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需要什么样的职业素养？首先具备的当然是法律专业知识。不管是处在哪个诉讼环节，从事怎样的执法办案工作，都必须掌握丰富的法学专门知识，谙熟各种法律法规，能准确运用法律知识处断各种矛盾纠纷。但是，如果一个法律人仅具有这些技能还远远不够，具备这些只能做“工”，只是一个“匠”。
法律人最需要的是内心的良知，是精神修养中对真善美的体悟、累积和修持，把维护真善美作为做事的第一标准和做人的最高境界，心怀崇敬、孜孜追求。法律是仁者之术，司法机关不是自动售货机，执法者不是办案机器，法律人必须是真善美的使者，把公平、正义送给每一个人，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真善美，内心充满正义，使自己的头顶有一轮道德光环，让民众从执法者身上看到法律的光辉。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在自传中写道：有三个简单而强烈的热情决定了我的一生：对爱的需求，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人类苦难难以承受的同情。对人类苦难难以承受的同情，出自人类的良知；对社会弱势的心理倾斜和权利保护，是追求幸福的社会固守的良心。
许多法律人并不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他们有系统的法学教育、多年的实践训练和长期的环境熏陶，处理一般纷争不会有太多技术上的障碍。但是，有不少法律人欠缺对真善美的坚守和执著追求，他们虽然诉讼技巧娴熟，像流水线上的熟练工一样制造出合格产品。但是，他们的产品是冷冰冰的，缺乏人性温暖，不能以最熨帖的方法抚平创伤，无法让人对一份凝结情愫的裁判文书怦然心动。实践证明，即使法律技巧弱一些，但只要心中充满正义，谦卑地对待真善美，把道德、良知渗透进骨子里，正义就会像泉水一样持久地渗出来。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指出：“法律是一个目的性的事业，其成功依赖于行为人的精神、洞见、智慧和法律实践者的良心。”在每个社会维护自由、促进平等、保障人权和实现正义的法律事业里，良知与法治志同道合、并肩而行。
法律人需要技巧，但不能迷恋技巧。即使技巧不足，只要心中充满良知、坚守真善美，就完全可以弥补；反之，虽然技巧娴熟、手段老到，但心中充斥假恶丑，将会制造出更大祸害。
有学者认为，法院是实现正义的地方，正义是司法官的价值追求，良知守卫人类伦理和职业道德的底线，荣誉饱满持久向上的精神境界，良知和荣誉实际上是法律职业人正义品格的基本保障。那些为法治、宪政、人权和社会正义热爱荣誉和坚守良知的法律人常常被称颂为“国家的良心”。例如，1954年旨在消除种族隔离的布朗案判决公布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获得了社会的最高评价：大法官们所做的，恰好说明他们充当了美国这个国家的良心。又如，“水门事件”中的法律人理查森和考克斯以及“人民的辩护律师”著称的路易斯·布兰代斯在美国都享有“国家的良心”的崇高声誉。
法律人对真善美的修持，许多法学大家所见略同，他们著作中最耀眼、最能打动人的往往并不是其法学观点，而是对法律人道德境界和品格修养的谆谆之言。
如我国著名法学家吴经熊指出：“法律的最高理想是正义，正义以真为基础，以善为目的，以美为本质。必须用自己的智慧和审判眼光去仔细衡量，然后才可求得理想的公平。”史尚宽先生指出：“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重要。”台湾当代学者林东茂教授不无忧虑地告诫法律人：“不要习得争斗而忘记悲悯”，指出“法的评价与美的审查，都在作价值判断，两者虽然在不同的方向走自己价值判断的路，但终极的目标都在创造喜悦，都有诗的感觉。”
大陆著名刑法学教授储怀植曾专门对法律人的真善美撰文论述，指出：“‘真’要求刑法适用解释应符合特定时空背景的真实情况；‘善’要求刑法适用解释妥善与否要看能否体现法律的生命———‘公正’；‘美’要求刑法适用要取得美好结局，还需要考虑量刑公正的诸多要素。”张明楷教授也论到：“正义是制定法的基本价值，是立法者的目标；与真善美一样，正义是绝对价值，以其自身为基础，而不是派生于更高的价值。”
大师之论，谆谆之言，如同醍醐灌顶。只有心中对公正永怀谦卑，自觉而坚定地护持个人的良知，让真善美充盈内心，才能在裁断纠纷的过程中带来喜悦和诗一样的感觉，实现正义的绝对价值，也许这才是法律职业的最高境界。
正如越是真理越是朴素一样，其实每个法律人都可以修持好自己职业中的真善美：胸襟坦荡、毫无私心地追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孜孜不倦、永不放弃地探求公正，这就是真；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生命，对所有的弱者心存怜悯、充满爱心，如果受损者的权益在自己手中没有得到保护就会寝食不安，这就是善；把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作艺术创作的过程，融入真情、灵感，最后像艺术家欣赏个人作品一样欣赏自己办理的案件，这就是美。真善美并不苛责，也不遥远，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正如奥勒留所说的：“善的源泉就在内心，只要挖掘，它将汩汩涌出。”
姚宏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