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权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人权的内容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还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不仅包括个体人权，还包括集体人权。西方国家则认为，人权只是个人权利，并且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至为重要。西方国家则认为，生存权是“用吃饱穿暖取代人权”：“发展权”只是一种“机会”，而不是一项人权。

　　关于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人权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普遍性必须与特殊性相结合；对不同社会条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人权的要求、性质和内容也不同。西方国家则片面强调人权的普遍性，注重人权的“统一标准”并将其绝对化。他们否定人权的特殊性，认为国际上应有统一的人权模式，甚至鼓吹只有建立和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才是实现人权的唯一途径。

　　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国家主权与人权并不矛盾，它是一国人民享有人权的前提；没有主权或主权遭受践踏，就谈不上人权。西方国家则认为，人权已经代替传统的主权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石”，强调主权就是威胁人权，要保护人权就必须限制国家主权，极力宣扬“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为了维护人权可以对他国进行“人道主义干预”。

　　在国际人权领域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各国应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话与合作，求同存异；反对对抗，反对将人权概念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反对人权问题上的歧视，反对双重标准，反对强加于人。西方国家则认为，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领域，一个或几个国家可以对世界上其他“侵犯人权”的国家施压或进行干涉。

　　在人权与和平、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是促进人权的前提条件；只有和平得到维护，发展得以实现，人权才能得到切实改善。西方国家则认为，人权也是时代主题，没有人权，就没有和平与发展。

　　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实质上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利益要求和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