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被告人晏某于2003年下半年起被上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聘为协警员，其工作职责是发现和搜集各类违法犯罪线索，协助刑警值班备勤，看守违法犯罪嫌疑人。

2009年9月间，晏某找到熟人凌某，要其做他的内线，帮助提供犯罪线索，并许诺给予一定的报酬。被告人凌某又邀赵某一起做晏某的内线。2009年9月16日上午，被告凌某发现被害人况某从该县锦江镇胜利路一按摩店出来，神色慌张，于是打电话通知晏某和赵某。随后，在该县敖阳镇五马村附近一偏僻处，凌某和随后赶到的晏某、赵某将况某拦下。晏某自称是公安局的，并出示了工作证。三被告人以况某嫖娼要带其到公安局去为由，敲诈况某3000元，未出具罚款收据。赃款被赵某丢失。9月17日，三人又以相同手法敲诈被害人杨某3000元并进行私分。

案发后，上高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晏某、凌某、赵某犯滥用职权罪向上高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上高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晏某、凌某、赵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抓嫖娼为借口，采用威吓的手段，索得被害人人民币6000元，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应认定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的罪名不妥，不予支持。鉴于三被告人有投案自首、退回全部赃款等情节，法院一审判决晏某、凌某、赵某犯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管制一年、一年、十个月。

【分析】

本案的事实比较清楚，焦点问题在于三被告人的行为的定性问题，检察机关认定滥用职权罪是否恰当？究竟是构成滥用职权罪还是敲诈勒索罪？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晏某系受聘的公安协警员，其职权范围是发现和搜集各类违法犯罪线索，协助刑警值班备勤，看守违法犯罪嫌疑人。晏某超越自身职责范围，以公安人员的身份抓嫖罚款，是滥用职权，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凌某、赵某是共同犯罪的从犯。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晏某、凌某、赵某相约，利用晏某公安协警员的身份，以抓嫖娼为由，通过威胁、要挟，强行索要他人钱财，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构成敲诈勒索罪。

【评析】

笔者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应该构成敲诈勒索罪，而不是滥用职权罪。理由是：

1、滥用职权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擅自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和处理的事项或者不正当行使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敲诈勒索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纵观晏某三被告人的犯罪过程，可以明显看出，三被告犯罪的目的很明确，即通过要挟、威吓被害人，获取被害人钱财，并非因为滥用职权给被害人造成损失。

2、滥用职权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会发生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敲诈勒索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本案中，晏某等三被告很明显具有强索被害人财物的目的，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3、滥用职权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即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机关的某项具体工作遭到破坏，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危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敲诈勒索罪侵犯的客体不仅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还危及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本案中，晏某等三被告虽然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求，但晏某私自邀请凌某、赵某一起抓嫖的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并不是正常的执法行为，不能认为是滥用职权造成后果。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晏某等三被告互相勾结，以公安干警抓嫖娼的名义罚款私分，目的明确，分工细致，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特征，应该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上高县人民法院改变上高县人民检察院的案件定性是正确的，考虑到被告人投案自首和全额退赃等情节，上高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恰当的。



作者：上高县人民法院 邹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