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10号文”之后，北京市和一些外地城市于日前又陆续推出了具有各地特色的，有的甚至更严于国务院“10号文”的房产新政。对于这一系列房产新政，除很少数的人表示异议或质疑外，舆论大多表示拥护。

　　如何看待近几年房价上涨离谱现象?

　　这两年房价涨得太离谱，不仅普通百姓买不起，就连有的市长、局长亦表示，自己十多年的工资都买不起房子。有人问我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分三个层次考察:其一，吃、住、行属于公民生存权的范畴。生存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最基础的人权。传统宪政理论认为，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天赋人权”。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天赋人权”，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人权中的重要位置。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观同样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并以之为核心。就住房而言，其既是维系公民个人生命、生存、生活的必需品，亦是保障其自由和追求幸福的重要条件。

　　其二，政府有保障公民住房权的义务和责任。人民之所以要建立政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讲，就是要通过公权力提供单个的个人难以提供和获取的“公共物品”。当然，住房并非都是“公共物品”，但居住权的保障则无疑属于“公共物品”。当政府所辖行政区域内的个人因为房价太贵或其他原因买不起、租不起房子时，政府则有义务和责任通过“新政”，依法调控房价或采取其他措施保障公民“住有所居”，使其住房权得以实现。否则，政府的存在就可能发生正当性危机。

　　其三，房价暴涨由各方面的原因和各种因素促成，政府调控房价也应有各种不同的手段、不同的途径和通过不同的政策因应。市场调节和行政干预都是必要的选项。在进行市场调节时，不应忽视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不能忽视打击、排除不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而在进行行政干预时，更不应忽视市场的天然调节作用，市场竞争对保障公正、公平和防止腐败的作用。前一阶段房价暴涨不能完全归责于市场竞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种非市场因素——如某些地方领导过分依赖房地产拉动GDP、某些腐败官员和不良开发商勾结以不正当手段拉高地价和房价、某些炒房客利用房贷政策和其他政策的空子炒房抬高房价等——影响和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竞争。

　　政府应如何保障公民的住房权?

　　有人问我怎么看待北京和部分外地城市的“蚁族”现象，政府应如何保障公民的住房权?

　　我认为，公民的住房权称“居住权”也许更妥，“居住权”是指公民“住有所居”的权利，就是说，每个公民都应有一定的居所栖身，在这个栖身之所，他能睡觉、休息、静思和生儿育女，而不论这个栖身之所的住房是他自己购买的，还是租用的，或是政府或非组织以社会救济形式无偿提供给他的。住房权绝不等于住房所有权。有人误解，住房权是每个公民买房和买得起房的权利。这种权利其实在世界上哪个国家(至少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存在的。我去过一些国家，发现很多出身中产阶层的人都是租房住，大学生和大学刚刚毕业的人更是如此。租房其实有很多好处，比如便于人才流动、便于公民迁徙自由、随时更换生活环境，等等。所以，我国政府应通过多种途径保障公民，特别是出身中产阶层的人的居住权。除了适当增建限价房、经济适用房以外，应该以更多的物力、财力建设廉租房，鼓励公民更多、更愿意租房而不是买房。此外，对于某些确实既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人，政府还应兴建一些救济性住房，无偿提供给这些极端困难的公民居住，以保障每个公民居住权的真正实现。

　　当然，公民无论是通过购买，还是承租，或者是通过申请政府或非组织救济，其所获得的住房都应该达到一定的面积和一定的质量标准。这种标准应根据一个普通人睡觉、休息、静思和生儿育女的最低生活需要和各地经济、财政的最大承受能力确定，并根据各地经济、财政的发展情况而适时调整。如果公民住房标准低于一个普通人基本生活需要的最低标准，如像目前北京和一些外地城市“蚁族”的居住情况那样，则不能认为政府已履行或履行好了其保障公民居住权的义务和责任。

　　“保障公民居住权”可否入宪?

　　今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和专家建议，应当把“保障居民住房权”入宪。对此，也有人征求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公民的宪法权利(基本权利)是随社会的进步和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早期西方国家的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限于生命、自由、财产权和选举、被选举权、平等权、集会、结社、游行等政治权利。而现代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其新修订的宪法越来越多地将公民各种经济、社会和福利权(如劳动权、受教育权、退休、休假、失业救济权等各种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的权利)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因此，在我国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将保障公民居住权，即人大代表和专家建议所称的“住房权”入宪是适当并且可行的。

　　除了居住权以外，我认为，目前我国还迫切需要将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入宪。这些权利与公民居住权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而且，这些权利也是公民居住权的保障，公民没有这些权利，其居住权也很难完全实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姜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