更容易对它们进行“围护”。自2008年起，北京方面就发现，保持银行的驯服、并通过它们以固定利率把资金导向实体经济的做法十分管用。既然亚洲各国政府已经看到了放松银行管制的危害，它们为什么还要向“更复杂”的西方银行模式转变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的姚洋指出，得出这样的教训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政府和知识界中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回到过去那种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他表示。“然而，大多数人仍然相信，中国应该继续走开放经济的道路。”
其他一些人指出，政府主导的银行在根据政府指令分配资本的过程中，可能陷入麻烦——也确实陷入了麻烦。亚洲开发银行的李昌庸表示，让亚洲经济体放弃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是错误的建议。“如果不飞，就不会有事故，”他举了最近西方灾难的例子。“西方有许多飞机，所以会有坠机事件。那么，我们应该不要飞机吗？”
另一个资本主义危机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亚洲的社会不公平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许多人——尤其以中国人和印度人为首——以“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作为增长战略的基础。涓滴理论认为，超级富豪阶层的出现会使所有人受益。但是，和西方一样，亚洲人也在质疑这种自由放任的理论。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模式的优势十分明显。它鼓励创新、无所不能，并且促进个人自由，”姚洋表示。“但它的缺陷同样明显。它非常多变、对员工残酷，并且在经济低迷时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他更偏爱北欧的高税收、相对平等、较少发生盛衰循环的制度。但在亚洲，只有日本和韩国有点接近这一模式。
在受够了西方的说教后，亚洲人现在或许能从美国和欧洲的困境中获得一些愉悦。但亚洲唯一接近美国生活水平的国家，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而在日本巩固优势地位之前，经济就陷入了停滞。中国建立了在贫穷国家实现高增长的机制，但它并不能保证，中国能够在不对其进行“大修”的情况下，赶上西方的生活水平。
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的广泛定义内，政府可大可小；它可以施加更多干预，也可以减少计划。在亚洲许多国家，这些政策选择尚有待讨论。不过，在选择的压力猛然增大时，大多数人都信服资本主义，并且，在缺乏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希望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国家，将只能依赖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如果你审视一下中国，会看到资本主义的力量——市场机制和激励的力量——确实得到显现，”李昌庸表示。“一些资本主义的要素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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