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规定，刑诉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
(本文来源：上海房地产法律网 www.legalabc.com)
当河南商丘的赵作海作为“佘祥林第二”再次轰动全国媒体后不久，也就是2010年5月30日，两高、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文，出台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剑指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一时间，业界一片欣欣然。
不可否认，规则的细化的确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两个规定抱有太高的期望（已经公布第三天了，网上还没看到两个规定的全文，难道真的是“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首先，这两个规定实际上是几个部门给自己定规矩，规范自己的行为，历史证明，自我批评是很难深刻的，自我约束是不会彻底的，自觉性是靠不住的。至今没有看到全文，不敢说两个规定很完善。其次，退一步讲，即使两个规定内容堪称完美，是否真的能够执行下去呢？现实中有法不依的现象并不少见，每次针对高房价出台的政策似乎都很严厉，可现实就是房价在调控中飞涨，而每次出现重大的冤案，总会有领导严厉的要求各部门严格依法办案，可结果呢，总会产生新的冤案（这里的冤案仅仅指错的离谱的错案）。说到底，还是利益使然。
有人说，公安机关的预审和检察院的提审应当全程录像，也也有人说，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审讯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律师在场。但事实上，以上恐怕都不是问题的根源。只要“命案必破”的观念还主导者公安机关的领导们，只要看守所没有独立性、公检法三家的实际权力分配格局不打破，刑讯逼供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看守所只要还是属于公安部门，那么看守所与办案警察就是一家人，他们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要全程录像吗？需要的时候就打开，不需要的时候就关上呗。律师要在场吗？案件涉密，律师不能在场（或者更有创意的理由）。总之，一定会有办法规避法律的。拥有最终裁量权的法院本应是公检法三家中最有话语权的，但事实上却是最弱的部门。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原本就疑点重重，可是这样的案件在政法委的协调下硬是判下来了。现实中各地的政法委书记往往是公安局局长兼任。很显然，案件怎么判，不是法官来决定，而是政法委也就是公安来决定。而最终，主审的法官还是要被停职以平民愤的。赵作海被白白关了十一年，当时的办案民警已被刑拘，法官被停职，这场闹剧中，到底谁是受益者呢？
（本文作者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煜琰律师，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