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粮食安全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一）导言

　　茅于轼、赵 农两位先生著成的《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粮食安全与耕地地保护”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组成部分。本书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下，得出了几个很重要且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有所下降，但由于体制改革以及农业的技术进步，精食产量获得了稳定的增长，它能够满足中国对于粮食的基本需求；②虽然在30年间中国有8年出现粮食的供（产）需缺口，但这种缺口其数值充其量只占粮食产量的12%，通过粮食库存的调节、农业投入的增加以及粮食的国际贸易等方式，粮食的供（产）需缺口容易被弥补，这表明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中国不存在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③中国的耕地保护政策集中体现在“18亩耕地红线”上，其实质上属于运用计划经济配置土地的一种手段，它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④以粮食安全为由设立耕地红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数据的研究上，均被证明是不成立的。[1]如果没有看此书的论证过程，这些结论还是真有些让人不太能接受，同时作为相应结果就是批评之声如潮水般涌来（是否看相关论证过程，不得而知）。而正是这些批评，才最终使本书得以面市，此书的目的是为使公众更好地了解本报告的研究成果，从而明晰中国粮食安全的状况；为使公众更加了解计划经济的弊端并更加坚信市场经济的威力，从而达成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共识。[2]

　　本书为了论证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所涉内容极其广泛，从结构来讲，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对话粮食安全”，就公众关心的相关问题和报告的内容予以解释；下篇为“解读粮食安全”，是修订后的课题主报告。[3]上篇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安全的测定——粮食安全的的标准为何，然后进而分析粮食缺口为何，同时强调数据的真实可靠性。接着回归中国历史现实，记叙中国曾在20世纪发生的几次饥荒，通过排除的方法论证了产生饥荒的真正原因为何。让我们对于历史上的事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或者说比较有可接受性的说明。然后再回归到现在的粮食安全问题，对于生产粮食（或者说对粮食安全构成影响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耕地是可替代因素，而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和技术，而不是耕地。除了生产环节，对于粮食需求，指出现行粮食支出比重在不断下降，并论证了其它相关因素，用来影响粮食安全，成功率极低。对于粮食供求问题，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和考虑：市场与规制，及国际贸易。在上篇的最后部分，引出了当今中国的重点、难点问题：农民权利的保障的困惑。指出现行的土地政策导致的意想不到的几个后果。而在下篇中就是课题主报告的说明，比课题主报告更让人易懂。

　　图一：研究报告逻辑框架图 


   

　　（来源：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143页。）

　　（二）点睛之笔：

　　茅于轼、赵 农两位先生所著的《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的观点及论证给笔者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方面，在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1、思维错误还是有意为之？

　　如果没有读本书，在一般人的惯常想法中，粮食安全最紧要的因素就是耕地问题，有耕地才能有粮食安全。而本书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这样，详见下图： 


   

　　（来源：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141页。）

　　从上图来看，我们粮食安全，涉及的相关因素很多，而耕地只是其中之一。这就是要使我们反思这种惯常思维来自于何，常识判断，还是想当然，还是某些人有意为之？如果是常识判断，那么这种常识是从哪里来的，历史记忆、所受教育，还是其它？如果是有意为之，那么为什么会有意为之，又是什么人有意为之呢？

　　2、“18亿亩耕地红线”背后的利益博弈：政策目标的“迷失”

　　如果是有意为之，那么接下来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宣传及相关政策规定的拥护。“18亿亩耕地红线”出台的背景是面对地方政府疯狂的圈地行为，中央政府为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的基本权利提出了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口号。“耕地红线”的提出名曰保护粮食安全，其实是为了更加严格地保护耕地资源免受地方政府的过度侵占，以防止不能被工业化所吸纳的大量失地农民变为赤贫或流民而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4]但由于“耕地红线”政策的实质只是用新的管制计划纠正原有管制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其本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耕地保护问题依然严峻。[5]从“18亿亩耕地红线”背后的政策含义来看，政府对土地实行严格管制是其重要的形式，而政策的后果则是管制制度为政府低价侵占农民耕地提供了便利。目前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民不可以私自改变土地的用途，但政府可以。[6]而由说农地转用前后存在巨大的价值差异，因此围绕农地转用和征地补偿，中央和地方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目标冲突，进行着广泛的利益争夺。针对征地势头愈演愈烈、各方利益冲突日益严重，中央推出各种管控措施，希望能够化解矛盾。“18亿亩耕地红线”政策就是诸多政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7]但由于中央与地方政策目标不一致将导致中央的政策意图难以实现。[8]同时，从实现土地政策目标的手段来看，中央政府又不及地方政府。[9]因此，在土地政策的博弈中，中央政府斗不过地主政府，其土地政策目标往往落空，而地方政府的土地政策目标通常都能实现，除非倒霉碰在枪口上。[10]而这也侧面证成了为什么近几年征地拆迁发生的相关事件越来越多，越演越烈。并且在中央媒体话语和地方政府实际作为间出现了极为有意思的对立情况，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同时最后一个大家都能感受到的后果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中的“耕地”发生了变化，从好的耕地变为更多不好的耕地。[11]这种计划管制出了毛病，又进一步通过计划管制加以纠正。可谓“因为管制，所以管制”！[12] 而这在作者看来，归根到底，这是计划经济的遗存。[13]于是，得出结论：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当然要靠市场。

　　（三）商榷与借鉴

　　1、本书是从经济学研究角度综合研究了相关成果，本质上，本书关注的问题是描述性问题，经济学研究方法，也沿袭了其传统特征：在描述性分析中，我们假定行为人是理性的。[14]但问题就在于行为人是理性的这一点。本书尽可能保证了相关资料的客观真实性，尽可能使用一切可信的数据以作分析。也尽可能把与粮食安全问题相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但我们读完后，仍存在一些困惑，除了书中提供的因素，是不是还存在其它相关因素，而因为无论实证分析，而没有纳入考虑。比如作为个人的偏好，虽然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已有一些年份，然对于齐美尔视野中的大都会，诸如北京、上海、广州，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呆在这样的大都会中，更进一步说，就是每个人都有其偏好，虽然可能被劝服，但是不是有些人只愿意生活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虽然其可能被成为“城市人”。同时，中国人心中一直存在强烈的“末世论”倾向，最典型的中国不断革命的历史传统，在现代社会，则表现为比较急躁，想“毕其功于一役”，而没有长久作战的打算。这是从人的内在来说，人的“偏见”被忽视，人们似乎也并不是绝对理性的。

　　2、从外部环境来说，当今世界，面临突如其来的日本大地震、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泄漏和辐射所引起的跨国恐慌，把自然危险与人为风险反复又叠加和放大，把全球化时代城市社会的脆弱性以高清画面呈现在人类面前，对思想、实践以及结构都将产生深远影响。[15]人类已然面临一个风险社会[16]，并且这个现代风险的特征是内生的，不是外加的，是人为的，是我们自己在做决策的时候，在做行为选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自己给自己制造的。[17]身处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我们无法再以绝对性、统一性、可计测性为前提来构想生活空间的秩序。[18]而人们必须面对此种风险社会，面对风险这个对不情愿事实引起的不情愿结果的预期。[19]而作为几十年前不远的饥荒记忆，[20]及面对这个充满不确定的社会，很多在城市务工，并没有融入城市的人民则把农村所留有的的面积不大的土地作为不确定社会的最后所能掌握的东西，虽然可能会要求承担一些费用，很多人仍愿意。在这种模糊性观念存在下，人们从个人自身来说，做出的选择就是仍保留耕地使用权。而稍加变化，这就成为了我们政府的政策形成的一个来源：人民的要求。除了理清逻辑思维外，在这方面是否应给予足够的反思。而在这方面，法社会学理应作出更大的贡献。[21]

　　（四）结语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本书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蛋糕”已经做大的情况下，如何保有大“蛋糕”，以及如何更有效率地分“蛋糕”将成为以后研究的一大趋势，而这也是作者关注的逻辑起点，这是需要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引用重视的方面。

　　尽管可能存在相关缺陷，但茅于轼、赵 农两位先生著成的《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无疑是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问题领域内值得信任的重要成果之一，值得我们重视、参考及借鉴。




【作者简介】
邓云成，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注释】
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崔玲编辑，没有她的催促，完成此拙文，还“遥遥无期”中。
[1] 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前言第1页。
[2] 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前言第3页。
[3] 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前言第3页。
[4] 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117页。
[5] 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118页。
[6] 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118页。
[7] 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118-119页。当然，现在可能的另一可能短期有效的政策就是房价高低跟地方一把手的政绩考核直接相关，考核不合格，则直接离职。
[8] 具体哪些不一致，参见：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119页。
[9] 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119页。
[10] 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119页。
[11] 参见：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120-21页。
[12] 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前言第3页。
[13] 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前言第3页。
[14] （美）斯蒂文·萨维尔 著，柯庆华 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4页。
[15] 季卫东 主编，《交大法学》第2卷第1期，卷首语第1页。
[16] 关于“风险社会”定义，可参见：贝克的《风险社会》及《世界风险社会》等著作。
[17] 李学尧 整理：高科技、全球化与制度风险：风险社会中的法律变迁——徐显明教授访谈录，载季卫东 主编，《交大法学》第2卷第1期，第2页。
[18] 季卫东，风险社会与法学范式的转换，载载季卫东 主编，《交大法学》第2卷第1期，第10页。
[19]季卫东，风险社会与法学范式的转换，载载季卫东 主编，《交大法学》第2卷第1期，第10页脚注内容。
[20] 关于饥荒历史及相关原因分析，参见：茅于轼、赵农，《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5-42页。
[21] 参见：//www.socio-legal.sjtu.edu.cn/Pages/Article.aspx?lm=010104&pg=0， 访问时间：2011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