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
发布日期：2004-04-30 文章来源： 互联网
摘要：最惠国待遇原则与国民待遇原则是WTO中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我国已经成为WTO的正式成员方，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两个原则是我国在WTO中维护我国的权利履行我国的义务的重要条件。本文论述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的历史渊源和定义，比较了两原则的区别联系，论述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以及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领域的适用及其例外等，分析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在我国的适用情况，探讨实现我国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实践与WTO体制下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的协调，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 最惠国待遇原则
（一） 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定义
1.最惠国待遇的历史渊源
最惠国待遇原则中“最惠国”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7世纪。但是，最惠国义务可以追溯到11世纪。当时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各城邦、法国、西班牙城市的商人，在外国经商时开始想独占当地的市场而挤走竞争对手，一旦不能达到目的便寻求在该国市场上获取同等进入和竞争的机会。为此，西北非阿拉伯王子们一度发布命令给予他们与捷足先登的威尼斯、比萨等城邦以同样的特许权，12世纪威尼斯也向拜占庭当局要求享有与热那亚、比萨的商人同等的权力。15世纪和16世纪商业的发展迫切要求在贸易关系中订立具有最惠国型的贸易条约，但大多数类似的有最惠国性质的贸易条约是强国迫使弱国单方面给予的或订立的结果。
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商业关系的发展，由此导致了政治条约与通商条约的分立，开始出现一些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做法。在1713年英国与法国《乌特勒支通商条约》中规定：一方保证，应将它给第三国在通商与航运方面的好处同样给予另一方。1778年美国在自己对外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包括了一项“有条件的”最惠国条款（与法国签订）。19世纪这类条约在欧洲各国流行，但都是通行的“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模式，即以受惠国作出与第三国承诺相当的承诺为条件。这种有条件以互惠为基础的最惠国原则在1860年发生了实质性的突破，1860年英法通商条约的签订，使现代意义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才真正诞生。 在随后的贸易关系中，虽几经波折，也曾出现过有条件最惠国原则的情况。但由英法通商条约所体现的自由贸易基础的“相互给予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也成了现代国际贸易中最惠国原则本身内涵的重要特征，“最惠国待遇条款是现代通商条约的柱石”成了各国贸易关系的一句名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受到严重挑战。各国普遍倡导和实行以高关税为主要特征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纷纷对贸易加以限制；而30年代的大危机更是使保护主义泛滥。甚至连一直在全球范围奉行自由贸易的英国也放弃了无条件的最惠国原则而实行大英帝国特惠制度。尽管如此，在1920——1940年向全球范围所签署的含有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共600多个。第二次大战后，关贸总协定在世界范围内把最惠国待遇原则纳入多边贸易体制之中，使最惠国待遇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重要基石，实现历史性的新突破。
2.最惠国待遇原则的概念
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国际经贸条约中一项传统的法律原则。最惠国待遇是指一国在贸易、航海、关税、国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给予另一国的优惠待遇不得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待遇。该项待遇的给予通常是通过签订双边贸易条约并在其中订入最惠国待遇条款得以进行。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为受惠国，给与最惠国待遇的国家为给惠国。
在国际经贸实践中，缔约国相互给予的这种待遇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它是指缔约国一方现时或将来给予缔约另一方的任何优惠待遇应立即无偿地给予缔约第三方；二是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它是指缔约方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以对方给予为条件补偿。如当某一缔约方甲给另一缔约方乙提供了一种贸易上的更为优惠的待遇时，其他任何第三方若想要享受甲国给予乙国的这种优惠，则必须向甲提供相应的优惠作为补偿。因此，凡以索取相应的贸易优惠作为条件，将其给予另一国的贸易优惠给予其他任何第三国的，该国实施的便是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
WTO体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不同于双边贸易条约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条款。首先它确认的是一种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即确保WTO的一方成员给另一方成员的任何贸易优惠都立即无条件地提供给予所有其他成员，从而使最惠国待遇多边化；其次，WTO的所有成员在国际贸易的各个方面享有的是同等的待遇，确保了所有成员在同一水平上进行公平的贸易竞争；第三，它扩展适用于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方面。WTO体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规定于GATT文本的第1条中，其中表述“……每一成员对来自或运往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其他成员的相同产品”。所谓“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是指WTO的成员在出口商品的供应或进口商品的市场准入方面提供有利的条件。
（二） 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
1.GATT1994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
根据GATT文本第1条和第3条的有关规定，各成员在以下范围内适用最惠国待遇：（1）在对输出或输入、有关输出或输入及输出入货物的国际支付转帐所征收的关税和费用方面；（2）在征收上述关税和费用的方法方面；（3）在输出或输入的规章手续方面；（4）在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费用方面；（5）在关于产品的国内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条例的规定方面。从这一适用范围看，显然比双边经贸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少。但WTO体制的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却由原定范围扩大适用到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方面。
2.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条第1款规定，有关本协议的任何措施方面，每一成员给于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和无条件地不低于它给于任何其他成员相同服务与服务提供者的待遇。服务贸易总协定最惠国待遇与GATT1994及其多边货物贸易协定最惠国待遇的区别是：前者不仅适用于服务产品而且使用与服务产品的提供者，而后者只适用于来源于其他成员方产品而不是用于产品的提供者。
3.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关于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体现于第4条，即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任何成员对另一成员国民所给鱼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应无条件地给与其他成员的国民。
4.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规定，为了实现GATT第3条及第11条规定的目标，任何成员都不得维持或采取歧视进口产品的投资措施，也不得维持或采取限制产品进出口数量的投资措施。
显然，以上货物买卖5个方面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我国各地区对外资外企的待遇方面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在税收及其他费用方面，在对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及经营要求和措施方面，如当地股权要求、许可证要求、制造要求、国内销售要求、当地成份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出口实绩要求、进口替代要求等，在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③方面，我国部分地区并不适用最惠国待遇，而且地区间的差别也比较大。
（三）最惠国待遇原则适用的例外
尽管WTO体制规定了一成员必须主动给与其他成员无条件的多边最惠国待遇，但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背离最惠国待遇原则。因此，掌握各种里外是我们运用最惠国待遇的重要前提。
1.最惠国待遇原则在货物贸易领域的例外和实行例外的条件
关贸总协定第1条第2、3、4款规定了关于最惠国待遇的例外和实行里外的条件：
（1）关贸总协定规定的一成员为保障、植物及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或一些特定目的对进出口采取的所有措施（2）国家安全的例外。当一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可以不履行最惠国待遇的义务。
（3）特定成员方之间不适用。其条件是：①两个缔约方间没有进行关税谈判；②缔约方的任何一方在另一方成为缔约方时不同意对它实施本协定或本协定的第二条所规定的优惠。第35条第2款还规定，经任何缔约方提出请求，缔约方全体可以检查在特定情况下本条规定的执行情况，并提出适当建议。例如，建议两个成员方进行关税减让谈判，达成协定实行后实行最惠国待遇。
（4）对发展中国家的单方面优惠安排。例如发达国家给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及半成品以更加优惠的差别关税待遇；在非关税措施方面给与发展中国家更为优惠的差别待遇；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的特殊优惠。发达国家单方面承诺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实行免税进入市场的单方贸易优惠，成为非互惠安排。根据关贸总协定和东京回合1979年11月28日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全体大会的决定，这种单方面优惠有：普惠制，发达国家允许来自所有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工业品和部分农产品适用更优惠的税率和免税税率；洛美协定，欧盟成员国允许来自一些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及亚太地区的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货物免税进入欧盟市场；加勒比海盆地安排，美国允许免税进口来自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货物。
（5）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及边境贸易。允许少数国家享受的待遇可不给与其他WTO成员：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的待遇可不给与其他非该组织的WTO成员；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零关税待遇可以不给与美国、加拿大等。这一里外的意义时，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成员之间可以适用更低或者免税的优惠，可以不扩展到WTO的其他成员。关贸总协定第2条对此作了肯定：“各缔约方认为，通过自愿签订协定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一体化，以扩大贸易自由化是有好处的。”该条第5款规定：“本协定的各项规定，不得阻止各缔约方在其领土之间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为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需要采用某种临时协定。”关贸总协定还规定了实行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条件：（1）在区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取消了关税和其它贸易限制；（2）同盟不应导致对其他成员实施新的贸易壁垒，对同盟外的缔约国家的贸易实施同样关税税率。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在港正式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就是这一例外的体现。
（6）关贸总协定允许采取的其他措施，主要包括反补贴、反倾销及在争端解决机制下授权的报复措施。
（7）多边贸易协定（政府采购协定、民用航空器协定）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对于不加入该种协定的成员没有约束力。
2.最惠国待遇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例外和执行例外的条件
《服务贸易总协定》同时规定了关于最惠国待遇的例外的豁免安排，允许成员放在特定条件下维持某些与最惠国待遇原则不一致的管理措施，不受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管辖和约束。协定规定了两种合法的豁免，一是第2条第3款规定的过境服务贸易，限于当地生产和消费的服务贸易；二是第2条第2款规定的成员方自行列入《免除第2条义务附件》的措施。附件提出的程序性条件，即原始成员方可在协定生效之前一次性提出自己的豁免清单；协定生效后的任何豁免都必须有3/4以上的WTO成员同意；豁免的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10年，并且可由将来举行的多边贸易谈判予以变更；服务贸易理事会成员对超过5年的豁免将进行定期审查。
最惠国待遇里外和豁免的存在根据，首先是达成总协定是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希望使最惠国待遇原则得到普遍接受所需要的妥协，其次是拒绝非互惠的挤入。
3.最惠国待遇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的例外和实行例外的条件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4条规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某一成员提供给其他成员国民的任何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均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与全体其他成员国的国民。但一成员国提供其他成员国民的任何下述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不在其列：
①有一般性的司法协助及法律实施的国际协定或协议引申出的，并且不是专门为保护知识产权制定的有关措施；
②。按《保护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或罗马公约规定的按互惠待遇提供的待遇；
③。《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没有规定的表演权、录音制品制作者权及广播组织权；
④。在WTO成立前已经生效的知识产权的国际协议中已经规定的，且将这些协议对其他成员国的国民不构成随意或不公平的歧视即可。
此外，协定第5条还规定了一项关于不歧视原则的例外，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下缔结的没有纳入本协定的其他关于知识产权的多边协定所产生的优惠好处，不适用于本协定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和最护国待遇。
（四）WTO体制下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
（一） 内容的确定性。WTO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具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在GATT1947中，它适用于货物贸易的输出入，与输出入有关的国际收支转帐；关税和费用及其征收方法；输出入手续方面以及内地税和内地规章的适用方面。《WTO协定》将此适用范围扩大到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在这些协定中最惠国条款的适用也是明确限制在各协议的适用范围之内的。因此，WTO体系中的最惠国待遇不是以抽象的原则，而是有明确的具体内容的、可执行的原则。
（二） 多边性。和传统的建立在双边贸易协定基础上的最惠国条款相比，GATT1994将双边协定的最惠国待遇作了重大发展，使之成为多边的最惠国待遇，使得所有的缔约方处于既享受一国优惠同时又向其他缔约方提供优惠的同等待遇。最惠国待遇在缔约方之间起了统一和平衡的作用。不但省去了缔约方之间进行双边摊旁的必要性，也克服了双边谈判不可避免的互惠性和局限性。
（三） 无条件性。GATT1994最惠国待遇的原则的适用是无条件的，其含义是旨在WTO内部一成员与另一成员之间达成的任何优惠安排自动地适用于其他成员。但不包括在确立多边最惠国待遇关系时，以及在给惠时多边贸易规则允许的附加的条件。
（四） 制度化。WTO体系的最惠国待遇以成员之间谈判达成的关税减让表或所作的承诺为依据，在有关规则的约束范围内实施，不但有明确的标准和操作程序要求，而且规定有明确的时间表。与各协议相配套的委员会及WTO相应的各机构负责监督和执行，比较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迅速、高效地化解争端，从制度上保证WTO最惠国待遇原则及其里外得到贯彻执行。
（五）最惠国待遇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本意义是通过相互间承担给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义务，为所有其他成员的相同产品和服务在任一成员国的国内市场上公平竞争提供了保障，也为任一成员国相同产品和服务在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上面临最充分的竞争提供了约束，对任一成员作出的任一单方面让步，都将变成对全体成员的普遍义务。因此，我们在作出任一关税减让或市场开放等优惠的承诺时，必须从WTO全体成员的整体角度来全面考虑，而不能仅仅考虑满足某一成员的某种特殊要求，否则就是对最惠国待遇的直接违反，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国际贸易争端，甚至遭受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制裁。
目前，我国最惠国待遇的基本形式是双边互惠无条件的，它通过双边协议中的最惠国条款给予规定，这些条款主要适用于外国人在华投资和贸易等经济领域以及航运方面。在投资方面，我国与外国签订的70多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缔约双方给予对方在其境内的投资者在投资与投资有关的活动中的最惠国待遇以及由于战争和革命造成的损失的补偿等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在贸易与航运方面，我国与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美国、泰国、马来西亚、巴西以及国家签订了百余个通商、航海条约、贸易协定以及贸易和支付协定或议定书，这些条约、协定或议定书中均载有最惠国条款。
我国加入WTO后，在GATT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保障下，我国的对外货物贸易将在更广阔与更公平的空间内展开。而GATS的最惠国待遇如果严格按照无条件方式贯彻实施，也将给我国的某些优势服务产业，诸如劳务输出、旅游业、娱乐业等不受歧视地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服务业投资市场创造机会。当然，我们应当看到GATS确立的是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其基本理由在与避免“不公平的免费搭车”现象，即如果实施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许多发展中国家就能在不对等开放服务市场和对等提供较高服务业贸易和投资的待遇下，自动享受发达国家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和服务贸易及投资待遇。由于GATS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将最惠国待遇与各国关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结合起来，使各国具体承诺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构成最惠国待遇的具体内容。因此，对于我国国内相对落后的服务业投资者来说，也是机遇，由于则是不会失去国家的保护，是落后的服务业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调整，以适应全球竞争的需要。
二 国民待遇原则
（一） 国民待遇原则的定义
1.国民待遇原则的历史渊源
在资本主义时期，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此时，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不仅要求在一国境内通商自由，而且也要求通商的国际自由。因而，资产阶级要求打 破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力求改变外国人的无权地位，使其与一国国内的自然人、法人享有的权利无多大差异。为此，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1条 中宣称要实现“人类……在权利上是平等的”。随后，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卷第一编第11条中规定“外国人在法国享有与其本国根据条约给予法国人的同样 的民事权利”。它明确规定对外国人民事权利方面实行相互平等待遇原则，亦即所谓“国民待遇原则”。《法国民法典》对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卢森堡、奥地利、挪威、瑞典等国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国家的民法典和阿根廷的宪法均规定了类似的“国民待遇原则”。因此，国民待遇原则逐渐成为国际司法中公认的准则之一。
2.国民待遇原则的概念
国民待遇是国际上关于外国人待遇的最重要的制度之一 其基本涵义是指一国以对待本国国民之同样方式对待外国国民，即外国人与本国人享有同等的待遇。传统的国民待遇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仅局限在民事领域，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其内容逐渐延伸到国际投资领域，并成为该领域普遍遵守的基本法则。作为对外国投资的待遇，国民待遇是指主权国家在条约或互惠的基础上，一国给予外国国民或法人在投资财产、投资活动及有关司法行政救济方面等同于或不低于本国国民或法人的待遇。国民待遇原则一般通过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来体现，由于该原则的适用，直接关系到东道国本身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因此不同的国家会采取不同的对策。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既是资本输出国又是输入国，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往往主张投资者平等竞争，普遍采取国民待遇原则。而发展中国家一般对国民待遇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更注重对外资采取政策和法律引导解释对国民待遇采取诸多限制。由于各方利益难以协调，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一项国际法上的普遍原则一直难以得到广泛适用。直至1994年，世贸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两项协议，国民待遇原则才第一次以国际多边条约的形式引入国际投资领域。
国民待遇是对国民以一种平等的待遇，它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是平等竞争的基础。 国民待遇原则在互惠原则的前提下逐步适用于某些经济贸易领域，这不仅体现在有关国家之间签定的双边条约或贸易协定中，更由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尤其是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有关文件中，如《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都规定了各缔约国之间应在互惠前提下遵守国民待遇原则。而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三个主要协议中都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即GATT第3条、《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7条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条。WTO国民待遇的基本含义是外国人在法律地位、诉讼程序以及投资等方面享有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从而消除给予外国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方面的岐视性待遇。
（二）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
1.GATT1994关于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
GATT体制的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较小，仅适用于货物贸易，更具体地说，仅适用于对进口商品的国内税收和政府对进口商品的法规、规章等管理措施方面。GATT文本第3条是“国内税与国内规章的国民待遇”条款。根据该条的规定，每一成员对来自任何一个其他成员的进口商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收费均不得高于其本国的同类产品；在进口商品从通过海关进入进口方境内至该商品最终被消费期间经过的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法令、条例和规章方面，所享受的待遇应不低于相同的国内商品所享受的待遇。GATT订入该国民待遇条款的目的，是防止政府实行保护主义，干预进口货物，保证各成员享受关税减让带来的利益，并保障进口商品与国内同类商品获得同等的竞争条件。
GATT国民待遇条款具体适用于如下三个方面（1）国内税收及其他各项费用。国内税收指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及各种附加税等；其他各项费用指对处于流通过程中的进口商品应承担的仓储费、运费和保险费及有关服务费用。按国民待遇条款的规定，各成员政府在对进口商品的征税和收费方面，都必须将适用于国内同类商品的税种、税率、征收方法、征收程序和减免税优惠等同样适用于进口商品。凡对进口商品设置了更高的税率或收费标准，或更繁琐的征收程序，或更为不便的征收方法等等，都会提高进口的成本，使其与国内同类商品处于不同等的地位上，导致不公平的竞争。（2）进口商品的混合或加工。某些进口商品进口后有必要经过混合或加工后才能投放市场，这就必然涉及到原材料或配料的供应或购买。依国民待遇条款的规定，各成员不得制定条例以限制进口商品的混合或加工的原材料或配料的供应数量和供应渠道。违反了这一规定，即会对有关进口商品的进口形成数量限制。（3）进口商品流通的各环节。首先在商品销售方面会涉及到销售渠道、销售方式、销售价格等；其次，在推销环节上则会涉及推销方式、推销手段问题，其中包括广告的制作，如制作标准或要求及制作费用；其三，在运输方面会涉及运输工具的安排、装运要求、运费等；最后，在购买、分配或使用方面则会出现对购买行为的限制，商品的市场投向分配、市场数量分配、消费数量分配，或对使用某商品加以条件限制等现象。依国民待遇条款，各成员在对待进口商品的各流通环节中涉及的诸方面，均应与国内同类商品同等对待，即对国内商品与进口商品适用相同的规定或采用相同的措施，以避免对进口商品的正常流通形成各种障碍。
2.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国民待遇的适用
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各方的妥协让步，服务贸易总协定终于将国民待遇原则作为其规定的具体承担义务部分。该条款规定：每一成员方应在其承诺表所列服务部门或分部门中，根据该表内所述任何条件和资格，给与其他成员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就所有影响服务提供的措施而言，其待遇不低于给予其本国相同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
服务贸易总协定国民待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不作为普遍义务，而是作为具体承诺与各个部门的开放联系在一起，这样可以使分歧较小的国家早日达成协议，否则就加重了他们在服务贸易和国际收支中的负担，这是有悖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宗旨的。因此，服务贸易中的国民待遇是以WTO成员间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协议，在协议的基础上确定不同服务行业中不同程度地履行国民待遇。 另外，服务贸易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应本着“利益互惠”的原则，但这种利益互惠不应是绝对数量上的“对等优惠”，而是“相互优惠”，衣服和水平不同国家的需要。
3.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关于国民待遇的适用
在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总则和基本原则中，明确规定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国民待遇原则。它规定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成员以方对其他成员方国民提供的待遇不得低于对本国国民所提供的待遇。这一规定将GATT仅适用于外国进口产品的国民待遇扩大适用到包括商标权、专利权和版权等内容的知识产权领域。
4.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关于国民待遇的适用
在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中明确而又具体地规定了使用关贸总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即任何成员方都不应使用与关贸总协定第3条或第11条不一致的任何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并在该协议中列举了与国民待遇不相符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1）要求企业购买或使用国内产品或来源于国内渠道供应的产品，不论这种具体要求是规定特定产品、产品数量或价值，还是规定购买与使用当地产品的数量或价值的比例；或者，（2）限制企业购买或使用进口产品的数量，或与其出口当地产品的数量或价值相联系。
（三） 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
与最惠国待遇原则一样，适用国民待遇原则同样存在着各种例外。
1.最惠国待遇原则在货物贸易领域的例外和实行例外的条件
关贸总协定对国民待遇原则作了例外规定，集中体现在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中。例如，成员方可依据该条款的规定，为维护公共道德和保障人民或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对进口产品实施有别于本国产品的待遇。又如，在国内原料的价格被压低到低于国际价格水平时，作为政府稳定计划的一部分的期间，为了保证国内加工工业对这些原料的基本需要，有必要采取限制这些原料出口的措施。
此外，在世贸组织其它多边货物协议中也规定了国民待遇例外，如《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从WTO协定生效之日起的5年内，允许发展中国家成员对使用国内产品进行补贴；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成员这一期限可延至8年。
2.国民待遇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例外和执行例外的条件
服务贸易总协定将国民待遇作为成员方经谈判而承担的具体义务，而不是必须遵守的一般义务，这一规定与总协定的其他原则规定是有区别的，成员方谈判承担义务时可在承诺表中列出不按照国民待遇的安排，包括那些有关服务提供者或服务产品的条件、标准或许可等。此外，它还规定了不少例外，如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等3.国民待遇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的例外和执行例外的条件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也规定了不少例外，如有关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以及《有关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中的各自有关国民待遇例外的规定均构成该协议的例外。此外，还包括司法和行政程序方面的例外，如对服务地点的指定，对代理人的规定等。
4.国民待遇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领域的例外和执行例外的条件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关于国民待遇例外的规定的范围更广，它不仅规定所有例外规定都适用于该协议的各项规定，而且规定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暂时自由地背离适用国民待遇原则和数量限制规定，即发展中国家成员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这一期限分别为5年和7年。
（四）国民待遇原则的精髓
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关贸总协定的核心原则，也同样是世贸组织最主要的原则。相对而言，最惠国待遇原则较易于理解与操作，而国民待遇原则无论在理解上还是操作上，都不是易事。然而，对国民待遇原则的准确理解与熟练运用，对于维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相比，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其共性体现在两者都建立在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且为了共同的目标，即为了减少或消除贸易障碍，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两者的区别在于其肩负的使命不同，国民待遇原则的使命是保证成员国进口的外国商品与本国商品、外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与本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外国国民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本国国民的知识产权保护享有平等的待遇，即保证内、外国间的待遇平等；而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使命则是保证一成员给予所有其他成员完全相同的上述待遇，即保证外国间的待遇平等。
简单地说，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一国给予A国的企业与产品的待遇，也必须同样地给予B国，即实现“外外平等”。对比之下，国民待遇原则要求一国给予本国产品或企业的待遇，也须同样适用于本国境内的外国企业与产品，即实现“内外平等”。
国民待遇概念的实质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关系来理解。第一，国民待遇原则与相互主义的关系。国民待遇是向外国的企业、产品、人提供与本国的企业、产品、人完全相同的待遇。同样，只要A国政府对本国的企业、产品、人等没有提供某项待遇，那么即使B国政府向A国的企业、产品、人提供了这项待遇，也不产生A国政府向B国提供该项待遇的义务。因此，国民待遇提倡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相互主义则要求“结果的平等”。从关贸总协定导言中的“reciprocal and mutually advantageous”一语看，总协定确实存在着类似于相互主义的概念，这与关贸总协定的对象主要是工业制品有关。关贸总协定的出发点是通过降低易于关税化的工业制品的关税来促进自由贸易，而相互主义的手法较能促进关税的减让谈判，这就是关贸总协定中的相互主义的概念，它并非是那种僵硬的相互主义，而更接近一种互惠、互让的精神。第二，国民待遇原则与“自由化”的关系。关贸总协定的宗旨是促进贸易自由化，但在原来的关贸总协定中，并未出现过“自由化”一词，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下，一国是否推行贸易自由化， 衡量的标准即是国民待遇原则。就是说，只要一国将赋予本国的企业、产品、人的待遇非歧视性地赋予外国的企业、产品、人，即被认为遵守了自由贸易原则、实施了“自由化”政策。在原来的关贸总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与“自由化”即是同义词，所以没有必要特意再加进该词。
（五）国民待遇原则的意义
为了确保外国人能在中国正常地生活或开展事业，我国法律如《宪法》、《民法通则》、《对外贸易法》、诉讼法及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国民待遇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涉及到投资权、一般民事权利、对外贸易、税收（流转税）、知识产权及法律诉讼等多方面。但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
1.超国民待遇原则的表现：（1）所得税优惠：对照内资企业33%的所得税税率，外商投资企业根据设立地区、企业性质和所属行业的不同，可以适用30%、24%、15%或更低的税率。其中，对于新办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还可享受“两免三减”（即获利的最初两年免税，其后三年减半征收）的直接减免税规定，从而使外资企业的税赋水平低于内资企业；（2）进出口权优惠：根据我国的外资法律，外贸企业当然拥有进出口权，而国内只有少数企业拥有进出口经营权；（3）用汇优惠：在用汇方面，外资企业可以直接向外资银行借贷外汇，而国内企业则受到国家外汇信贷指标的严格限制。除此之外，我国还在生产经营自主权、出口退税、进口货物免税等方面给予外商投资诸多的优惠政策；（4）知识产权方面，典型的是在著作权方面。1992年9月颁布实施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把许多没有给予我国国民的著作权相关权利保护，给予了外国国民。《著作权法》对我国国民不保护的实用工业品，却对外国作者、中外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作者提供25年的著作权的保护。
2.次国民待遇原则的表现：（1）对外商投资产业部门的限制：1995年6月，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联合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首次以法规形式规定了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外商在华投资的产业项目。但是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业，对外资的准入则有严格的限制，其中尤以服务业最为突出。《规定》和《指导目录》明确规定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领域禁止设立外资企业；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房地产等行业限制设立外资企业。（2）当地成份要求：我国外资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设备、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物资在同等条件下应当尽先在中国购买，这属于违反TRIMs的投资措施。（3）贸易（外汇）平衡要求：同样这也属TRIMs所禁止的一种不正当投资措施。我国外资法明文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必须实现进出口平衡、保证外汇收支平衡。（4）此外，对外资的次国民待遇还表现在设立外商企业时采取比内资企业严格的审批程序以及实行歧视性的服务收费制度等方面。
我国已是WTO成员国，必须按照WTO的游戏规则实施国民待遇原则。我国的时间必须与WTO国民待遇原则相协调。
第一，应淡化超国民待遇。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然而我国对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间接损害了本国企业的利益，使本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将影响到民族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超国民待遇并非就代表一国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包括了物质环境和由政治、经济、法制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 ，是一个诸要素有机结合的综合体。因此，我们要全面地改善投资环境，提供更为良好的软环境和硬环境，逐步变超国民待遇为平等待遇。
第二，应改善次国民待遇。对于WTO的要求而言，我国目前的开放程度还是不够的。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一种渐进式的模式，平等的国民待遇的推行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必须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具体行业部门的竞争耐受力作出正确地分析、判断，同时，我们应充分利用适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规定，在某些领域继续实行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因此。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抵制发达国家过于宽泛的国民待遇要求将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原则上，国民待遇只能在渐进的基础上给予，以确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相对平衡为前提，是一个稳步实施的过程。但国民待遇的试行是一种客观趋势，我国政府及相关行业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
曹建明 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沈木珠：《WTO法律原则与我国入世之区域对策》，《现代法学》，2001年10月第23卷第5期，第111页
沈木珠：《WTO法律原则与我国入世之区域对策》，《现代法学》，2001年10月第23卷第5期，第112页
曹建民 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梁鹰：《正确理解和运用最惠国待遇原则》，《前线》，2002年第9期，第35页
余劲松 吴志攀 ：《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174页
梁鹰：《正确理解和运用最惠国待遇原则》，《前线》，2002年第9期，第35页
郑萍：《我国最惠国与国民待遇实践与WTO反歧视原则的协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8期，第67页
姚梅镇：《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299页
胡 霁：《浅论“入世”后的国民待遇原则》，《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7月第2卷第3期，第9页
沈敏荣：《法学杂志》，2001年第3期第22卷，第36页
程虎 李省龙：《安徽电力职工大学学报》，2001年第6卷第1期，第10页
沈木珠：《WTO法律原则与我国入世之区域对策》，《现代法学》，2001年10月第23卷第5期，第112、113页
曹建民 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孙维炎 张汉林：《论世界贸易组织国民待遇原则》，《世界经济》1997年第9期，第30页
曹建民 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余劲松 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152页
沈木珠：《国际贸易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版，第436页
郑海东：《市场准入条件下国民待遇原则的理解与应用》，《财经研究》，2001年3月第27卷第3期，第50，51页
胡霁：《浅论“入世”后的国民待遇原则》，《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7月第2卷第3期，第10页
姚梅镇：《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19，20，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