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将发生交通肇事罪后逃逸或逃逸致人死亡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这是因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往往导致交通肇事案件难以侦查，被害人往往因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损失无法得到赔偿。这表明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因此应当依法予以严惩。交通肇事罪的情节认定以及取证通常较为困难，为了更好的审理该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包括“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等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规定。这对交通肇事案件统一执法标准，严惩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是，新的《解释》引发了诸多争论，学者们针对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和行为内容的复杂性，各抒己见。在本章中，我们将对“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界定


（一）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含义


最高法院在2000年11月15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解释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按照这个解释，肇事者无论是否救助受害人都不影响逃逸的成立，因此肇事者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之后再逃跑，也要按照交通肇事逃逸处理，因为这仍然符合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


笔者认为要正确认识交通肇事逃逸的含义必须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具有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先行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3条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一）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从其内容上来看，这条规定明确了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前提条件，即行为人必须具有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先行行为。因为该《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的三种情形和第2款规定的五种情形，都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情形。先行行为必须构成交通肇事罪，逃逸行为才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而存在。两者是毛与皮的关系。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上有且只有逃避抢救或肇事责任的动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本质在于肇事者对于自己先行行为带来的抢救义务和法律责任承当的逃避。逃避抢救义务和逃避法律责任这两个动机同时存在是实践中逃逸行为主观方面的一般情况，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仅存在单一的动机，例如，甲开车将人撞伤后，将被害人送到附近医院抢救，而后逃之夭夭，在这种情况下，肇事者己经尽了抢救义务，但是却逃避了法律追究，使交通肇事责任难以认定，因此虽然犯罪人仅具有逃避责任的动机，但是只要具备逃避抢救义务和逃避责任这两个动机中的任何一个，都应认为具备了逃逸的主观方面。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实质，其在于不履行法定的抢救伤员与财产、报案、接受处理的义务，而并非只是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


综上所述，交通肇事后逃逸，比较合适的理解应是，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不履行法定的抢救伤员与财产、报案、接受处理的义务，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


（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


关于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刑法理论上认识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罪后表现说”，认为交通肇事后又逃跑和受重伤的被害人后来又死亡，这二者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逃逸是交通肇事行为的继续，死亡是重伤后在特殊情况下的必然结果，行为人对被害人可能进一步引起的后果可能有希望或放任之心，但这一心态没有与进一步的行为相联系，也就没有独立意义，或者说，逃逸的实质是行为人在趋利避害的心理作用下，使肇事结果进一步加重的条件；[1]二是“独立行为说”，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独立的犯罪行为，因此应实行数罪并罚或者按吸收犯处理；[2]其三是“分别情况说”，认为交通肇事犯罪的行为人在犯罪后逃逸并因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如果是在过失支配下进行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在新的放任的故意支配下进行的，就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3]


在交通肇事逃逸的场合，肇事者的逃逸即可能表现为单纯的逃逸，即把被害者留置在现场、放任不管、径自离去的情形，也可表现为“置”之后再逃逸。因此，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性质，既不能只强调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也不能只看重行为人的罪后表现，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方面的表现来进行判断。如果是在先前的过失肇事的心理支配下逃逸的行为，则是一种罪后表现，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在肇事致人重伤的情况下，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又介入了其他加害行为后逃逸，如将被害人移入偏僻处或抬进驾驶室不送医院抢救而放任其死亡结果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该逃逸行为就构成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


笔者认为，“分别情况说”根据不同案件中行为人的具体罪过心理分别不同情况来认定行为的性质，应当说有一定的科学之处。因此，认定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将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方面的表现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来具体认定其是否属于独立的犯罪行为。


（三）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认定


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一个主客观相一致的行为，即行为人除了必须具有逃逸的客观外在行为方式，同时还必须具有逃逸的故意，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表明逃逸行为的心态只能是故意，如果仅仅具备离开现场的外部特征，而不存在逃逸的主观故意，则不能认定为此处的“逃逸”。[4]所以认定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必须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把握。


首先，认定逃逸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即行为人对肇事事故应是明知的。如果行为人对肇事事故不明知，而驾车继续行使，主观上没有恶性。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只是在进行正常的驾驶行为。所谓的“逃逸”时不能成立的，如果对于这种驶离现场的行为以逃逸论处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典型的客观归责，无论从刑事立法基本原则还是从司法公正角度出发都是不适宜的。当然，这里的“明知”并非要求肇事者对于其中所有的细节都有着具体的明知，只要坚持主客观统一的原则，对于肇事存在盖然性、可能性的明知，就符合要求。


其次，逃避抢救义务以及其后逃避责任追究。一般情况下，逃逸者不履行抢救义务和逃避责任的动机是重合的，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并不逃避抢救义务但尽可能地逃避肇事责任追究或者不履行抢救义务但并不逃避责任追究这种单一动机的情况，前者如甲驾车将被害人撞成重伤后，将被害人尽快送到医院，但之后一走了之的情形。只要具备逃避抢救义务和逃避责任追究这两个动机中的任何一个，都应认为具备了逃逸。《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把“逃逸”的动机仅仅归结为“为逃避法律追究”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而且也如前文所述，它与立法本意相悖。实践中有时发生这种情况，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在事故场受到被害者亲属围攻，因害怕殴打报复，暂时躲避，或者在将受害者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害怕家属殴打报复、而暂时躲避，事后又主动归案。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害人亲属等由于一时冲动的非理性的悲愤情绪而对肇事者实施殴打报复的情形，并不少见。[5]这种情况下肇事者的临时躲避行为要与逃逸相区分，在事故现场肇事者因为害怕遭受到受害者或者受害者亲属等人的殴打而逃离现场说明肇事后现场就有人，而且按常理，在场的人肯定会及时抢救伤者，事后又主动归案的，肇事者并未逃避抢救和责任认定，这种行为不能以“交通肇事后逃逸”论处。肇事者将受害者送到医院抢救，害怕家属殴打报复，暂时躲避，事后又主动归案，肇事者已履行了抢救义务，又不逃避责任，亦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二、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研究


（一）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


目前理论界对交通肇事中“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加重情节的理解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应仅限于过失致人死亡，即事实上发生了两次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第二次交通事故中的被害人死亡。如果在逃逸过程中对致人死亡持故意（主要是间接故意），则成立另一种犯罪，不能适用上述规定以一罪论处。[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就是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畏罪潜逃，致使被害人或因流血过多或因延误抢救时机而死亡。[7]笔者认为，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应遵循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准则，即“逃逸”是因，“死亡”是果，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受害者的死亡结果超出了行为人已制造的危险结果的范围，则这一死亡结果客观上不能归责于他。上述的第一种观点有欠缺，首先其不符合立法精神，因为它将“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解释为第二次交通肇事中撞死的其他人，而不包括先前肇事中的被撞伤者。这种思路明显与立法者增加该规定的出发点相悖，而且这种为了解释法条而随意发挥其想象力并任意扩大某一词语的基本内涵的做法，也与当今我们所推崇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其次，其与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也相悖。《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74条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显然，这些规定均将二次交通肇事排除在外，“因逃逸致人死亡”显然是指肇事以后因逃逸而致先前的受害人死亡。第二种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因流血过多”的表述不规范，“流血过多”是从死亡的原因上进行表述的，并不能说明“流血过多”是因逃逸行为所造成，如有的肇事者虽逃逸了，但被害人当场就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对肇事者就不能以刑法第 133 条第三个量刑幅度予以量刑。


综上，笔者认为，“因逃逸而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肇事以后，不履行救助义务，弃被害人于不顾，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致使被害人因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


“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必须发生在交通肇事后，并且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且撞了人。如果行为人有证据证明并不知道自己撞了人，且经查证属实，则不能以“因逃逸而致人死亡”的情节予以量刑。是否有证据证明，既不能以肇事者本人所述为依据，也不能由办案人员盲目判断为标准，而应当周密调查，综合判断，在把握上应有严格的尺度和标准。（2）被害人的死亡与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被害人的死亡仅仅是由于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责任或者救助义务，不及时抢救而驾车逃跑的逃逸行为造成的。（3）被害人死亡是由于逃逸行为而造成的，被害人的死亡除交通行为导致外，未介入其它的因果关系和条件。如果介入其它的加害行为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则不属于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范围之列。如行为人肇事致他人重伤而逃逸，被撞者被他人送至医院抢救，但由于医生的玩忽职守出现医疗事故致使被撞者死亡，或抢救期间因其他意外导致死亡的，或者行为人肇事致他人重伤后，为逃避罪责开车将被害人移到偏僻处甚至将被害人轧死后又逃逸的。


（二）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中“人”的范围


《刑法》第133条第三款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里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由于规定的比较含糊，导致了许多争议。在《解释》出台以前，刑法学界对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的理解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只限于原来的被撞伤者。[8]该观点认为现行刑法将逃逸致死作为加重情节的实质是立法对特定犯罪类型的一种简便处理模式，这种特定类型是交通肇事和对交通肇事被害人遗弃致死行为的结合，换言之，逃逸致人死亡的侧重点是遗弃交通肇事的被害人致死。


第二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是指肇事者在逃逸过程撞死的其他人。该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应限于事实上发生的二次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刑法将同种数罪规定了一个法定刑。[9]


第三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兼指上述两者。[10]该观点认为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人明确限定为某一种人，认为此处的人只包括其中的一种而不包括另一种的解释缺乏法律依据，而且肇事人在逃逸过程中再次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由于前后两次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死亡都是由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引起的，都是死于行为人的逃逸过程中，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都是相当的，理应适用同样的规定。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其一，上述第二和第三种观点只看到交通肇事逃逸和被害人死亡的表面联系，而并未看到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实质。如前所述，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实质，其在于不履行法定的抢救伤员与财产、报案、接受处理的义务以及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因逃逸致人死亡，就是行为人交通运输肇事后，由于未尽上述义务，为逃避罪责径行逃跑致使受伤者失去救治时机而死亡。因此逃逸致人死亡中存在肇事人应该履行义务的缺失和被害人死亡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如果在被害人和肇事人之间不存在这种关系就不能以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论处。在肇事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被害人生死于不顾，在仓皇出逃的过程中重新构成一起交通肇事罪并致人当场死亡的，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交通肇事造成的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肇事人的交通肇事行为，而不是逃逸行为，所以不应该以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论处，只能视具体情况以交通肇事罪的第一和第二刑档定罪量刑。


其二，如果“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是指第二次交通事故中的被害人，从立法逻辑上分析，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现行刑法中逃逸行为本身并非犯罪，如果逃逸中行为人未再违反交通运输法规而致死他人，完全由被害人本人的过错引起交通事故所导致被害人死亡，那么便无法适用该规定，致使现行刑法第133条第三档刑形同虚设而如将被害人死亡的责任归在行为人头上，对其适用刑法第133条规定的第三档次法定刑，则与我国刑法一贯坚持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相悖。因此，“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逃逸”的实质应是指“不救助”。由于立法用语的不准确，从而导致部分学者利用了这一措词的失误，牵强附会地将第二次交通事故而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也解释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中，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1月15日发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该规定实际上是采纳了第一种观点，把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限定为原交通事故中的被害人，应当说这一解释是合理的解释。


（三）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观罪过


交通肇事后，行为人不履行抢救受伤被害人义务，为逃避责任，径行逃跑，而导致受伤被害人死亡，对死亡结果行为人出于何种心态，才能认定为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按照交通肇事罪的第三个罪档进行处罚？《解释》出台以后，因把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的范围限定于原交通肇事中的被害人，使得该问题的罪过形式变的相对简单起来，但由于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形和刑法理论的传统束缚，其罪过形式仍然是理论研究中的重点。目前国内刑法学界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只能由故意构成，不能由过失构成。[11]该观点认为肇事人将他人撞伤后，这一行为导致产生救助被害人的法律责任，因逃跑而不履行此义务便构成了刑法上的不作为，逃跑时置被害人的死活于不顾，使得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死亡，肇事人对死亡结果持放任心态是肯定的，因此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不作为的故意犯罪。


一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只限于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12]该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如果该情节本身具有故意杀人性质，岂不出现严重的故意犯罪反而成为性质相对很轻的犯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这显然不合理。


还有的观点认为肇事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心理态度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13]该观点认为从立法原意来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是以情节加重犯的形式出现的，立法者认为其罪过形式应与前两个罪刑阶段一样，仍属于过失。


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持两种心态。一种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致被害人重伤的情况下，误以为被害人已经死亡而逃逸，从而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这种情形属于过失。另一种是行为人明知交通肇事致被害人重伤，但对其死活放任不管甚至希望被害人死亡，从而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出现。此时，行为人主观上的心理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先前的过失转化为间接故意或者直接故意。


笔者基本同意第三种观点。在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中逃逸人对死亡的心理态度可能包括希望和放任的态度，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这并不是说逃逸致人死亡能够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情形，能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情形不能包括在本条文内。正如王作富教授指出，行为人对逃逸结果持放任态度，不一定改变交通肇事罪整体的过失性质，但也不否认这种不作为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只是不能据此认定行为人放任被害人死亡的，就构成故意杀人罪。[14]在有些情况下即使肇事人对逃逸致人死亡持希望或放任态度，但仅凭此还不足以成立故意杀人罪，还需要有其他原则限制，比如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判断不作为构成犯罪的等值原则以及排他性支配原则等等。这种过分依赖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动机或对结果持放任态度的情况来判定行为的性质的方法并不可靠。有日本学者指出，即使在有杀人故意，但没有成立杀人罪的足够义务的情况下，要以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从轻处罚。[15]应该说这为日本学者强调即使主观上具备杀人罪中的主观条件还不足以成立杀人罪的观点是正确的。


（四）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我国刑法理论把犯罪行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可分为单纯逃逸和移置逃逸两种。单纯逃逸行为的法律意义只能是不作为。而移置逃逸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理论界有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他人急需救助的情形，行为人不但未予救助，反倒以作为而提高法益的危险性，这时刑法评价的重点应在作为而非不作为。第二种观点认为，移置逃逸行为是不作为。将被害人挪开现场抛弃他处的行为看似一连串的作为，但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本来就不是在行为人身体外表的动静，而是在他所违背的法律规范的期待方式。[16]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刑法上的作为与不作为的特有含义，是指犯罪行为的基本形式。实施不作为的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是违反命令性规范，而不是指行为人没有任何行动，有时行为人还可能以积极的行为去达到违反命令性规范的目的。如偷税行为在本质上是不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既不作为，但是，并非为此而什么也没有做。相反地，行为人往往要进行伪造账目等活动。[17]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而言，法律做出评价的重点在于行为人肇事后应当积极救助的作为义务上，而转移被害人的行为只是排除了其他人实施救助的时机与条件，致使死亡未能避免。因此，这种移置逃逸对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这一构成要件类型而言，应属于不作为形式。


从不作为的理论来看，成立不作为犯的前提是存在作为义务。在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中，其作为义务的来源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根据先行行为而得出的。即行为人因其先前实施的交通肇事致人重伤的行为，使被害人生命处于严重威胁的危险状态，行为人负有实施救护行为防止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关于先行行为只要是足以产生某种危险就可以成为不作为的义务来源，而不管其先行行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是有责的还是无责的。[18]在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件中，由于肇事者先行的违法肇事行为使得被撞者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肇事者基于其先行行为就有义务救助被撞者。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案件中，先前的肇事行为可以成为其后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先行行为。但是，即使逃逸者对被撞伤者的死亡具有故意，也不足以就此认定逃逸人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因为，不作为犯罪亦有其特定的犯罪构成，它也是主客观的统一，仅凭行为人主观上的心理态度就认为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显然扩大了杀人罪的成立范围。


理论一般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违反的是作为命令规范的行为规范，实现的却是以裁判规范形式规定的作为犯的犯罪构成要件。违反命令规范的不作为并不是实现通常情况下的作为犯的犯罪构成要件，只是在由于不作为实施的犯罪和作为实施的犯罪具有等价值的情况下，不真正不作为犯才能实现作为犯的构成要件。[19]大陆法系中，构成要件的等价值理论成为解决不真正不作为犯处罚的根据，即要求违反作为义务所造成的侵害在法定构成犯罪事实上与以作为手段所引起者具有同等价值。据此理论，要构成不作为犯，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间接故意或直接故意在客观上除了具有作为义务，行为的可能性外，还应考虑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例如行为的时间、地点、环境、被害者受伤状况等，只有这样才能判断其不作为的行为是否与犯罪构成规定的作为具有同等的价值性。


因此，笔者认为，具体到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要构成不作为犯，除了考察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的心理，客观上具有作为义务外，还必须判断逃逸人的不作为是否能够达到与一般的故意杀人作为“等值”，其等价值判断的标准，关键是看不作为中是否包含着剥夺受害者生命的现实危险性，即只要行为人的不作为具有使死亡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就可成立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据此可以区分不同的情形：其一，逃逸人对被害人的危险进程处于事实上的排他性支配关系之中，受害者的生命完全依赖于肇事者的保护，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其二，逃逸人对被害人的生命危险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排他性支配关系的，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


注释：

[1]孙国祥：《过失犯罪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8-189页。


[2]赵炳寿：《刑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08-515页。


[3]王作富：《刑事实体法学》，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253页。


[4]苏惠渔：《现实与理念之间—过实交通犯罪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的刑事法理论》，法律出版社，第223页。


[5]汪鸿滨：《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析》，《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6]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 年，第 568 页。


[7]邓又天：《刑法释义与司法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94-197 页。


[8]阮齐林：《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新刑法研究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第153页。


[9]张明楷著：《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586页。


[10]吴学斌、王声：《析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律师世界》1998年第10期。


[11]储槐植：《读“因逃逸致人死亡”司法解释》，《人民法院报》，2000年12月25日。


[12]龚培华、肖中华：《刑法疑难争议问题与司法对策》，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260页。


[13]林亚刚：《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一兼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规定》，《法学家》2001年第3期。


[14]高铭暄：《刑法学专论》（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62页。


[15]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


[16]刘志伟、聂立泽：《业务过失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08-109页。


[17]王作富：《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18]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19]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6-97页。

 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 宋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