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二十七讲：反垄断法律制度
发布日期：2003-11-07 文章来源： 互联网
垄断的原意是独占，即一个市场上只有一个经营者。反垄断法，顾名思义就是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它是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的法律制度。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反垄断法
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竞争性，竞争的存在是市场运行得以延续、社会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必要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竞争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反垄断法的宗旨是反对龙断，反对限制竞争，保护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因此，反垄断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非常必要，而这种必要性可以从竞争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中体现出来。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优化配置资源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区别是，市场经济不是中央集权式的经济。企业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不是靠国家的计划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是由企业自己来决定。一般来说，当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比较短缺，它的价格就会上涨，生产者就会对这种商品进行投资；当一种商品供大于求，它的价格就会下降，生产者就会将其资金转移到其他商品或者服务上去。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企业生产或者经营计划的重要因素是市场价格，价格机制在调节市场供求和优化配置资源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要使价格机制能够发生作用，市场必须至少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企业的自主权，第二是保持市场的开放性。这即是说，经营者之间要能够开展竞争。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老百姓感受最深切的一点是，计划经济条件下许多有钱买不到的东西，现在是应有尽有。这简直就是一个经济奇迹。这个奇迹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竞争。正是因为我国经济生活中有了竞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才能面向市场，社会的供求关系才能得到平衡，社会资源才能得到合理和优化的配置。
（二） 推动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竞争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即竞争可以淘汰低效率的企业，淘汰不合理的生产工序和劣质产品。与此相反，那些高效率的企业和优质产品在竞争中则可以得到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甚至可以取得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垄断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每个企业都希望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多的利润，它们就会努力降低成本和价格，不断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改善经营管理，目的是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而且，一个企业一旦在市场上取得了领先地位，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其他的企业就会跟着效仿。这就使市场竞争呈现出一派你追我赶、生气勃勃景象。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普遍有了很大提高。特别在家电行业，涌现出一大批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靠的就是竞争！竞争使这些企业有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使它们产生了巨大的创新动力，这就为它们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可以说，竞争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进器，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源泉。
（三） 保护消费者
竞争对企业是一种压力。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必须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改善售后服务，并且得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增加花色品种。例如在我国的家电领域，新产品越来越多，产品质量越来越好，价格却是一降再降。再以电信设备为例。90年代初买一只手机大约需要3万元，现在手机价格已降到二三千元，甚至几百元。是竞争迫使生产商和销售商不断地向消费者降价让利，要求他们在产品的质量、数量以及花色品种方面尽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说，竞争使消费者成为“上帝”，竞争给消费者带来了社会福利。
我们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机制。只有竞争才能使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企业才能具有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消费者才能得到较大的社会福利。然而，市场经济本身并没有维护公平和自由竞争的机制。为了减少竞争压力和逃避竞争风险，企业总是想方设法地限制竞争。就在我国现阶段市场不成熟和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限制竞争的现象也已经频频出现，如企业联合限价，联合限制生产或者销售数量，或者相互分割销售市场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当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政企不分的现象尚未完全改变，来自政府方面的行政性限制竞争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这些形形色色的限制竞争不仅会损害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由于取得了垄断地位的企业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从而会丧失创新动力，不思进取，其结果就会阻碍国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因此，我国亟待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反垄断法律制度。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内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多的外国企业和外国商品将会进入我国的市场，与国内的企业和产品展开激烈的竞争。因此，制定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反垄断法，给国内外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和有序的竞争环境，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贸易法制的完善，而且也有利于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我国的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反垄断法作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规则，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经济政策上，它们都是推动和保护竞争，反对企业以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手段谋取利益，从而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必要手段。它们的不同之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反对企业以假冒、虚假广告、窃取商业秘密等不正当手段攫取他人的竞争优势，其前提条件是市场上有竞争，其目的是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保护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因此，这个法律可以简称为公平竞争法，它追求的是公平竞争。而反垄断法则是通过反垄断和反对限制竞争，使市场保持一种竞争的态势，保证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者，保证消费者有选择商品的权利。因为在垄断和限制竞争的情况下，企业失去了竞争自由，反垄断法追求的就是自由竞争，这个法律从而也可以简称为自由竞争法，其目的是保障企业在市场上自由参与竞争的权利，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扩大社会福利。因为反垄断法是规范整个市场的竞争，涉及的问题是全局性的，它在推动和保护竞争方面所起的作用就远远大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美国，它被称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在德国被称为“经济宪法”，在日本被称为“经济法的核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在配置资源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手段。因而，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立法中就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经济法的核心。
二、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概况
反垄断法目前在我国还是一种全新的法律制度。但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颁布了这种法律。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随着全国铁路网的建立和扩大，原来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市场迅速融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大市场的建立一方面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垄断组织即托拉斯的产生和发展。1879年美孚石油公司即美国石油业第一个托拉斯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的开始，托拉斯从而在美国成为不受控制的经济势力。过度的经济集中不仅使社会中下层人士饱受垄断组织滥用市场势力之苦，而且也使市场普遍失去了活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爆发了抵制托拉斯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种反垄断思潮导致1890年《谢尔曼法》（Sherman Act）的诞生。谢尔曼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从而也被称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之母。美国最高法院在其一个判决中指出了谢尔曼法的意义，即“谢尔曼法依据的前提是，自由竞争将产生最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同时创造一个有助于维护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环境”。
从谢尔曼法问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期间除美国在1914年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作为对谢尔曼法的补充外，其他国家的反垄断立法几乎是空白。然而，第二次大战一结束，形势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在美国的督促和引导下，日本在1947年颁布了《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德国于1957年颁布了《反对限制竞争法》。1958年生效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85条至第90条是欧共体重要的竞争规则。此外，欧共体理事会1989年还颁布了《欧共体企业合并控制条例》，把控制企业合并作到为欧共体竞争法的重要内容。意大利在1990年颁布了反垄断法，它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颁布反垄断法最晚的国家。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反垄断法。
发展中国家反垄断立法的步伐比较缓慢。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尽管有联合国大会的号召，联合国贸发会还就管制限制性商业实践提供了技术援助，但是颁布了反垄断法的发展中国家仍然不足12个，它们包括亚洲的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发展中国家当时对反垄断法普遍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许多产业部门或者主要产业部门是由国有企业经营的。为了维护国营企业的利益，国家自然就会在这些部门排除竞争。此外，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不允许企业间开展竞争，这些国家自然也没有制定反垄断法的必要性。我国也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当时认为计划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把竞争视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认为竞争对社会生产力会造成严重的浪费和破坏，我国当时也完全不可能建立一种崇尚竞争和反对垄断的法律制度。
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政策总的导向是民营化、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和反垄断，各国反垄断立法的步伐大大加快了。这一方面表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或者强化了它们的反垄断法，另一方面表现在前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国家也都积极进行这方面的立法。到1991年，中欧和东欧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立陶宛、波兰、俄罗斯、匈牙利等都颁布了反垄断法。近年来，随着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积极地申请加入欧盟，它们又都根据欧共体竞争法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反垄断法。据统计，世界上目前颁布了反垄断法的国家大约有84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在之所以积极制定和颁布反垄断法，主要的原因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不能令人满意。因此，除了一些特殊的行业，这些国家都已经开始在原先国家垄断经营的部门注入了私人经济，甚至在电信、电力、煤气等传统上被视为自然垄断的行业引入了竞争机制。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垄断不仅会损害企业的效率，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还会遏制了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竞争精神，而这种竞争精神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真正动力。
三、反垄断法的任务
反垄断法的任务就是防止市场上出现垄断，以及对合法产生的垄断企业进行监督，防止它们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具体地说，反垄断法主要有以下任务：
（一）禁止卡特尔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说过，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少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其目的便是商讨如何对付消费者。反垄断法上把这种限制竞争性的协议称为“卡特尔”。例如，电视机生产企业通过协议商定，每台电视机的售价不得低于3000元。这种协议就会排除它们在价格方面的竞争。这种卡特尔被称为价格卡特尔。为了维护产品的高价，竞争者之间也可以通过协议限制生产或者销售数量，例如1998年我国彩电业生产显像管的八大企业联合限产。这种卡特尔被称为数量卡特尔。此外，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还可以通过协议划分销售市场，这种卡特尔被称为地域卡特尔。
上述这些卡特尔对市场竞争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以价格卡特尔为例：因为被固定的价格一般会大大超过有效竞争条件下的价格水平，这种卡特尔自然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此外，在价格被固定的情况下，效益好的企业因为不能随意降价，不能根据市场的情况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它们从而也就不能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分割销售市场也是对竞争的严重损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卡特尔的企业各自在其销售地域都有着垄断地位，这一方面使消费者失去了选择商品的权利，另一方面使市场失去优胜劣汰的机制，即效益差的企业不能被淘汰，效益好的企业不能扩大生产规模，这就会严重损害企业的竞争力，使社会资源不能得到优化配置。
在各国反垄断法中，上述各种严重损害竞争的协议一般得适用“本身违法”的原则，即不管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订立的，都得被视为违法。根据美国的《谢尔曼法》，这种情况下对公司的罚款可以达到1000万美元，对个人罚款可以达到35万美元，此外还可以处以三年以下的刑事监禁。但在具体案件中，美国司法部根据美国刑法的规定，早已大幅度提高了反垄断案件的罚金。在2000年，日本三菱公司因为被指控参与了一个固定（石墨电极）价格的国际卡特尔，被美国司法部征收了1亿3千4百万美元的罚金。不久前，英国的克里斯蒂（Christie）拍卖行和美国的苏斯比（Sotheby）拍卖行作为国际上两家最著名的拍卖行，因商定佣金的价格被指控违反了美国反垄断法。现在，这两家拍卖行不仅被课以巨额罚金，它们的总裁还面临着刑事监禁。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间订立限制竞争的协议有时对经济是有好处的。例如，统一产品规格或者型号的协议，适用统一的生产、交货以及支付条件的协议，中小企业间的合作协议，以及统一出口价格的协议。因为这些限制竞争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它们一般被视为合理的限制，可以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
（二） 控制企业合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并购是经常发生的，而且绝大多数的企业并购对经济是有利的。特别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企业并购有利于改变我国企业过度分散和规模过小的状况，有利于促进企业间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技术方面的合作，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然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本身有着扩大规模和扩大市场份额的自然倾向，如果对合并不加控制，允许企业无限制地购买或者兼并其他的企业，不可避免地会消灭市场上的竞争者，导致垄断性的市场结构。正是出于维护市场竞争的需要，各国反垄断法都有控制合并的规定。这种控制的目的不是限制企业的绝对规模，而是保证市场上有竞争者。这方面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合并的申报和审批制度，即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合并需要向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进行申报。根据美国、德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法律，只要合并可以产生或者加强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主管机关就可以禁止合并。有些国家的法律还规定，什么样的合并可以推断为是产生或者加强了市场支配地位。例如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规定，如果合并后一家企业达到了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或者三家或三家以下的企业共同达到二分之一市场份额，或者五家或五家以下的企业共同达到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就可以推断合并产生或者加强了市场支配地位。
经济是非常活跃的。有些合并即便产生或者加强了市场支配地位，但是因为某些特殊的情况，政府也应当批准合并。美国司法部1997年批准了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合并，这一方面是因为麦道公司当时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另一方面因为合并后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存在着与欧洲空中客车的竞争。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规定，如果合并有利于整体经济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应当批准合并。需要指出的是，导致垄断的合并因为会严重损害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政府批准这种合并的时候应当非常慎重。
（三）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实践中，企业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甚至垄断地位。例如，国家授权一个企业在某个行业享有独家经营的权利，这个享有特权的企业自然就是一个垄断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如专利、版权等取得市场支配地位。例如，微软公司就是通过知识产权在全世界的软件市场上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虽然不反对合法的垄断，但因为合法的垄断者同样不受竞争的制约，它们就非常可能会滥用其市场优势地位，损害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对那些在市场上已经取得了垄断地位或者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加强监督。1997年美国司法部指控微软公司违反了美国反垄断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
微软公司一案说明，那些在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或者支配地位的企业，它们的市场行为会受到政府更为严格的管制。这即是说，同一种限制竞争的行为如果发生在不同企业的身上，它们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例如，消费者购买长虹电视机的时候，如果销售商要求消费者必须同时购买一台长虹牌收录机或者其他产品，消费者一般不会接通受销售商这种无理的要求，而会转向购买海尔、TCL或者其他品牌的电视机。这说明，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搭售行为一般不会对消费者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然而，消费者安装电话的时候，如果电话局要求他们购买指定的电话机，否则就不给装电话，这种搭售行为对市场就有着严重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这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其他产品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也会严重损害竞争，因为它会给某些企业的市场销售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因此，反垄断法中关于市场行为的管制主要是针对垄断企业或者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
在我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主要是公用企业。例如，邮电局强行为用户配发电话机，电力部门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配电箱，自来水公司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给水设备，煤气公司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煤气灶和热水器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还有其他的表现，例如滥收费用，即对消费者或用户索取不合理的垄断高价；低价倾销，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目的是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价格岐视，即对处于相同地位的交易对手使用不同的价格条件，从而使某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此外还有抵制或者拒绝交易，例如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化学企业拒绝向一个生产药品的企业提供它在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化学原料，在这种情况下，被拒绝供货的企业就可能被排挤出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后果包括停止违法行为，对违法企业进行罚款。此外，受害者还可以要求民事损害赔偿。在美国，法院还可以拆散垄断企业，拆散的目的是将垄断性的市场变为竞争性的市场。美国法院1982年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T）分为八，在世界上最早打破了电信行业的垄断。
（四） 禁止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实际上，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政府限制竞争都是对竞争损害最甚的行为。因此，我们在研究反垄断问题时，就不能把目光仅仅投向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而还应当注意政府的行为，防止它们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
由于历史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尤其重视行政垄断的问题。乌克兰共和国1992年颁布的《禁止垄断和企业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法》第6条明确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对企业采取岐视的态度，例如出于限制竞争的目的，禁止在某个经济领域建立新企业，限制企业的某种活动或者某种产品的生产；强迫企业加入企业集团，或者强迫它们向某些企业提供价格便宜的产品；或者禁止在共和国某地区销售来自其他地区的商品，从而导致一定商品市场的垄断化；或者对个别企业提供税收或其他方面的优惠，使它们相对其他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等等。
行政垄断在我国当前主要表现为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即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经营者的市场准入，排斥、限制或者妨碍市场竞争。这特别表现为一些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行政性公司、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的大企业集团以及一些挂靠这个局、那个部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这些企业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有着一般企业所不可能具有的竞争优势，在某些产品的生产、销售或者原材料的采购上处于人为的垄断地位，从而不公平地限制了竞争。这种现象被称为“权力经商”。地方保护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禁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原材料销往外地，由此使全国本应统一的市场分割为一个个狭小的地方市场。例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外地的化肥或者其他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专门发布地方文件，禁止本地的单位和个人营销外地产品，甚至对营销外地产品的经营者随意没收或者罚款。有些地方为了抵制外地啤酒进入本地市场，要求本地居民喝“爱乡酒”。有些地方为了阻止外地生产的轿车进入本地市场，对外地产品乱收费用。
由于我国当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也往往带有行政色彩。例如1998年我国某些行业出台的所谓“行业自律价格”。不管如何解释“行业价格自律”，它们都应当被视为是政府部门纵容企业进行价格协调的行为，是一种强制的价格卡特尔。最先实行行业自律价的中国农机工业协会农用运输车分会甚至还以不执行行业自律价为由对山东时风集团进行了罚款。然而，从市场经济的本质来说，强迫企业按照所谓的行业自律价销售产品是不合理的，因为行业自律价的基础是行业的平均成本。既然是平均成本，这个成本肯定就高于某些经济效益较好企业的个别成本，从而限制了这些企业的降价幅度，使它们失去了扩大生产的机会。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利益。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因为地方保护，上海生产的桑塔纳轿车只能在上海地区销售，湖北生产的富康车只能在湖北地区销售，这些企业就不可能扩大生产，实现规模经济，从而也不可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此外，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还为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提供了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腐败，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因此，反垄断法应当将反行政垄断作为一个重要而且非常迫切的任务。
四、关于完善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建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竞争，我国开始注意反垄断立法。1980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首次在我国提出了反垄断，特别是反对行政垄断的任务。暂行规定指出，“在经济生活中，除国家指定由有关部门和单位专门经营的产品外，其余的不得进行垄断，搞独家经营。”“开展竞争必须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任何地区和部门都不准封锁市场，不得禁止外地商品在本地区、本部门销售。”此后，我国逐步制定了一些涉及反垄断的法律、法规。比较重要的是1997年12月颁布的价格法和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以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该法第七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尽管有上述规定，我国目前的反垄断立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我国至今没有一部系统和完整的反垄断法。例如，彩管行业联合限产是严重的限制竞争行为，但我国对此没有禁止性的规定。我国也没有对垄断企业和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进行滥用监督的规定，更没有控制企业合并的规定，这就不能有效制止企业各种各样的限制竞争行为。第二，现行的一些反垄断规定还亟待完善。例如，行政性限制竞争在当前是对竞争损害最甚的行为，可在这个方面我国也缺乏有效的禁止性规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条规定，滥用行政权力的法律后果是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因为这里的上级机关不是一个确定的机关，更不是一个确定的司法机关，上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就不一定具有很强的反垄断意识。另一方面，如果授权上级机关纠正下级机关的违法行为，法律上就应当有一套包括立案、调查、听证、作出裁决等一系列程序，这从而需要国家投入相当大的人力和财力。这种做法是不现实的。第三，我国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执行反垄断法的行政主管机关。而且，即便作为最重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工商管理部门，它在反垄断法的执行中也不具有足够大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特别在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中，工商管理部门往往不能以相对超脱的态度，秉公执法。
下面对加强和完善我国反垄断立法提几点建议。
第一，我国应尽快制定一个比较系统和比较全面的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一百多年来的成功经验和合理做法，也是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基本法律制度。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经有了制定和执行反垄断法的基础和条件：一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垄断制度已经被打破；二是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实现了多元化；三是国有企业享有越来越大的经营自主权，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四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经济已经完全融入国际经济。这就要求我国的经济体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作，建立保护竞争和反对垄断的法律制度，为企业创造一个自由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我国反垄断法不仅应当规范限制竞争性的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且还应当控制企业合并。控制企业合并是预防垄断的有效措施。如果没有这种法律制度，我国的市场就非常容易成为垄断性的结构，特别是那些掌握着高科技和有着资金优势的大跨国公司非常容易通过并购手段在我国取得市场支配地位，进而滥用它们的市场势力。
第二，鉴于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限制竞争主要是来自旧体制下的行政性限制竞争，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制定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变当前对行政性限制竞争监督不力的状况。行政性限制竞争不仅应当与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一样，受到一个明确和统一的准司法机关的管辖，而且这个机关在制止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时候，应当在立案、调查和作出裁决等方面有一套透明的程序，有明确的处罚权，从而使当事人能够对其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可预见性。当然，行政性限制竞争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不是一部反垄断法能够完全解决了的问题。然而，反垄断法对此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这有利于提高各级政府部门的反垄断意识，有利于它们明确是与非、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从而自觉地减少和避免这种违法行为。因此，可以说，反垄断法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催化剂。
第三、顺应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潮流，尽可能在所有行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制定反垄断法时，有些行业可能会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为由要求从反垄断法中得到豁免。根据发达国家的反垄断立法经验，即便是自然垄断行业，它们也不能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随意拒绝其他企业进入网络或者其他基础设施。这些规定主要涉及电信、电力、天然气、铁路等与管道设施相关的产业部门。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不仅对于我国履行加入WTO所承担的开放市场义务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可以推动这些行业的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改善服务质量，改善经营管理，从而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对于这些行业的立法，我们一方面应当注意开放网络，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护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例如进入者应当支付合理的费用。
第四、反垄断法应具有域外适用的效力，即这个法律不仅适用于在我国境内产生的限制竞争行为，而且还应当适用于那些在国外产生的但对我国市场竞争有着不利影响的限制竞争行为，这主要指国际卡特尔活动。不久前，欧盟委员会对世界上八家生产维生素的大企业征收了共计8亿多欧元的巨额罚款，理由是这些企业商定维生素的销售价格，损害了欧盟消费者的利益。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国际卡特尔自然也会影响我国的市场。因此，我国反垄断法应具有域外的效力，否则我们就不能有效制裁跨国公司损害我国市场竞争和损害我国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反垄断法早在1994年就列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1998年又列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这说明，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法律的重要意义。鉴于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鉴于保护竞争和反对垄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我国有关部门应当抓紧时间，尽快地制定和颁布这部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