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湖北佘祥林案，今有河南赵作海案，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但是这两个案子被告人的命运确实惊人的相同，两个案子涉嫌的罪名均是故意杀人；均是因被害人失踪引起；尔后均发现一具无名尸，群众报案，公安介入认定是失踪的被害人，从而锁定被告人。案情的经过说起来就是这样的简单明了，公安破案了，被告人也判刑了，被害人也瞑目了，如果案子就这样了结了，那么这将是一件多么值得称颂的公德啊。         然而造化弄人，若干年后，两个案子的被害人均又离奇出现诉说当年的情由，我们的司法机关立刻本着有错必纠的态度，再审改判二人无罪，进而得到国家赔偿，看似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然后这个圆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怎样的悲哀呢？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的青春荒废了，他们本来应该为社会创造财富，为自己编织美好的生活，而一起错案改写了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青春没有了，家没有了，所谓家败人散。虽十几年之后冤案得以昭雪，又得到了国家赔偿，但是金钱能赔偿一个人的青春吗？能还原一个的家庭吗？能给受家庭原因失学或者送人的孩子一个金色的童年吗？回答是：不能。而造成这个局面的罪魁祸首是谁呢？刑讯逼供。
        这两起案件均涉及一个词汇：刑讯逼供。刑讯逼供，这个名词由来已久，在中国应该有千年的历史了，古代刑事侦查的技术手段比较落后，断案主要依靠人犯的当庭呈贡，这个场景我们不应该觉得陌生，在电视荧幕上屡屡出现：大堂之上，大老爷高高在上，惊堂木一拍，断喝一声：来人，大刑伺候，这个时候往往堂下跪的这个人就已经吓的骨头发软了，屈打成招就这样产生了，而今天我们刑事诉讼法对刑讯逼供是严令禁止的。
        我们刑诉法明确规定不能仅以被告人的供述当作定案依据，且赋予了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力，这实际上是鼓励侦察机关不依靠被告人的供述，去主动搜集其他证据。
       然而，现在的情形是侦察机关在锁定貌似的嫌疑人的时候，往往从嫌疑人的供述着手，从其供述里面去找新的证据线索，当然如果这个嫌疑人是真正的作案者，那么对于侦察机关来说，得到供述实际上就得到了取得其他证据的线索，所以公安机关是很愿意从这个途径入手的，而嫌疑人若不配合，而侦查机关又想得到供述，怎么办？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刑讯逼供的事件。
       所以说白了，错案的发生，刑讯逼供的作用是显而易见，而侦查机关为什么热衷于刑讯逼供呢？主要是因为刑讯逼供的是搜寻案件证据的一条捷径，所以就铤而走险了，
      其实这两起案件之所以能昭雪，都是因为被害人的重出江湖，假如被害人客死他乡，那么这两起案子还都是铁案呢。所以侦查人员就会抱着侥幸的心理依然我行我素，哪里会有这么多的被害人重出江湖呢？所以刑讯逼供常常发生，错案也屡屡出现。
        而作为普通百姓，我们不希望哪天我们是另一个版本的佘祥林，我们也不希望哪天哪个地方出现另一个版本的佘祥林案，我们希望刑讯逼供这个词汇消失在刑事案件的过程中。
       重口供其实刑事案件的一个软肋，而刑讯逼供则是刑事案子的一个硬伤，我认为疗伤的法宝则是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检查审判机关能更好的把关，把案子办成铁案，即使没有被害人重新出新，也能认定被告人的清白。